何謂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合作均衡」？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的訪華行程剛剛結束，英國外相祁湛明（James Cleverly）又接着來華。

8月30日，祁湛明在北京分別同國家副主席韓正及外交部長王毅會面，試圖為跌至低點的中英關係破冰。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長王毅表示，從歷史演進的大視野看，中英關係面臨何去何從的戰略選擇。中方始終重視英國的大國地位和獨特作用，始終致力於發展穩定互惠的中英關係，始終認為中英合作具有全球影響。祁湛明表示，英中都是有着悠久歷史和全球視野的大國，積極的英中關係將使兩國人民和世界受益。

新華社的報道還稱，祁湛明表示，英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沒有變化，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英方致力於加強對華溝通，採取積極行動解決困難，增進理解，擁抱機遇。英國企業期待開展更多對華合作，開拓中國市場。兩國政府應共同努力密切經貿聯繫，釋放經濟活力，加強在科技、人工智能、綠色能源等領域的合作。

要指出的是，五年多來，中英關係經歷了明顯的惡化。自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8年「發難」開始，在中美關係迅速惡化的背景下，中英關係在約翰遜任首相時期開始下滑。辛偉誠在出任英國首相後，正式宣佈英中關係「黃金時代」結束，並在2023年3月將中國定位為「劃時代挑戰」。在此背景下，祁湛明在中英外交互訪中斷五年之後再度訪華，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變化。雖然不能期望顯著恢復中英關係，但至少是中英關係趨向改善的一個明確信號。據媒體報道，在祁湛明之後，英國商業和貿易部國務大臣莊敦文（Dominic Johnson）也計劃近期訪華。

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人員認為，美國、英國高官先後訪華並不是偶然的行動，而是有着內在關聯。由於美英特殊關係的存在，英國在重要的國際地緣政治問題上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實際上是受制於美英特殊關係。具體到中英關係來看，當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列為長期戰略競爭對手、整體調整對華戰略之後，英國必須跟隨美國的戰略調整，根本不可能單獨維持獨立的中英地緣政治關係。因此，中英「黃金十年」關係的終結就是一種必然。

那麼，如何看待美國和英國高官近期對中國的訪問呢？安邦的研究人員曾經指出，在國際關係中存在一種「鐘擺定律」，指的是國際關係的變化像鐘擺一樣擺動。最好的關係與最壞的關係形成了兩個極端，但都是小概率狀態，在大部分時間、大部分情況下，國際關係都處在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間狀態，只是偏離度不同。即使在特殊時候，國際關係維持在某種極端狀態，但只要不走向曠日持久的戰爭（熱戰或冷戰）狀態，國際關係最終都會從極端狀態向中間狀態回擺。這種規律在地緣政治領域、在全球化領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類似於中國古代所說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中美關係、中英關係的最新變化，就符合「鐘擺定律」，目前正在從最壞的極端開始回擺。這是在美國推動西方對華博弈進入冰凍期後，中國與部分西方國家雙邊關係的一次整體調整。要特別指出的是，中美關係、中英關係的回擺，並不代表美英對中國的戰略和政策出現結構性的調整，而只是對一種極端對立關係的有限調整。簡單來說，中美關係、中英關係的惡化差不多到谷底了，在經貿領域裏如果繼續惡化下去，將很快發展到傷筋動骨的程度。算國際政經的大賬，再惡化下去，雙方付出的成本將會很高，收益則會快速遞減。因此，有限改善雙邊關係，對於中國、美國和英國來說，都是各自的現實需要。

安邦研究人員此前曾分析，中美關係、中英關係的這種有限變化，將會在整體惡化的政經關係下、在地緣政治博弈框架不變的大背景下，在一些相對「無害」的領域，達成一種新的「合作均衡」。

在我們看來，這種「合作均衡」的主要特點有三個：一是有限合作，西方國家與中國的合作領域和合作程度都是有限的；二是「領域安全」，即雙方的合作集中在一些與政治、國家安全關聯性不大、敏感性不強的所謂「安全領域」，比如傳統經貿、傳統投資、旅遊、氣候變化等；三是地緣政治格局不變，與全球化時期的普遍合作不同，地緣政治格局會界定「合作均衡」的邊界，這是一個難以逾越的基本背景。具體建立經貿領域的「合作均衡」時，雙方雖有地緣政治分歧或對立，但不會選擇全面對抗與脱鈎，雙方會劃定哪些是敏感領域，這是受保護領域；哪些是無害領域，這是可合作領域。用雷蒙多的話說就是，「保護該保護的，促進該促進的」。

我們相信，「合作均衡」可能成為地緣政治主導世界、逆全球化階段的一種新模式。與全球化順境時期的全面合作與共贏格局相比，現在的「合作均衡」當然是一種較低水平的國際合作，可以視為全球化在地緣政治時代的扭曲變體。但是，與極端地緣政治博弈造成的雙輸或多輸格局相比，「合作均衡」仍然是一種重要的進步。通過建立「合作均衡」關係，相關合作方能夠在地緣政治博弈造就的狹窄世界裏（這種結果是非常愚蠢的！），尋找到寶貴的合作空間；在政治正確優先的厚重冰層之下，尋找到雙方或多方都能利用的透氣孔。

在世界層面，「合作均衡」的格局只有大國才能構建，因為「合作均衡」的實現，需要有一些基本實力做支撐。這些基本實力可以是經濟影響力、市場空間、軍事能力、人口規模、科技能力、金融實力、產業能力等全部因素或幾種因素組成的綜合實力，是其他大國或國家集團重視的、很難擊倒的綜合實力。即使是對你保持敵意的國家，因為無法輕易地擊倒你，又無法迴避你，才會尋求與你建立「合作均衡」關係。一般來說，只有大國才具備這種綜合實力。

不過，「合作均衡」並不是只有大國才能玩的少數人遊戲，小國/經濟體同樣也可以積極地、建設性地、有作為地參與「合作均衡」的構建，推動「合作均衡」格局的形成。但小國/經濟體必須意識到，他們可以建設性地參與遊戲，但無法主導「合作均衡」的基本格局，其根本角色是參與性的。理性來看，如果小國/經濟體要在「合作均衡」中保持安全，就必須真正做到「合作」與「均衡」——對小國來說，「合作」就是與大國集團雙方都建立合作，「均衡」就是指不要極端地站隊，與其中的某一方大國形成完全的對立。如果冒失地打破「合作均衡」原則而選擇與某一方大國對立，當「合作均衡」格局改變時，小國往往很容易成為犧牲品。

這裏不能不談談日本和韓國的例子。日本與韓國在地理上是標準的東亞國家，與中國都是一衣帶水的關係；在地緣政治上，兩國則屬於美國主導的西方陣營。二戰及朝鮮戰爭結束以來，迄今70多年，日韓兩國在地緣政治上很少同時處於一種極端而強硬的政策中，與中國的關係總是會在一定程度上注重均衡，保留一定的彈性。尤其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着中國經濟發展，中日韓三國的經貿關係空間緊密，三方都能從中得益。多年以前，一位韓國資深外交官與安邦研究人員溝通時就坦率地表示：中美兩國對韓國都很重要，韓國在安全上需要美國，在經濟上需要中國，維持這種安全與經濟的平衡，是韓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內在邏輯。中日關係的發展同樣如此，過去70多年來，雖然雙邊關係仍有波折，但大致上仍然維持着不同的均衡。

但遺憾的是，現任日韓兩國的領導人似乎缺乏對均衡的基本認知，拋棄了過去長期積累的傳統智慧。在大國推動的地緣政治博弈中，不管不顧地朝着美國期望的方向一路狂奔，完全不顧及與中國的「合作均衡」，不尊重歷史形成的外交遺產，似乎也不想為今後的鄰國關係保留餘地和空間。站在中國以外的第三方角度看，日韓目前的國家策略和外交政策，可能過於短視而膚淺。今後，美國如果一調頭，基於自己的利益來改善中美關係，尋求更多的「合作均衡」，日韓在政治上短視的政策制定者，會立刻傻眼。

俄羅斯的命運則提供了另外一種極端案例。在發起烏克蘭戰爭後，俄羅斯已經被排斥在世界層面的「合作均衡」之外，只能與極少數國家建立個別性質的雙邊合作關係。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後，俄羅斯的命運就是「去國家化」，這是一種國家失敗的象徵。尤其是對一個曾經的大國來說，這是一種莫大的悲哀。未來很長時間內，俄羅斯都很難恢復實力與聲譽，連「合作均衡」都很難實現。

俄羅斯的遭遇帶給其他國家的反思是，作為一個大國，應該努力與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保持正常的合作與溝通，尤其是與西方世界，即使價值觀不盡相同，因為各種原因不能結成全面合作關係，也應該努力與大多數國家形成「合作均衡」關係。這不是誰求誰的問題，而是雙方的一種需要。建立「合作均衡」關係，既是一種政策目標，也是一種政策約束，對於相關國家來說，在外交策略和政策制定中，需要更多地基於「合作均衡」目標來構建政策，確立自己的底線。回頭看近兩年的國際局勢，我們不能不承認，當烏克蘭戰爭爆發後，中國最高決策層清醒而冷靜地確立了中國的立場，基於中國自身的戰略利益，提出了自己的和平主張，而沒有被一些極端民意所裹挾。決策層的自我定位和定力，無疑是非常有戰略眼光的，為中國保留了建立「合作均衡」的空間。

最終分析結論：

當前，中美關係、中英關係都出現了一些和緩的跡象，基於這種有限的關係改善，中國與美國、英國等大國，將會在地緣政治背景下，在經貿領域內構建起一種基於合作的「合作均衡」的框架關係。在一些相對安全、低政治敏感度的領域建立「合作均衡」，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國際合作的重要模式，這是僅次於全球化順利發展時期的次優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