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收生「種族歧視」案的啟示：美國亞裔終將離棄民主黨？
美國亞裔選民一直被視為民主黨票倉。現任總統拜登（Joe Biden）2020年在亞裔選民中的得票就遠遠拋離對手特朗普（Donald Trump）高達44個百分點。2022年的亞裔美國選民調查（Asian American Voter Survey）也顯示有44%亞裔選民認為自己是民主黨人，只有19%認為自己是共和黨人。然而，隨着民主黨的進步派意識形態演變成黨內主旋律，這個亞裔票倉可能會有解體的一天——11月8日的中期選舉結果將會是這個趨勢的關鍵指標。
教育，往往是亞裔美國人的重點議題。本年度美國最高法院正在審理的「哈佛收生種族歧視案」，正好映照出這種民主黨與亞裔選民之間日漸加深的裂痕。
大學收生的「種族歧視」即將告終？
自1954年學校種族隔離被判違憲之後，美國法院一直為以種族作為大學收生考慮條件之一留有空檔，容許大學以「種族配額制」以外的方式去增加歷史上受到歧視的種族學生比例，成為了大學收生時採用「優惠性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的法律空間。
此等收生制度過去數十年多次遭到法律挑戰，卻一直得到保存。當中以2003年的格魯特訴布林格案（Grutter v. Bollinger）較具代表性。當時最高法院以5對4的正反比例判定案中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為求達至種族多元，可在收生過程中考慮種族因素，以優待「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族種裔」，只要他們同時考慮到個別申請者的其他因素即可。該案的判詞主筆、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某程度上將「優惠性差別待遇」視作一種歷史遺留的「必要之惡」，猜測在25年之後，這種種族優待將完沒有必要。
19年後的今天，在最高法院由保守派掌握6席的絕大多數之際，大學收生的種族優待制度卻有可能被推翻。案件的主角除了哈佛大學之外，還有北卡羅來納大學。投訴人是「學生公平入學組織」（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認為兩間大學的種族差別待遇違法或違憲，使與亞裔學生比資格相等的白人、黑人或拉丁裔申請者更難獲得錄取。
從10月31日該案的最高法院審訊中，我們可以看到6位保守派大法官都大體反對大學收生的種族優待，其判決結果可算是不言而喻。在庭上，非裔保守派大法官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對「種族多元」本身提出質疑，聲言自己聽來聽去也不知道種族多元是什麼意思，也反問種族多元到底有何學術上的益處。
其他保守派法官則主要質疑大學收生的程序本身。由特朗普委任的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質問這種理應有邏輯上的終點的種族優待制度到底會到何時結束、其終點有什麼判準。
首席大法官約翰羅拔絲（John Roberts）也質疑大學是否沒有不以種族為基準而能達成種族多元目標的方法。
特朗普委任的戈薩奇（Neil Gorsuch）則提到如果大學放棄對於富裕白人學生有利的「舊生子女」、「大學捐款」收生考慮，是否就也能夠達成種族多元，而不必採取種族優待政策。同時，戈薩奇也提到在1920年代，哈佛曾以「整體」審查（即不單看成績）作收生標準，當時就是用作歧視猶太裔學生的偽裝，似乎是暗指該校今天正以同樣手段歧視學術成績可能較為優異的亞裔。
代表哈佛上庭的律師，在羅拔絲的連番質詢之後，也承認了種族可能是錄取與否的「決定性因素」（determining factor）。雖然該律師辯稱這情況就正如申請人「吹雙簧管」的才藝可能是錄取與否的決定性因素一般，不過羅拔絲就反駁「我們並沒有因為雙簧管吹手而打了一場內戰，而是為去除種族歧視而打了一場內戰」，指出只基於種族的差別待遇是「建基於刻板印象」之上，而非「多元觀點」。
不用多說，最高法院的另外三位自由派法官，以及拜登當局的代表，當然是站到了支持「優惠性差別待遇」合法合憲的立場上。
亞裔只是「讀書機械人」？
最得亞裔留意的，大概是「學生公平入學組織」所提出指控哈佛歧視亞裔學生的證據。
哈佛大學收生有五大評分標準：學術、課外活動、體育運動、推薦和性格。這些評分最終將合成整體評分，而整體評分有可能會考慮到種族因素。
「學生公平入學組織」根據哈佛大學的數據將申請生按其學術表現評分高低分成10組，發現在每個組別之中，亞裔的性格評分都低於所有其他種族分類。在各個種族類別當中，高學術表現與高性格評分成正比，但在學術表現最佳的一組中，得到高性格評分的亞裔申請者只得21%，相較於白人的29%、拉丁裔的33%和非裔的43%。
雖然下級法院認為「學生公平入學組織」並未能證明亞裔的較低性格得分是種族歧視的結果，但加州大學法學教授Prasad Krishnamurthy就認為這判斷即便在法律上正確，卻只因為哈佛的性格評分難以用客觀標準來證明歧視存在。
在美國，人們對於亞裔往往有勤奮用功、高度競爭性、死板、以單一目標至上的「讀書機械人」刻板印象。從亞裔學生的低性格評分來看，我們很難不得出哈佛的入學評審其實帶有種族有色眼鏡的結論。事實上，連支持「優惠性差別待遇」的進步派媒體Vox，也曾得出同樣結論。
從民主黨進步派的角度來看，哈佛大學一案是素來反對「優惠性差別待遇」的美國右翼勢力將「歧視亞裔」的議題收歸己用的做法。他們認為，這其實是混淆視聽，真正的問題是出於針對亞裔的歧視，而非大學收生的種族優待政策，因此，在哈佛大學的例子中，要改變的是收生人員對亞裔的刻板觀感，而非收生政策本身。
然而，正如代表哈佛的律師最終也不得不承認種族可能是收生的「決定性因素」一般，對某一個種族的歧視與用以增加種族多元的「優惠性差別待遇」其實是一個銅幣的兩面。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如果學位只剩最後一個，競爭者是客觀評分完全一樣的拉丁裔和亞裔申請人，從哈佛近年收生中亞裔已佔總數兩成多的「超額」比例來看，這一個學位將會是屬於那個拉丁裔申請者的。
雖然這並不涉牽亞裔的刻板印象，卻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人們才會認為大學收生的種族考慮是一種臨時性的「必要之惡」，必須有結束的一天。
問題是，尋求各範疇的種族比例與人口中的種族比例均等，幾乎已成為了民主黨進步派的隱性教條。在目前美國現況之中，這無可避免會構成亞裔選民與民主黨的衝突。哈佛收生制度的爭議，只是此衝突的其中一例。
求學不應看分數？
在美國各地，不少注重學術表現的高中都出現亞裔學生比例超乎人口比例的狀況。《紐約時報》本年初就同一議題的報道，就列舉了三個例子，分別是紐約的布魯克林技術高中（Brooklyn Tech，其舊生包括至少兩位諾貝爾獎得主）、三藩市的洛威爾高中（Lowell High School），以及維珍尼亞州費爾法克斯（Fairfax）的湯瑪斯傑弗遜科技高中（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根據該報數字，前兩者的亞裔學生佔比分別為61%和55%；根據另一資粹來源，後者則高達七成。
對於這種種族比例不對稱的狀況，進步派認為「不對稱」就是「不公正」，而他們的解決辦法更是去除或減省收生標準中的學術成績因素。《紐約時報》的文章寫道：「自由派政治人物、學校領導人和組織者認為，這樣的學校是精英主義堡壘，而且由於黑人和拉丁裔學生入學率低，它們實際上具有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性質」，並指出「有批評者暗示，南亞和東亞以及白人學生較多的情況突顯了這種不公正。」
三藩市的洛威爾高中2020年在該市教育委員會的推動下就將入學的計分制廢除，改行抽籤制。於是，學術成績不再重要，運氣變成為入讀名校的主要條件。（按照類似扶助少數族裔的邏輯，俄勒岡州去年更直接廢除了讀、寫、數學等範圍的基本能力考試作為高中畢業資格，直至2024年為止。）同樣在2020年，費爾法克斯的傑弗遜高中，也以「整體」考慮取代了傳統的嚴格學術計分制，引入了「經驗因素」等主觀條件——在實行首年，亞裔收生比例由73%大減至54%。
傑弗遜高中的一位學生家長2021年就曾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將該校的決定形容為「亞裔美國人學生的清洗」，並與該校校區的校董會對簿公堂，如今尚未有最終決定。
而在三藩市，當地原本非常「進步」的教育委員會，除了廢除洛威爾高中的按成績收生制之外，在疫情下學生長久停課之時，他們竟然還在爭論要否將當地三分之一學校改名，一些人認為林肯（Abraham Lincoln）、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等人的名字反映種族不公，應予廢除（他們指林肯壓迫美洲原住民、華盛頓是奴隸主），完全將學生教育置之不理。
委員之一高勵思（Alison Collins）更被發現曾稱亞裔是在奴隸主家中（而非田中）做事的「黑鬼」，暗示他們是白人至上體制下的得益者。
最終，到本年初，佔全三藩市登記選民近四分之一的選民群起投票，將該市教育委員會的三位關鍵委員免職。而到本年6月，洛威爾高中發現其按抽籤制招收的第一屆學生的成績極差（考試得到D和F的比例大增三倍），而且該校全國排名大跌，最終被迫廢除抽籤制，重回以學術成績表現為基礎的收生制度。
這一種學校收生的爭議，反映出着重種族平權的民主黨進步派主體與注重客觀學術表現的亞裔家長之間的一道難以超越的鴻溝。更嚴重的是，這一道鴻溝並不只存在於教育層面，也顯見於治安等議題之上（三藩市的亞裔選民也透過公投踢走了該市主張「從輕治罪」的進步派檢察長）。
根據本年亞裔美國選民調查的數字，在好感度之上，拜登只領先特朗普27個百分點，低於2020年選舉中44個百分點的差距。CNN本年6月根據不同民調和投票數字的分析，也顯示出同一種亞裔逐漸離棄民主黨的趨勢。
正如民主黨進步派精英創製出完全不符合西班牙文文法、只有2%美國拉丁裔會使用的「Latinx」（拉丁裔）一詞一般——用以避免西語中以「-o」或「-a」結尾的男女性別二元區分——進步派的意識形態追求嚴重脫離民主黨既有選民的所思所想，卻因為他們在民主黨輿論界的影響力而逐漸變成了民主黨精英階層中的主流思想。
這一道日益加深的裂痕，最終將會使民主黨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也解釋了為何人們對於特朗普和共和黨的民粹主義縱有千般不滿，在這次中期選舉之中依然有「兩害取其輕」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