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產業界對中美產業鏈「脫鉤」的判斷及應對︱專家有話說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的今天，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主要大國更加重視經濟安全，全球價值鏈重構已不可避免。特別是美國一方面加大國內投資以強化本土產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聯合盟友，以經濟安全為名遏制中國的發展，推動對華技術限制。
作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重要盟友，日本政府積極配合美國聯手盟友構建排除中國的技術聯盟和供應鏈聯盟的政策。鑑於經濟安全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和產業界互動的結果，日本產業界的態度和反應值得我們關注，對我國準確把握全球價值鏈重構的各種動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作者：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理事汪婉

一、美國實施對華“脫鉤”政策與日本政府的反應

日本《2021年版製造業白皮書》指出，全球價值鏈重構因“彈性、綠色經濟、數字經濟”的時代要求而不可避免。“彈性”是指通過加強供應鏈的韌性以保障經濟安全和應對國際局勢變化。當前美國的對華“脫鉤”政策和中美技術競爭引發的經濟安全問題已經成為全球價值鏈重構的主要原因。

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旨在始終確保美國在與中國戰略競爭中的優勢地位。這種“競爭性共存”在三個層面展開：即“競爭、合作、對抗”。競爭主要體現在半導體、下一代通信、與綠色經濟相關的高精尖技術領域；合作體現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對抗表現在價值觀、人權，以及台灣、東海、南海等問題上。

在競爭層面，拜登政府要達到三大目標：第一，確保優勢，即確保美國在半導體等重要產業領域保持競爭優勢，在可能轉化為軍事用途的產品和技術上佔據優勢。第二，確保自主性，對於稀土等重要礦物，通過供應鏈多元化和回流保持自主性，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第三，確保安全性，在信息通信基礎設施和電網等產業領域排除中國的產品和服務，保障美國的國家安全。為實現上述目標，拜登政府一方面通過出口管制和投資審查等加大對華技術限制，一方面由聯邦政府強力主導國內投資以增強產業競爭力，同時拉緊盟友製造遏華“小圈子”。

日本政府積極配合美國構建排除中國的技術聯盟和供應鏈聯盟的政策，已密集出台一系列經濟安保政策，收緊對華高科技合作，調整所謂過於依賴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

2021年4月，日美首腦發表聯合聲明，稱兩國將深化在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人工智能、量子科學及民用航空等領域的研發合作，並加強包括半導體在內的供應鏈合作。經過一年磨合，2022年5月11日，在拜登訪日前夕，日本國會通過了《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5月23日，拜登訪日期間與岸田文雄政府正式簽訂了《美日競爭力與韌性的夥伴關係》（CoRe）這一文件，內容包括競爭力與創新、網絡安全建設、印太地區合作、科學技術合作、航天合作、國際標準化合作、加強出口管制、加強供應鏈韌性、新冠疫情防護與全球健康安全等。7月25日美日首次舉行經濟版“2+2”部長級會談，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經濟產業大臣萩生田光一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商務部長雷蒙多出席會談，雙方就如何應對所謂“中國衝擊國際秩序”，著手制定經濟領域的統一標準。

二、日本產業界對中美“脫鉤”的判斷及應對

2022年3月，日本機械工業聯合會發布《後疫情時代製造業全球價值鏈變革》報告指出，拜登政府強化與盟友合作，謀求建立對華經濟安全屏障，具有多重目的。一是通過聯手制華，謀求以最小代價獲得最大限度的對華監管有效性；二是在加強供應鏈韌性方面，要求盟友各盡其責，共同承擔責任，防止盟友“漁翁得利”（backfill）；三是制定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標準。目前，美、日、歐盟都在政府主導下推動關鍵產品的國產化，都計劃在國內建立半導體等重要產品的完整生態系統，競相投入大量財政資金。如果美國不能協調好盟友的優勢並合理分工，不僅無法和中國脫鉤，還將引發盟友之間的激烈競爭。

日本產業界認為，在美國遏制中國政策的影響下，今後中國作為出口基地的重要性將相對下降。但是，中國產業基礎雄厚，並擁有巨大的國內市場，美國與中國全面脫鉤既不現實也不可能。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124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2021年中國對外貿易額跨越6萬億美元大關，進出口均增長了約30%。中美、中日雙邊貿易額也都創出新高。數據說明中美、中日經濟高度互補，利益深度融合，美日兩國從本國經濟利益出發，不會放棄在於己有利的領域繼續與中國合作，非關鍵產品和領域的供應鏈離不開中國。2021年10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戴琦就對華啟動針對性關稅豁免程序表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停止彼此之間的貿易是不現實的。美國將努力在不同的基礎上與中國'重新連接'，而不是'脫鉤'” 。

更確切地說，美國聯手盟友針對中國實施的是“局部和有選擇的脫鉤”，是圍繞新興技術、關鍵原材料、關鍵產品和產業進行的脫鉤。“印太經濟框架”（IPEF）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美國的這一意圖。很多學者指出了IPEF的非自貿協定屬性，認為它既缺乏市場准入等實際內容，也未關注成員國期待的關稅減免。對此，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稱，“美國充分認識到IPEF不是一個有關稅減讓的自由貿易協定。IPEF是為了應對現代挑戰而設計的現代談判”。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表示，“IPEF重點關注的不是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範圍，半導體、數字經濟、清潔能源，以及包括生物技術、人工智能、量子科學等新興技術開發和利用的規則，才是該框架關注的重點”。

日本產業界提醒政府不要一味追隨美國，要確保本國的自主性。在日本政府密集出台經濟安保政策的背景下，日本智庫亞太倡議針對日本100家與經濟安全密切相關的敏感企業實施的調查表明，日本企業希望政府實現“中美之間的平衡”和“經濟安全與經濟活動之間的平衡”。日本企業希望日本外交能夠平衡與中美雙方的關係，在和美國保持步調一致的前提下，謀求和中國建立“建設性和穩定的關係”，利用RCEP以及中國正在申請加入的CPTPP等平台，繼續與中國開展對話。

日本企業還希望政府的經濟安全政策能夠兼顧國家安全和經濟活動自由；通過和政府充分對話，在經濟活動中找到既能確保經濟安全，又能夠提高產業競爭力的平衡點。希望政府在制定監管規則時，能夠了解企業的具體訴求，使監管規則合理、明確和最小限度化，確保監管規則的可預見性和法律的穩定性。另外，在支持生產基地回歸本土、鼓勵企業在本國生產的政策制定方面，政府也要充分聽取產業界的意見，在充分了解本國產業生態系統特點、全面衡量本國企業強項的前提下，選擇適當的資助對象、制定有效的資助政策和振興政策。

今後日本企業構築全球價值鏈的目標將會發生改變，從過去謀求建立效率第一的全球最佳生產體系，轉為優先考慮地緣政治風險、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的影響，其後才是考慮自然災害和疫情等風險。日本有經濟學家提出建立“中立的供應鏈”，設立由民間主導的中立委員會、跨國認證機構等來衡量供應鏈的中立性，旨在防止中美“脫鉤”帶來的風險和經濟損失。

日本企業還提出設立雙重供應鍊或雙軌制供應鏈，一方面是用來嵌入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另一方面是用來嵌入以美歐為中心的供應鏈。有近三成的日本企業為了規避地緣政治風險，正在考慮把美國業務和中國業務分離。已經把生產基地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國家的一些日本企業，又進一步把中美業務做了分離。而已經實施中美業務分離的企業，又分別加強了美國業務和中國業務。日本企業的種種應對措施，反映出日本企業和政府的經濟安保政策之間存在一定距離。

三、中國的應對之策

如果未來10年美國堅持聯手盟友遏制中國的政策，包括日本在內的一些國家將配合美國逐漸與中國進行“局部和有選擇的脫鉤”。以日本為例，日本政府的經濟安保政策將使關鍵產品和生產領域回歸本土，或遷移至所謂價值觀相同、志同道合的國家；在資源、能源、食品和通用產品等方面，為了降低依賴特定國家的風險，日本將尋求多樣化和雙軌制供應鏈。

縱觀各國供應鏈政策的核心內容，就是重建戰略物資的國內生產體制，諸如建立完整的半導體生態系統。但是，對於絕大多數擁有數千萬人口的發達國家來說，這既不合理也不現實，這也是美國能夠加速推進以盟友為基礎的供應鏈重塑的關鍵所在。未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最終還要由中國自身的發展來決定。中國在產業集聚、人才、技術和基礎設施方面優勢突出，中國的市場在規模和成長性兩方面難以被替代。建立戰略物資的國內生產體制，既需要巨大的生產能力，還需要有巨大的國內需求來支撐，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同時具備這兩種條件的國家。堅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支撐中國在未來全球產業鏈調整中保持優勢地位的關鍵。其中，中國的科技創新和高精尖製造業能否走向中高端成為關鍵。要著力打造更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具韌性的產業鏈供應鏈，推動中國企業向產業鏈高端攀升。同時，中國要加強與東盟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在數字經濟、電子商務、智慧城市、大數據、5G等領域構建科技創新和數字合作夥伴關係，力爭在全球價值鏈調整中保持優勢和話語權。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