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轉折下德國「驚醒」：軍事是硬傷｜專家有話說

2022年10月11日，中德建交50周年。 同一天，德國總理朔爾茨在出席柏林機械工程峰會時表示，脫鈎非但不是德國的選項，還必須和歐盟以及中國在內的國家開展貿易。 但與此同時不能忽視的是，德國國內正在醞釀相關法案以審查中德投資，此外中遠集團參股漢堡港一事也因德國內部反對而遭到擱置。 此前，德國媒體曾以「時代轉折」來形容當下的德國：感受着俄烏戰爭帶來的衝擊，也促使德國人做出改變，只是這種改變會將德國、乃至帶向何處，目前仍是迷茫。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受邀分析德國新政府的執政與俄烏戰爭之下德國的時代轉折。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香港01》獲授權全文轉載。

觀察者網：到今年9月底，德國大選滿一年。稍早前「德國趨勢」（Deutschlandtrend）發佈最新民調，德國民眾對現任聯盟政府的滿意度降到31%，環比下降5個百分點，德國民眾的不滿主要集中在哪裏，您如何評價德國政府在這一年紛亂中的整體表現？

伍慧萍：現任德國政府由於其本身是聯邦層面上的首個三黨聯合政府，所以上台之時各界已經有了各種設想，一方面三黨主要政要的執政經驗相對較少，另一方面因為是三黨聯合，內部不和、缺乏團結可想而知。執政近一年，朔爾茨政府的民調支持率下降，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朔爾茨上台後，德國乃至歐洲立刻面臨着一系列非常嚴重的危機。從2021年底開始俄羅斯軍隊在邊境集結，再到今年上半年矛盾集中爆發，且一直延續至今。半年多過去了，不僅戰爭看不到盡頭，還在德國及整個歐洲引發一連串連鎖反應，比如能源危機，由於能源價格上漲，進而引發大部分生活消費品價格飆升，企業生產成本上升。據德國幾大主導經濟研究所的預測來看，德國明年陷入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很大。況且戰爭本身必然引發歐洲安全局勢的不穩定、民眾價值觀的動搖以及社會心理上的不安。

然而面對這些棘手困難的是一個本就沒有太多執政經驗支撐的新政府，上台後本身存在重大挑戰，解決危機的能力也比較有限。

最近我看到的一個最新民調來自INSA，數據顯示德國民眾對現任政府解決危機的能力，有64.5%的人表示信心不足，還有大約一半左右的人認為目前幾個最主要的部長職位，像外長、經濟部長、財長都選錯了人，對於他們能否帶領德國解決目前這一系列嚴重危機，民眾明顯信心不足。

此外，德國新政府內部的執政三黨之間或是其各自執掌的部委之間，明顯在一些重大議題上爭執不下，比如是否向烏克蘭提供重型武器，是否徵收天然氣附加費，是否對債務剎車，還包括原定今年年底即將關停的最後三座核電站是否延遲使用年限等等。這種內部失調，再次加劇了選民的不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年內，執政三黨的力量對比以及民眾支持率又發生了變化，社民黨雖然是主要政黨，但民調支持率屢屢被綠黨反超，很多時候排在第三。事實上，去年選舉時雖然社民黨選票最多，但幾個月後聯盟黨已經趕超社民黨10個百分點以上。

對各政黨來講，民調支持率是底氣，所以綠黨在三黨聯合政府中的自信心在上升，尤其是綠黨現在又掌握着幾個重要部門，包括外交部、經濟部等，在制定相關政策時無疑希望體現本黨的手筆和特色。

觀察者網：對德國新政府來說，俄烏戰爭是上台執政後的「黑天鵝」事件，幾乎撬動了德國政府所有的政策基礎，比如能源革命，過去承諾的能源政策顯然失效了，再比如軍事，提升開支、強軍目標等等。此前，「德國之聲」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俄烏戰爭與德國的「時代轉折」，我們應該怎麼來理解所謂的「轉折性」，會如何改變德國政治和德國社會的基調？像去年我們在聊德國大選時，提到了德國極右翼勢力的抬頭，在目前氛圍下這種趨勢會發生哪些變化?再比如，德國內部將如何重新審視德俄關係？

伍慧萍：俄烏衝突最終爆發並延續至今，對德國人的衝擊非常大，它顛覆了德國人對於歐洲安全秩序的認知，改變了他們的安全觀。無論是政界還是普通民眾，都清楚意識到時代發生巨變。既然如此，德國就必須調整自己的國家戰略，現在政界也在積極推動政策調整，比如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戰略、重新審視對華政策等等，且調整幅度會比較大。

我們都知道過去一段時間內德國奉行軍事克制文化，但現在防務政策也出現較大的轉向：德國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元兇，如今在時代變局下也開始談論自己要成為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要在歐盟、甚至在全世界發揮更大的領導力。在當前背景下，這些想法並不會被德國的盟友認為是一種威脅。德國的領導意識被逐步激發出來，比如最近又在強調德國要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

政界如此，那民間呢？俄烏戰爭對德國社會和民眾的衝擊也很大，德國政府現在提出發展軍事力量，要把GDP的2%用到軍事和防務開支，如果放在以前的背景下是比較難以想像的，因為德國社會內部的和平主義力量和反戰聲勢非常強，但現在除了德國左翼黨這樣的力量還在堅持之外，整體社會心理還是比較能夠接受政府作出的改變，而且覺得這樣的改變是有必要的。（註：德國左翼黨的立場是反戰，要求德國退出北約。）

至於對俄羅斯的關係，過去德國社會對俄羅斯的認知是儘管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存在差異，但雙方可以在經貿等各方面保持長期發展。但戰爭改變了這種認知，現在德國各領域都在逐漸跟俄羅斯脫鈎。

首先是能源領域，德國發現對俄羅斯巨大的能源依賴所導致的後果非常嚴重，被迫走上脫鈎的道路，先從煤炭開始，接着是石油，雙方的調門也是越拉越高，相互逼到死角。其實在戰爭爆發初，德國經濟界還在觀望，覺得即便是冷戰時期，德國和蘇聯之間還能發展經貿關係，更何況現在；但最近這種聲音在減弱，轉而朝脫鈎方向發展。而且，這種脫鈎趨勢正逐漸從經濟領域蔓延到人文領域。

德國正在大幅度調整「新東方政策」，這個政策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更多的是考慮跟俄羅斯、中國等一些不同制度的國家之間如何打交道，以接觸為主。但俄烏衝突之後，德國開始放棄這種想法，按他們的說法就是「放棄政治天真」。大幅調整「新東方政策」可以說是這幾十年以來，德國外交政策非常重要的一個轉變。

觀察者網：德國國內生態還是有其特殊性，比如以前面提到的能源政策為例，其實早在戰爭之前德國就在率先提出能源改革，全力推進清潔能源等，但戰爭的突然發生讓能源轉型的過渡階段變得非常尷尬，現在又不得不重頭討論煤電，這難道不會讓德國政府執政的基礎發生動搖嗎？畢竟有很大一部分選民可能就是出於這些原因投票的。

另外，關於俄德關係，最近看到一個蠻有意思的說法是，在德國內部可能左右兩邊的群體對俄羅斯的態度沒那麼激烈，右翼有種惺惺相惜的感覺，而左翼則有一些同情，這也導致德國社會在看待俄烏問題上會比較分裂，不知您在觀察德國社會的政治生態時是否有看到這種現象？

伍慧萍：我先說第一個問題，德國的能源轉型政策是比較理想化、比較激進的，現在等於在現實面前碰壁了，印證了德國這套過於激進的能源轉型方案在當下的政治安全形勢下是行不通的。

所以，德國只好回到已經被自己否定掉的路子上去，退煤退核等計劃暫時都必須擱置，包括天然氣屬於化石能源，最終也是要被淘汰的，最多是過渡時期的解決方案，但現在能源供應緊張，政府被迫到處「找氣」。

德國「去煤」「去核」的做法，跟法國等歐盟國家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它的氣候保護目標設定過於理想化。比如，綠黨執掌的經濟部，一方面強調要加強可再生能源合作，拓展新能源開發，像氫能等，但另一方面，在跟其他國家地區簽訂能源合作項目時，天然氣也還是很重要的一項，它現在也毫無辦法，只能違背自己過去的一些設想，在中東、南美、歐洲本土四處「找氣」。

第二個問題，德國內部的確有左翼、右翼政黨，且仍具實力，比如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相對會更加同情俄羅斯，認為要理解俄羅斯在安全方面的訴求。過去很多德國人認為歐洲的安全格局是離不開俄羅斯的，但俄烏戰爭爆發後德國主流政黨已經徹底改變這個想法。

儘管如此，德國內部在看待俄羅斯的問題上還是有差異，而且這一點也會折射到德國不同的地方，比如在左翼黨力量相對比較強的德國東部各個州，其實還是主張要緩和跟俄羅斯的關係，最近有一些民眾示威遊行希望取消對俄制裁。

觀察者網：您提到這點，正好最近幾天，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終於出來講話了，大概意思是相互要有迴旋餘地，不能排斥普京和俄羅斯等等。

伍慧萍：需要看到的是，就在俄烏衝突後，德國國內不少人想要清算默克爾，指責她對俄羅斯的綏靖政策，批評她在能源上過於依賴俄羅斯，力推北溪2號（Nord Stream 2）項目，包括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中的對俄立場。但我覺得像默克爾這樣的思路代表了德國政治中的另一種意見，認為仍然需要跟俄羅斯對話，儘管和俄羅斯的觀念存在很大差異，但是你必須接受它存在的這個事實，並通過妥協和對話去尋找解決方案，而不是聽任事態激化，最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觀察者網：既然講到默克爾了，就不得不說最近發生的「羅生門」事件——「北溪1號」管道被炸，目前事情仍未調查清楚，但無疑是「火上澆油」，您怎麼看這起事件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

伍慧萍：對歐洲來說，更多的還是能源依賴性問題，以及如何度過這個嚴冬的問題。目前有不同的猜測，有指向俄羅斯的，有指向美國的，也有指向波蘭等東歐國家的；從破壞程度來看，應該是一個國家行為體才能做到的。

我個人認為，北溪1號管道被炸不會對歐洲能源供給產生直接影響，更多的是攪局。其實北溪1號和北溪2號兩條管道，後者從來沒啟用過，當然裏面是充氣狀態，前者早在9月初就已經斷供，所以我覺得背後事主可能的用意是希望通過這一突發事件或者說挑起事端來進一步激化事態，逼歐洲表態；但不管是哪一方搞的破壞，大概率是國家行為體，以攪局的方式來破局。

觀察者網：前面談到德國在軍事防務層面的轉折，比較好奇的一點是，德國政府究竟是怎麼平衡自身的獨立性以及與北約之間的關係？

伍慧萍：德國今年以來在軍事和防務方面的表態的確有很大調整，尤其是在2024年之前國防開支要達到GDP的2%。這一點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德國一直跟美國據理力爭，比如說對外援助這些也要算到軍事國防開支裏邊，但現在就不提這些了。此外，德國聯邦議院還批准了一項總規模達到1000億歐元的特別國防基金法案，用來應對俄烏戰爭，再比如承諾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等等，其實這些行為都已經打破了他們過去竭力想要限制的東西，對二戰以來德國奉行的軍事克制文化是極大顛覆。

現在德國在國家安全戰略上的指導理念正在發生比較大的變化，希望增強自身國防能力。即便在冷戰時期，德國都認為應該聚焦發展經濟實力，在安全上則更多地依靠美國，但在當下這個大國博弈時代，尤其是在將整個歐洲牽連進去的俄烏戰爭刺激下，它開始意識到自己連本土安全都沒有足夠實力來保護。所以，對德國而言，增強軍事實力，是時代的要求，當然也正是所謂的「時代轉折」在德國的一個具體體現。

甚至德國民間社會的安全觀、對俄態度也有較大轉變，對於提高軍備、發展軍事硬實力，目前還沒有聽到太大的反對聲。

至於對北約的關係，德國跟法國還是有些區別。法國主張歐洲需要獨立的防務，更多地是強調歐洲的獨立性。但德國就不太一樣，其主流政治都是非常親美的，包括安全問題，哪怕歐洲人要建立自己的歐洲軍隊或者德國發展本國軍事實力，德國仍然認為北約在歐洲的安全領域有着重要地位。德國是希望在歐洲戰略自主跟與北約維持軍事、價值觀同盟的關係之間找到平衡。

觀察者網：前面說到安全觀，其實這些年在歐洲的關注程度是在逐步加大的，從中美貿易戰、到疫情、供應鏈，再到戰爭影響下的主權軍事安全等；在這一點上，最近德國政府正在醞釀限制中德投資法案、設立新的對華經濟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不過目前內部仍存分歧，比如執政聯盟之一的自民黨還在踩剎車，包括中遠集團投資漢堡港一事仍存爭議，還有大眾汽車新疆工廠被德國政府拒絕投資擔保，這種內部分歧最終會如何演化？給政府執政帶來什麼內耗和隱患？

伍慧萍：德國內部在對華關係上的確存在分歧。具體來講，社民黨、包括總理朔爾茨，相對比較穩健，試圖維持默克爾時期比較務實的對華基調，但綠黨、自民黨則更加強調製度競爭。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德國在對華政策上調整的大方向是非常明確的，它對中國的這種地緣政治重點突出制度競爭。之前德國也提過，德國和歐洲都把中國定義為制度性對手，可見定位非常清晰。這是默克爾之後的一個最新定位，而且慢慢成為政界的共識。

在他們看來，現在是大國競爭時代，中俄的不同制度，其表現和結果跟西方民主制度之間是存在競爭的。這一理念主導了他們對華政策的大幅修訂。

同時，可以看到德國在對華經貿關係領域制定新的投資法案，因為經濟安全屬於國家安全戰略的框架之下，所以也要同步制定新政策。外交部主導制訂新的總體對華戰略，經濟部則主要負責對華經貿政策調整。比如，強調將進一步加強投資審查，而且這種審查是雙向的，可以說極大顛覆了德國一貫的風格，以前政府對企業行為是儘量不干預，但現在不僅要審查中國在德投資，還要審查德國企業在華投資，可以說對於經貿投資的政策進一步收緊。

最近的兩個典型例子，中遠集團參股漢堡港一事陷入巨大爭議，目前還在討論中；德國政府取消對大眾新疆工廠的投資擔保，甚至未來也不排除要求德國復興信貸銀行（FSW）審查是否減少在華德企的信貸額度，同時通過擴大信貸額度以換取擴大在印尼等亞洲其他地區的投資和經營。很顯然，德國正在收緊與中國之間的經貿投資，而且指導思想是要使得德國資本對中國投資降低興趣。

其實除了這些比較大的行動之外，還有其他的舉措，比方說以前會舉辦一些投資貿易促進會或洽談會以促進雙邊貿易，但現在就不怎麼做了，反而引導德國資本去投向其他地區。如今更是有了一個新名詞叫「友岸外包」，意思就是引導德國資本投向那些他們認為的所謂「友好國家」或價值觀相同的地方，但這種原則非常雙標，投資印度、沙特都可以被認為「友岸外包」，但中國就不行，雙標意味太強。

現在的德國政府希望實踐貿易網絡多元化，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從俄烏戰爭中，德國真切體會到自己對俄羅斯在能源上過於依賴，對中國則是經貿依賴，它發現自己在很多關鍵原材料以及一些重要領域對華依賴太深，必須調整方向，更多地跟志同道合、價值觀相近的國家或地區打交道，使之更為多元化。這一點在德國是有共識的。

另外，在發展對華關係時，德國日益強調歐洲內部要形成統一立場，期望加強與盟友的協調，這個盟友既包括歐洲，也包括美國，現在雙方也有相關機構協調，比如在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的框架下。

觀察者網：您前面談到的主要是德國政界的想法，但經貿問題畢竟涉及企業主體，雙方步調是否一致？

伍慧萍：反差還是非常大的。雖然德國政界一直呼籲減少對華依賴性，但今年以來的各種數據都反映出德國大企業其實都在擴大對華投資，像大眾、巴斯夫（BASF）等，這一增長也創下進入新世紀以來的新高。

所以，我覺得當下政冷經熱的趨勢好像更加明顯了——政界在拼命往後撤，試圖勸阻德企往其他地方投資，但對不起，企業還是看重中國市場，更何況現在想要找到一個類似的替代市場沒那麼容易，既要同等體量，又要擁有龐大的高素質勞動力群體和穩定的投資環境，非常困難。比如，印度雖然一直在鼓勵歡迎投資，但現實中的很多政策是排斥外資的。相較之下，在中國擴大投資對德企仍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在我看來，當前中德之間的經貿關係恰恰可能是一個穩定期。就像德國政府正在研討的新的投資法案，經濟界是不太買賬的。

觀察者網：確實，這從近期不少經濟機構、證券公司發佈的研報中可以看出，今年以來有不少德國大型企業都在向中國轉，當然也有一部分轉移到美國，給外界的總體印象由於歐洲通脹、能源短缺等因素，反倒推動了歐洲製造業外移。

伍慧萍：說實話，如果疫情限制更緩和一些的話，德企往中國的投資會更多。數據是最能說明問題的，《南德報》9月15 日的報道中提到，歐洲對華投資正逐漸被少數大公司主導，據榮鼎諮詢公司市場報告顯示，過去20年裏，德國在歐洲對華投資中的佔比已從15%增長到46%。

觀察者網：近期關於「歐洲是否正在右轉」的討論比較多，主要是因為意大利、瑞典選舉中都是右翼政黨上台，稍早前法國大選中極右翼勢力也聲勢高漲。作為G7國家、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的選舉結果令歐洲憂心，各政要對此都表示擔憂或發出「警告」。不過，德國選擇黨成員則表示「歡迎」。外界認為歐洲可能在面臨一次「政治重組」，您怎麼看歐洲的這種變化，回頭看德法提出的兩種方案是不是真的「過時」了？中國在面對與歐洲的關係上需要做些什麼準備？

伍慧萍：現在說「歐洲右轉」恐怕還為時尚早。今年4月的法國大選中，極左翼政黨「不屈法國」的總統候選人梅朗雄還是拿到了22%的支持率，同時在國民議會選舉中成為最大的反對黨聯盟，馬克龍所在的中左翼聯盟最終沒有獲得議會多數席位，而勒龐領導的極右翼勢力並沒有取得預想中的成功。所以，我覺得如果從意大利和瑞典兩次大選來判斷現在歐洲整體向右轉，還是有點操之過急。

其實，當下歐洲的政治格局是不斷碎片化，中間政黨式微，政治極化——無論是極左還是極右的力量——正在增強。所以，要說歐洲向右轉倒也不一定，現在的政治版圖仍在震盪中，當然普遍有一種「疑歐」氛圍，尤其是極右翼民粹，對移民非常排斥。你前面提到的德國選擇黨，這段時間的民調支持率也上來了，一年前德國大選時大概10%，現在全國支持率大概15%，這是數字已經是自民黨的兩倍，且直逼社民黨支持率。

歐洲出現這種趨勢的原因，主要還是其本身仍然處於一個比較分裂的狀態，再加上政治極化，歐洲內部的離心力越來越大，同時眼下又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權威，沒有默克爾時代的政治穩定性和控局能力。

觀察者網：您講的這點提醒我們，其實從歐洲整體來看，右和左這兩個方向上都很活躍。

伍慧萍：是的，而且歐洲本身的政治競爭也在加強，再加上當下政局不穩的態勢，可以說各種力量都在跟過去的主流中左、中右力量爭奪選票。

當然，它們各自仍處於不同階段，表現形態不一，所以總體看起來就是更加碎片化、更加極化，毫無疑問不確定性也在進一步增強。我覺得這也跟歐洲的安全局勢有密切關係。

觀察者網：其實最近，德法兩國元首都針對歐盟前途發表了看法。朔爾茨稍早前在捷克發表了改革歐盟的演講，但既沒有得到西歐國家的回應，還被東歐駁斥；馬克龍則提出「歐洲政治共同體」框架，允許烏克蘭、英國等歐盟外國家參與；怎麼看待德法兩國對於歐盟、歐洲未來的看法，以及雙方在歐洲的領導力之爭？對歐盟來說，這兩種方案是好事麼？

伍慧萍：馬克龍的提議一開始得到的響應聲不高，因為他的想法等於是在現有的歐盟這一政治架構之外再起爐灶，現在的追隨者是比較少的。但是至少10月6日「歐洲政治共同體」還是召集起44個歐洲國家召開了首次峰會，暫時搭起了一個個新的歐洲政治對話平台。

朔爾茨也提出要改革歐盟，他的主張更多的是希望改革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決策機制，這一點其實跟法國的主張是一致的。

其實，德法一直希望能夠提升歐盟的實力，馮德萊恩上台後雖然雄心勃勃地提出歐盟要變成一個具有競爭意識的歐盟，但在俄烏衝突中，她在解決危機方面沒有體現出足夠的領導力，在這場地緣政治危機中，歐盟沒有發揮實質作用。

因為歐盟的外交和安全決策機制是一票否決制，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它的對外行動能力，所以德法一直主張改革這一決策機制。但這個提議始終遭到強烈反對，尤其是中東歐國家，他們相對傳統西歐國家比較弱勢，當然不願放棄自己一票否決的權利。

歐洲的不團結有目共睹，德國之間的力量對比也有較大變化。法國也在觀察德國的國家安全戰略調整，因為德國經濟在歐盟內部是壓倒性的，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德法軸心是朝着法國越來越弱的方向波動，如果再補齊軍事短板，實力勢必大增。法國樂見歐盟強大，但一定不樂見德法軸心再更加偏向德國一側。

當然，德國過去幾十年間一直沒有在軍事領域多加投資，現在想在幾年間迅速改變現狀也是很困難的。何況，它現在也不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沒有核武器，在這些方面跟法國比，德國的話語權還很有限。

德法在進一步深化歐洲一體化、加強歐盟的問題上是有共識的，包括改變歐盟決策機制、提升對外行動能力等，但兩國內部的力量對比也是暗流涌動，落實到具體問題上勢必存在分歧，比如我們前面談到對美關係、北約和歐洲的關係，德法意見不一。

觀察者網：您講得這一點感觸很深，去年德國大選時大家關注的問題還不是如此，短短一年不到很多東西都已經變了。

伍慧萍：這一點德國人應該最有感觸，所以他們會提「時代轉折」。對我們來說，還沒有直接感受到俄烏戰爭帶來的衝擊，但德國社會肯定是實實在在感受到的。戰爭暴發以來，至少在德國過境（有些人沒有留下來）的烏克蘭難民就有300多萬，而2015年難民危機發生後陸續幾年到德國的難民是180多萬，目前因為俄烏戰爭引發的難民潮規模跟那個時期已經基本相當。再者，能源緊張、物價上漲，德國夾在俄羅斯與歐洲、北約/美國之間，自身短板暴露無疑，我想無論是政界還是普通民眾，應該深刻體會到了這種無力感。

從這點上來講，我們也可以理解德國社會在安全觀方面的轉折，這是由當下形勢逼出來的，促使他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這些事情。過去德國着眼於發展文化軟實力，用價值觀的力量，以柔性的方式去擴大對外影響力，但這種設想在當下顯得過於理想化。他們會驚覺自己再次邁入大國競爭時代，軍事短板還是硬傷。未來這種轉折恐怕還會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