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會是北約的掘墓人嗎？

俄烏戰爭仍在持續，近來圍繞北約的爭論出現了新的變化。烏克蘭在與俄羅斯談判過程中重新提出要加入北約，芬蘭和瑞士也考慮在今夏加入北約。美西方借俄烏衝突壯大北約的聲勢很大。但4月13日，法國的總統候選人、極右翼政黨「國民集會」（RN）領袖馬林勒龐（Marine Le Pen）重申退出北約聯合指揮體系的立場，讓美國和歐盟極為不安。

勒龐表示，如果她贏得大選，法國將效仿戴高樂時期的做法，再次退出北約的聯合軍事指揮體系。她說：「我不會把我們的軍隊置於北約統一指揮之下，也不會置於未來的歐洲指揮之下」，並拒絕「隸屬於華盛頓的保護之下」。勒龐還重申，和1966年法國退出北約軍事機構的做法一樣，她仍將堅持《北大西洋公約》的集體防衛條款。同時勒龐主張改善和俄羅斯的關係，並提議俄烏戰爭結束後，讓北約和俄羅斯達成「戰略和解」，並強化彼此的聯繫。

勒龐將於4月24日第二輪大選投票中和現任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爭奪總統之位。美國和歐盟擔心如果勒龐勝選，可能會瓦解北約的抗俄聯盟，破壞歐盟團結，從而衝擊美國的領導力。盧森堡外交大臣阿塞爾博恩（Jean Asselborn）直言：「我希望勒龐不會當選法國總統，法國人要阻止這一幕發生。」「她的勝利意味着偏離歐盟的核心價值觀，完全改變歐盟的發展方向。」默克爾時期擔任德國外交部歐洲事務部長羅斯（Michael Roth）甚至認為，要團結起來支持馬克龍連任，否則將面臨一個歐洲聯盟的垮台。

馬克龍也曾質疑過北約，稱北約已經「腦死亡」。和勒龐不同，他仍然支持北約的軍事功能。3月17日，馬克龍拒絕收回此前有關北約「腦死亡」的說法，但他認為，俄對烏採取軍事行動是給了北約一次「電擊」。馬克龍聲稱，俄羅斯在烏開展軍事行動對歐洲邊境構成了威脅，而俄羅斯此舉有助於明確北約的戰略角色。在對北約這一軍事集團的認識上，勒龐和馬克龍有重疊的地方，但態度和策略上稍有不同。

1966年，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曾宣布退出北約軍事指揮機構，直到2009年薩爾科齊（Nicolas Sarkozy）上台後法國才重返這一機構。現在，北約已經不是當年的北約，成員國已由12個擴充到30個，但法國還是那個法國。很多法國的地緣利益考量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這也是勒龐和馬克龍消極看待北約的原因之一。

分析當前俄烏軍事衝突發生的原因及戰事的演變，重温當年戴高樂圍繞北約問題展現出的政治智慧，有助於更好地觀察法國政客看待北約時的利益考量。

第一，拒絕被美歐軍事聯盟裹挾，拒絕為美國的地緣利益「效命」。

1959年上台的戴高樂提出口號：建立一個偉大、獨立的、復興的法蘭西強國，而非任何其它國家的傀儡。他認為，美蘇對抗，將歐洲裹挾其中是不明智的，一旦爆發戰爭，法國等歐洲國家首當其衝。所以，戴高樂執政期間一直保持和蘇聯的良好關係。而改善這一關係的前提就是要掃除北約的障礙，方式就是退出北約軍事機構。

此次俄烏衝突，美國通過輸送武器和俄羅斯打代理人戰爭，而且直言要削弱和孤立俄羅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美國離不開北約，離不開德法等歐洲主要國家的配合。但一個被削弱的俄羅斯，只會更危險，導致地區安全風險升高，不一定會給法德的周邊環境帶來裨益。勒龐主張改善對俄關係，強化北約和俄羅斯聯繫，和戴高樂的做法也有異曲同工之處。

第二，長期受到美英「盎格魯-撒克遜」聯盟歧視，堅持走外交和防務自主化道路。

戴高樂執政伊始就主張法國走自主化道路，原因是他早就認識到「盎格魯-撒克遜」聯盟對法的歧視態度，認為這種聯盟有損法國在歐洲的利益。他認為，要想在軍事、核力量等層面成為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國家，就必須在北約以外有較為獨立的軍事地位。

北約成立之初完全由美英主導，北約第一任秘書長伊斯梅（Hastings Lionel Ismay）就曾承認，成立北約的目的就是：「請來美國人、趕走蘇聯人、壓制德國人（to keep the Russians out, the Americans in, and the Germans down）。」如果能夠再加一句，「限制法國人」，一點也不為過。

從德黑蘭會議、雅爾塔會議，到波茨坦會議，討論和制定戰後國際秩序的國家一直是美英蘇三巨頭。雅爾塔會議，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就明確反對法國參加。即便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讓法國在經濟層面獲利，也是基於法國是歐洲「地區國家」的視角。

美國通過北約限制和阻止法國扮演積極角色，這與戰後法國經濟、軍事實力地位是不匹配的。即使在1952年北約總部由英國遷往法國，美英仍拒絕給予法國在北約事務上的軍事指揮權。而最讓戴高樂不滿的限制是在核領域。美國協助英國於1952年幫助後者研製出核武器後，通過《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核不擴散條約》等對法國進行限制，拒絕向法國提供任何核技術支持。這也是戴高樂退出北約聯合指揮體系的主要原因之一。

針對法國的核領域合作歧視一直持續至今，如2021年9月美英拋棄法國、選擇和澳洲達成核潛艇協議。今年4月5日，這三個國家又宣布擴大軍事安全合作，將合作研發高超音速武器以及電子戰能力。可以說，在對外軍事安全和核領域合作方面，美國始終堅持「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優先的原則。

第三，政客個人因素影響。

任何一個打破國際規則和格局的決策，都會受到政客個人的性格和領導風格因素影響。比如，美國共和黨總統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和科技戰，以及一系列國際退群行為，除了背後的右翼勢力影響外，也和他個人的國際政治認知水平和行事風格有關。

勒龐能否勝選，關鍵還是看經濟。比如，她主張經濟民族主義、降低國內消費品稅費。出於緩解鷹派色彩、減少極端色彩的需要，她軟化了墮胎和同性婚姻方面的強硬立場，但仍然強力反對移民，提倡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這和特朗普當年勝選策略類似。而且，勒龐和特朗普一樣，都主張對俄友好。

戴高樂當年主張對蘇友好，勒龐打「戴高樂牌」，也持有「親俄」主張，而堅持退出北約，則有助於推行這種主張。在2022年俄烏戰爭前夕，她曾呼籲法國與俄羅斯加強合作。即便戰爭發生後，她譴責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但仍然表示：如果烏克蘭戰爭結束，俄羅斯「可再次成為法國的盟友」。

第四，軍事集團背後的國家利益博弈。

戴高樂退出北約指揮體系時，美國是全球超級強國，帶領北約對抗華沙公約。但他仍然不畏美國強權，多次批評美國的對外軍事行動（如越戰），尤其對美元的「囂張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也極為不滿。戴高樂決意退出北約，並強化和德國（西德）的關係，目的就是為了讓法國有能力制衡美英「盎格魯-撒克遜」聯盟以及蘇聯勢力範圍。

而且，從1959年法國宣布地中海艦隊不受北約指揮、拒絕美國在法設置核武器的第二年，法國便研製出了核武器，實現了核力量自主化。法國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的這種狀態持續了半個多世紀，說明戴高樂當時的決策符合法國的地緣戰略利益。

勒龐提出退出北約軍事機構、馬克龍大膽提出北約「腦死亡」，背景是美歐民粹主義抬頭、美國外交奉行孤立主義以及美國全球地位的下滑。對美國的質疑，在兩位政客過往言論中多有體現。馬克龍曾表示，如果歐洲無法認識到其作為地緣政治力量的戰略意義，那麼歐洲將「無法掌握其自己的命運」。可見，雖然手法不同，但法國政客近年來都在認真思考該國的地緣戰略利益。

法國上一次退出北約後，為了防止其他成員離開，北約進行了內部改革，給予了成員國一定的話語權，強化了北約的「政治屬性」。但華約解散後，北約政治功能並沒有強化，而是回到了純軍事組織的性質。勒龐如果當選，法國再次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法國仍然可以和北約開展一些合作，包括反恐和應對自然災害等。

但在當前地緣政治環境下，法國如果再次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其中的政治意義、軍事意義和符號意義都將超過上次。尤其在俄烏戰爭持續、美國推動對俄代理人戰爭之際，法國此舉將是對美國和北約領導權的一次重大打擊。

（本文摘編自「中美聚焦」微信公眾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