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李在鎔？　財閥：文在寅的解藥和毒藥

韓國文在寅政府本月中旬公布了野心滿滿的半導體強國戰略，矢言打造全球第一大晶片製造中心，由於半導體行業龍頭三星是該戰略的中流砥柱，同時又正值大規模投資和重塑產業的關鍵時期，要求特赦身陷囹圄的三星掌門人李在鎔的呼聲也隨之高漲。無論是韓國國內五大商會的聯名上書，還是韓國美國商會（AMCHAM Korea）在文在寅近日訪美前的致函呼籲，都向其釋放出「特赦李在鎔」強烈信號。

一面是國家戰略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一面是改革財閥、追求社會公義的執政招牌，文在寅顯然感到左右為難。他本月10日就放鬆口風，表示「毫無疑問，在全球競爭越發激烈之時，我們需要加強半導體的競爭力，不過我也需要考慮到社會公義、特赦先例以及公眾情緒……我會在嚴肅聽取人民意見後作出決定。」這番表態與其法務部長上月底堅稱「從未考慮過特赦李在鎔」的回應形成鮮明對比，可以看出文在寅態度並不堅定。

而人民的意見又是如何呢？得益於三星李家上月底將已故掌門人李健熙的30萬億韓圓遺產中六成用於回饋社會，社會對三星的好感度正處於高峰。根據多個民調機構在文在寅表態後忙不迭進行的調查，逾六成受訪者支持特赦，這便給了當局據此行動的民意基礎。許多韓媒猜測，文在寅可能在今年8月的光復節（總統通常特赦的節日）讓李在鎔重獲自由。但也有觀察者認為文在寅一直遵守不特赦貪污、行賄等經濟重犯的競選承諾，而李在鎔罪名就是向朴槿惠行賄86億韓圓以換取三星兩家子公司順利併購，文應不會在明年3月總統競選前做出如此自毀招牌的事情。

但無論最後特赦李在鎔與否，文在寅對財閥的立場轉變是顯而易見的。他早已摒棄了其競選時將財閥「視為根深蒂固的邪惡」的觀念，其財閥改革措施推進也未達到進步派知識分子的預期，如今的半導體產業政策更將進一步提升三星等巨無霸企業的地位。如此策略既是解藥，也是毒藥。

財閥改革力度不及預期

作為反對朴槿惠政府和財閥示威浪潮的最大受益者，文在寅上任時肩負了財閥改革、清算積弊的殷切厚望。他最初也對大企業不假顏色，任命了有「財閥狙擊手」之稱的金尚祚主導改革，2018年新年還沒有按慣例參與商界年會。不過，在當局「提高國民收入為主導」的經濟政策未見成效，提升最低工資的決策還引起中小企業反對、年輕人失業率提升後，政府深感財閥仍然是經濟發展的解藥，因此雙方關係有所緩和。

文在寅2018年7月訪問印度的三星工廠時，就與身服緩刑的李在鎔第一次會面，並明確要求其在韓國增加投資和就業，而三星一個月後就宣布在未來三年投資180萬億韓圓，七成以上都投入韓國本土。如此大手筆既是李在鎔擴張版圖之需要，但也無疑是給當局的投名狀。當年9月，文在寅還帶李在鎔等財閥掌門人赴朝鮮與金正恩會面，指示各大企業投資金剛山旅遊區、開城工業園等重要項目。

在就業和朝鮮是政府兩大重點時，財閥改革就擱置下來，當時高麗大學經濟學教授金宇陳就感歎道，「文在寅很可能已不再將財閥視為亟需改革的對象，而是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民眾也明顯感到當局缺乏動力，從2018年11月起，韓國爆發多次大罷工以抗議政府遲遲不推進財閥改革、未能保護工人權益。

此後政府改革步伐終於開啟，文在寅2019年初敦促政府的國民養老金公團（NPS）更積極發揮作為各大財閥股東的作用，NPS立刻在當年3月帶頭將醜聞纏身的時任大韓航空董事長趙亮鎬趕出董事會。但在鎂光燈忽略的角落，NPS在現代集團兩場重大股東會議（分別要求提高股東分紅及賦予新董事更多監管權）與現代鄭家同聲出氣，令人懷疑其是否是選擇性做秀。

不過，當局之後通過幾場法律戰扭轉了輿論。此前，韓國司法系統對財閥多有包庇，甚至有不成文的「三五定律」，即一審判刑五年以下、二審減刑至「判三年緩五年」，前現代集團總裁鄭夢准、前三星會長李健熙等都是靠此逃過法律制裁。

事實上，李在鎔2018年也是二審時靠首爾高等法院判兩年半緩刑四年而重獲自由，但在韓國最高法院2019年將該案發回重審，且檢方也因三星電子打壓工會而對董事長李尚勳等死咬不放後，就逼得三星持續退讓以表忠心，該集團歷史性地引入與當局關係友好的「韓國勞動總聯盟」工會，李在鎔更是在2020年中表態放棄家族式繼承，但兩次退讓都沒有幫助李尚勳和李在鎔逃過牢獄之災。這樣一來，即使當局未在制度上改變司法機構輕判財閥的慣性，普通選民對文在寅缺乏改革的批評也已平息下來。

另外，在文在寅去年5月靠抗疫紅利在國會選舉中大勝後，當局也終於着手推進制度性改革，在去年年底立法通過「公正經濟三法」，其中最重要的變革是要求企業在任命監查委員時，將最大股東和特殊關係人的表決權分別限制在3%以內，即大大減少財閥任親信監守自盜的可能性。這一改革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財閥管理透明度，但顯然遠不及進步派知識分子預想的激進。文在寅曾經服務過的進步派律師團體「民辯」在本月初審查其執政四周年成績時，就遺憾地表示，當局在財閥改革上缺乏效率，仍有許多漏洞。

平心而論，文在寅政府在財閥改革方面，雖然不及趁金融風暴後大刀闊斧改革的進步派前輩金大中，但已好過在經濟政策上被三星政策研究室牽着鼻子走的導師盧武炫。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他沒有達到進步派民眾在反樸反財閥的燭光集會時，盼社會迎來大規模變革、打破各大財閥對經濟各層面牢不可破壟斷的預期。

產業政策將助財閥擴張

更讓人不安的是，文在寅拋棄了初期以增加民眾收入為導向的經濟政策，還是回歸了財閥作為經濟主要推力的傳統政策，其計劃未來10年斥資510萬億韓元的宏偉半導體產業政策，更可謂花舉國之力扶持三星、SK海力士等拿下全球半導體龍頭位置，幫助這些本已屬於巨無霸的企業進一步擴張。

而以史為鑒，韓國政府每一次產業政策雖然都機敏地抓住了重要風口，幫助該國迅速成長為先進國家，但每一次也扶持並鞏固了財閥的地位，而這種財閥模式是經濟騰飛、佔據科技領先地位的解藥，也是窒礙中小企業發展、加速貧富差距和階級固化、將多屆政府綁上財閥戰車而無法實行制度性改革的毒藥。

回顧過往，在朴正熙軍政府時期，該國實行集中發展重化工業的產業政策，國有銀行通過大量優惠性貸款扶持出一個個工業巨獸，形成了政府、銀行和財閥相互支撐的鐵三角關係，幫助該國迅速工業化。等到80年代起，當局又敏銳地轉向電子、半導體等產業，在三星1983年大舉進入記憶體DRAM市場時，韓國國家電子通信研究所在技術方面傾力協助，政府又提供了大量的優惠貸款，最終助三星克服投資前幾年的巨額損失，趁日本經濟泡沫90年代破滅的時機一舉拿下這一市場，使三星至今都在全球DRAM市場中佔據頭號交椅。

但在政府產業政策扶持下興起的各大財閥，及其有恃無恐過度借貸而飛速增長的債務比，也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韓國多個財閥迅速崩潰的危機埋下隱患。這種大企業的壟斷局面也滋生了各種社會問題，包括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流動性降低、年輕一代考取名校及就業壓力甚大（報告顯示全國64大企業營業額佔據八成以上國內經濟產值，卻只提供就業市場一成崗位）、年輕人失業率高和生育率降低等等。

文在寅政府最初顯然並不希望幫助大企業繼續擴張，但在經歷了2019年日韓貿易戰被日本控制供應鏈上游的恥辱，以及眼下中、美、歐大量投資半導體的風向下，其無法放過這個技術競賽的時機，並希望新一輪產業政策如過往一樣讓國家更上一個台階。

但同時，以政府技術投入、稅率優惠和低息貸款為主的半導體產業政策，也是給正渴望改變在半導體領域偏向記憶體的「偏科狀態」、構建更完整產業鏈的三星等財閥的一場及時雨。正如政府當年扶持重化企業和電子工業一樣，此次的扶持政策也會進一步鞏固並加深財閥對經濟的控制力，使韓國的未來和財閥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儘管文在寅上任之初將財閥「視為根深蒂固的邪惡」，但無可奈何地是，為了加強科技優勢和長遠發展，他的政策也正在不斷幫助坐實韓國「三星共和國」的外號，灑下使各種社會問題更加積重難返的毒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