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人口疫下現「死亡交叉」　文在寅生育政策為何無效？

新冠疫情對各國社會方方面面造成巨大衝擊，已是無需贅述，對於出生率低下的東亞三國來說，疫情還帶來了額外的次生災害，即加劇了人口危機。以韓國為例，該國2月24日公布了去年觸目驚心的人口數字，指新生兒數量大跌10%至27.2萬，全國人口首見萎縮，女性生育率也繼續創造全球新低。曾矢言動員一切政策手段解決低生育率問題的文在寅政府，也不得不在上月承認「難以在不遠的將來逆轉這一趨勢」。

韓國官方數據指出，該國2020年新生兒數量較上年大跌10%至27.2萬，同時死亡人數上升3.4%至30.5萬人，導致該國自1970年有記錄以來首次出現人口萎縮，即人口學家所稱的「死亡交叉」（dead cross）現象。

同時，韓國總體生育率（女性一生中生育子女的總數）降低13%至0.84，連續三次刷新全球最低記錄，這遠低於國家保持健康人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也不及少子化嚴重的代表性國家日本（1.37）。且由於疫情影響至少持續至2022年，政府預計屆時生育率會進一步下滑至0.72或更低。這樣一來，韓國預計在2025年進入超老齡社會（65歲以上老人佔全體人口20%）、預計在2045年老齡化程度超過日本冠絕全球的節點也可能提前。

這無疑宣告文在寅政府人口政策失敗。事實上，儘管他矢言動員一切政策手段解決低生育率問題，但自他2017年執政以來，韓國生育率卻打破了2002年至2016年維持在1.2附近浮動的動態平衡，從2017年的1.05、2018年的0.98、2019年的0.92一路下跌至如今的0.84。疫情雖然導致婚禮舉辦數量降低、夫婦因經濟問題或疫中求醫不便而推遲生育計劃、女性對未來的不安定感加強從而降低生育意願，但整體來說只是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並非生育率持續下跌的主因。

而韓國人口危機激化至此，部分原因固然有往屆政府政策失誤遺留下的不利形勢，包括全斗煥80年代提倡獨生子女政策造就的男女比例不平衡（1990年達到新生兒男女比例115：100的高峰），而這一代正好是如今的適婚年齡；以及女權主義、不婚主義等社會思潮崛起；但更重要的，還是文在寅政府未能及時調整人口政策、緩解房價飆升和年輕人就業問題。

加強補貼來得太遲

在文在寅上任前，韓國生育率穩定在1.2左右，而這是政府自2006年以來每五年發布一次《低生育及老齡社會基本規劃》，每年（至2019年初）補貼給懷孕母親、新生兒、新婚夫婦和日間托兒中心等累計補貼共152.9萬億韓元（1,000韓元約合7港元）的結果。

自稱女權主義者的文在寅上任後採取了較為溫和的路線，即注重給職場女性提供保障，以減少其不得不在前途和生育二選一的現象，而不再像朴槿惠那般過分急切「催生」：朴政府甚至在2016年一度製作了能即時顯示全國各地區生育率和育齡婦女數量地圖，希望激起各地區之間的生育競賽，但在反對聲浪後撤下。

不過，儘管他上任初期再三強調要把握住扭轉生育率的最後窗口，但並未有突破性的大動作。在生育率連年快速下降的情況下，政府直到去年12月才遲遲出台大力加強補貼的新規劃，包括從2022年起追加200萬韓元的生育補貼；將0至1歲嬰兒家庭補貼從每月20萬韓元分三年增至50萬韓元；新設「3+3育兒假」制度，即父母雙方在為未滿一歲的子女申請3個月育兒假時，最高可獲每月300萬韓元的津貼等等。

不過，這一措施在2022年才生效，短期內也無法挽救生育率急降的趨勢。曾有觀察者2019年就指出，文在寅應該將放在朝鮮半島上的精力早早轉移至人口問題。

另外，補貼固然能舒緩新手父母的財政問題，但也難以顯著提高女性的生育意願，因為家庭依然面臨「生得起但養不起」的問題。據《朝鮮日報》報道，影響韓國女性生育的主要原因是子女教育成本過高、年輕人就業難以及房價高漲，而在文在寅任期內，上述問題都在不斷惡化。

未解決多項民生問題

首先，韓國的教育和就業問題都在加速。一方面，家庭的教育投資不斷增長，統計資料顯示2019年韓國小初高學生月均課外補習費用達到32.1萬韓元（折合約2,200港元），比起2016年的25.6萬韓元增長四分之一，許多家庭比起養育二胎，更傾向將現有資源集中押注在獨生子女身上。

而另一方面是資源的錯配，韓國四分之三求職人士上過大學，遠高出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值44%，但僧多粥少，就業市場無法供應足夠高品質崗位。把持韓國經濟的財閥熟知在不增加僱員的情況下增長收益的方法，250人以上的中大型企業僅提供整個勞動力市場13%崗位，為OECD倒數第二，相比之下該比例在日本達到47%。無法尋到滿意職位的畢業生要麼繼續深造，要麼發揮其考試特長，年復一年地考公務員和法學院等，文在寅執政期間大量擴招公務員（直到2019年已擴招9萬人）的政策就引得大批畢業生摩拳擦掌備考，願意為此付出三、四年光陰者並不少見。

而由於立業之前難以成家，因此社會整體婚育年齡都在不斷推遲。疫情更是惡化了年輕人就業問題，韓國去年20至29歲的大學畢業生失業率達到9.1%（高於朴槿惠執政初期的不到6%），四分之一畢業生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自然也不會有生育意願。

更棘手的還是房價問題。文在寅上任初期矢言打擊炒房囤房，讓居者有其屋，但在23輪限制房價措施出台後，首爾公寓房價中位數反而飆升七成至10.4億韓元，飆升速度冠絕全球。

其中固然有朴槿惠政府遺留下的房地產過熱問題，她執政期間為了振興金融危機後疲軟的樓市，放寬房貸申請、給民眾諸多置業優惠等，任期內首爾公寓房價中位數上漲23%。但也有文在寅的判斷失誤，他集中打擊擁有多套房產的囤房者，希望通過大幅提高持有稅、印花稅和轉賣的利得稅等逼其拋售房產。但政府沒有直接從根源上頒布限購令，且央行在疫情前就開始降息，導致熱錢不斷湧入房地產，造成房價上漲。而不少中產階級或是投機、或擔心未來更多限制措施而恐慌性購房，進一步抬高房價，導致打算組建家庭的新婚夫婦難以上車。

而韓國社會普遍認為結婚之前需要買房，韓國經濟研究協會（Korea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去年民調指出，每月付房租者比有房者結婚可能性低65%。另外，本來韓國新婚夫婦除了購房外，還可通過「傳貰」方式租住新屋（即一次性給房東支付房價六七成左右的抵押金，卻不用另付租金，且能在合同到期之後全數取回押金）。但文在寅政府2020年7月通過的嚴格租賃法，規定房東只可收取房價5%的抵押金，這原本旨在打擊房東拿抵押金繼續炒房，但導致市面上以「傳貰」方式放出的房源急速減少。房地產大數據公司Asil指出，在新法實施後半年，首爾的「傳貰」房源減少了46%。在沒有安定住所前，結婚和生育意願自然不高。

整體來說，文在寅政府人口政策的失敗，還是歸結於他未能解決諸多民生問題，教育資源的充足與就業市場不匹配導致青年失業率高企，越發嚴重的房價問題也顯著壓低了生育意願。在這種情況下，再多懷孕和幼兒期間的補助都不過杯水車薪，也會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