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想象的共同體走向破滅
美國知名國際關係研究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一部探討20世紀末「民族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提出了一個影響至今的概念，那就是「想象的共同體」。
在安德森看來，人們所熟悉的民族，正是一個典型的想象共同體，「因為即使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從來不認識他們的大多數同胞，並和他們相遇，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聯結的意向卻活在他們的心中。」「儘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及剝削，民族總是被想像成一個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情誼。最終，正是這種友愛關係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驅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甘願為民族，去屠殺或從容赴死。」
而今，一場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正在不由分說將籠罩在一個個共同體上的面紗撕掉，給世人呈現出其「想象」且脆弱的一面，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共同體正在形成，當然本質上也是「想象的」、脆弱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場域一直存在着兩個大的想象共同體，那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美蘇冷戰，將這兩個共同體的對抗推向高潮。資本主義陣營以美國為首，1947年馬歇爾計劃的提出和實施，為這一陣營的形成建立了經濟紐帶，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約》的簽署，更加夯實了這一陣營的軍事戰略同盟關係。因之於經濟和軍事上的絕對優勢，資本主義陣營在價值觀上也形成了強勢話語權，不僅更加鞏固了共同體的穩定性，民主、自由、人權等也隨即成了普世價值，是為軟實力。
再看社會主義這個共同體，二戰之後以蘇聯為首，初期影響力不可謂不大，但隨着上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尤其是中國的退出，基本上已經宣告了該陣營的破產。再加上後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這個共同體也被認為徹底瓦解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藉此宣告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
在美蘇冷戰之際，毛澤東試圖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共同體之外，架構出新的共同體，故而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用毛澤東1974年2月22日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所說的，「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澤東認為超級大國之間爭奪世界霸權地位是世界局勢動盪不安的主要根源，而第三世界是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主要力量。
不同於毛澤東的「另起爐灶」，鄧小平深諳如何利用資本主義來發展和建設社會主義，也明白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非二元對立的存在，因為「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所以，與其糾結於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不如直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將這兩個想象的共同體打通，各取所長，為己所用。由此，才造就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奇蹟。
今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抗與較量雖然還在進行，但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些自稱是資本主義這一共同體的國家，在具體政策的制定上也不免加入社會主義；反過來，一些社會主義共同體中的國家，為了經濟發展與國家繁榮，也在不遺餘力地借鑑資本主義。所以當英國老牌雜誌《經濟學人》以「千禧一代的社會主義」作為封面時，雖然目的是發出預警和擔憂，但同時也間接道出了一個現實，那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早已不再是兩個涇渭分明的共同體。
而時下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正是加速想象共同體破滅的「催化劑」。一體化的歐洲，在疫情的考驗之下，已經顯示出頗為真實與慘烈的一面。用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的話說，「歐洲的團結並不存在，這是紙上的童話。」而原本作為聯結資本主義陣營的紐帶，也正在疫情中走向瓦解。比如原本信奉「小政府、大市場」的國家，面對瘋狂肆虐的瘟疫，也不得不轉而尋求更多的國家干預，向威權主義靠攏。更別說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彰顯，在「人命關天」的危機關頭更是不值一提，所謂的「民主抗疫」也成了笑話。
當疫情在中國爆發並蔓延開來時，資本主義陣營尚且可以集中火力抨擊社會主義，唱衰中國體制與模式，可是在中國以實際行動有效遏制住了疫情蔓延，並通過第一時間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並儘可能為世界爭取時間窗口期之後，美國、歐洲等資本主義陣營國家仍未引起足夠重視，最終釀成今天的泛濫局面，恐怕身處資本主義這個共同體裏的國家，再也沒有足夠的底氣來炫耀己方體制的優越性。
尤其當帶頭大哥美國開始用「中國病毒」轉移矛盾、耍流氓，歐洲各國又不斷髮生「截胡」醫療物資的風波，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宣告了想象共同體的破滅。
一個想象共同體的破滅有多容易，另一個新的想象共同體的建構也就有多迅速。尤其當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存在，出於抱團取暖的本能，也會很快建構出一個共同體來。而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緊隨資本主義陣營這個共同體破滅後，便是以中國作為共同「敵人」來迅速建構起來的另一個共同體，也即「反中共同體」。
新冠肺炎疫情何以到今天這個地步？在「反中共同體」看來，都怪中國人管不住嘴，吃了不該吃的野味，病毒就是起源於中國。所以，全世界今天都在為中國的過錯和失誤埋單。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和同黨籍的聯邦眾議員斯坦弗尼克（Elise Stefanik）就在參眾兩院分別提出議案，呼籲對在新冠疫情暴發初期中共隱瞞疫情擴散的情況啟動國際調查，同時要求中國對受影響的世界各國作出賠償。
疫情蔓延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同時也加劇了人們的焦慮、恐慌。當這股焦慮與恐慌的情緒無處安放時，「中國」這一疫情最先爆發地，就成了最好的宣泄口，本是無稽之談的「中國賠償論」之所以能在國際場域引發共鳴，正是源於這一「剛需」。而且經過此一番共鳴，「反中共同體」不僅得以成型，在一浪高過一浪的輿論聲討中看上去還頗為穩固。
表面上看，「反中共同體」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反中」，但其實透過現象看本質，構成此共同體的各個成員的目的卻不盡相同。比如美國，「反中」的目的絕不侷限於疫情本身，也不單單是轉移矛盾這麼簡單，而是憂慮美國會自此被中國取代。《紐約時報》日前就接連刊登兩篇文章——《面對新冠危機 美國不再是一個慷慨的全球領導者》和《中國援助各國抗擊疫情 打造全球領導者形象》。這場疫情，已然成為中美兩個大國全球領導力的一次公開測試。而且讓美國頗感憂慮的是，中國現在佔據着絕對的上風。
再如台灣，從一開始就舉着「民主抗疫」的大旗，努力擠進此輪「反中共同體」中。但台灣早已不是基於防疫的需要，而是試圖藉着「反中」這股東風來徹底切斷與大陸的連接，也就是以疫謀獨。兩岸關係早在蔡英文第一任期後期就陷入冰凍，戰爭與衝突的陰雲這幾年來一直在台海上空藴藉，蔡英文連任後的兩岸關係定位早就已經被北京判了死刑。已經台獨入腦、提出了「中華民國台灣」概念的蔡英文，不僅不會藉疫情緩和兩岸關係，還會把這次疫情當成了脱離與中國大陸聯繫、謀求實質台獨和進一步投靠擁抱美國的機會。
至於那些一隻腳已經踏入「反中共同體」，另一隻腳卻還在遊離徘徊的國家，則正在經歷着一番痛苦的掙扎。一方面，基於現實需要，他們需要中國的人員和物資幫助；另一方面，因為認定病毒起源於中國，於是心理上又一直跨不過去，只能「反中」。基於這樣的錯位與掙扎，所以中國救援物資稍有問題，都會被放大，成為這些受援助國家表達「反中」情緒的難得契機。
這一點也不意外，畢竟國際場域向來是「沒有永恒的朋友和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一個共同體可以迅速基於「反中」的需要建構起來，同樣也可以基於共同的抗疫需要迅速解體。何況原本這一「共同體」，就是想象出來的，不堪一擊地脆弱。但同樣不可忽略的是，這一共同體背後的強大「反華慣性」。正是因為這一「慣性」，「反中共同體」才在一片防疫混沌中成為可能，且尤為突出。
從這個層面看，中國反覆所提「人類命運共同體」，雖然初衷是好的，但本質上也是想象出來的、遙不可及的。人類經過漫長時間形成的現代文明，都可以在一夕間回到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就像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在其名著《失明症漫記》中所呈現的盲流感下的混沌世界一樣，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美好願景的距離從一開始就無法丈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