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的歐洲政治反思

經歷近一個月的全國封鎖後，作為歐洲新冠肺炎疫情中央的意大利形勢漸穩，而一海之隔的西班牙也勢將走上意大利的路途，與此同時，不少歐洲主要國家的疫情也逐漸趨於平緩，黎明似乎是可預見的，而這一輪席捲全歐的危機除了進一步撕開歐盟既有的裂痕外，也將促使歐洲人重新反思自身的國家政治。

截至上周六（4月4日），意大利總確診人數達12.4萬，死亡人數超過1.5萬，然而其每日新增案例的百分比已連續六日維持在5%以下，第一波爆發已然受控。較意大利遲數日封鎖全國的西班牙，總確診人數為12.6萬，死亡人數接近1.2萬，不過每日新增案例百分比已連續一個星期維持在10%以下，並呈明顯下行趨勢。較西班牙遲數天封鎖全國的法國，總確診人數近9萬，死亡人數超過7,500，除卻4月2日的統計標準改變外，每日新增比例徘徊在十個百分點上下，已較高峰期回落。至於至今都未落實全國禁止出行令的德國，總確診人數超過9萬，死亡人數超過1,400，死亡率甚低之餘，每日新增確診比例也連續一個星期維持在10%以下。

【4月7日數據更新：截至4月6日，意大利總確診人數達13.2萬，死亡人數為1.65萬，其當日的新增案例百分比已降至3%以下；西班牙總確診人數為13.6萬，死亡人數為13.3萬，其當日新增案例百分比亦跌到3%左右的水平；法國總確診人數約9.9萬，死亡人數近9,000，其每日新增案例百分比已連續多日維持在單位數字；德國總確診人數為10.3萬，死亡人數超過1,800，其每日新增案例百分比繼續維持在10%以下。】

在這些歐洲主要國家疫情漸見緩和的背景下，歐元區各國財長將會在本周二（4月7日）召開視像會議，商討如何合力應對新冠肺炎大流行所帶來的經濟衝擊。當中，最具爭議的題目正是以歐盟名義發債去支撐各國救市財政政策的「新冠債券」（Coronabonds）。其戰線也極其明顯，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財政較為不穩健的國家支持發債，德國、奧地利、荷蘭等「債主國」則反對新冠債券的設立。此僵局已導致焚燒歐盟旗幟的影片在意大利爆紅，債主國們的堅持也許會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不過，當外界都在討論「新冠疫情會否拖垮歐盟」之際，疫情危機將使得歐盟人無可避免要重新反思其國家管治與政治，而當中的一些信念也無可避免會遭遇變更。

正如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3月中所預言：「很多我們確信的、堅信的東西都會被掃除、被挑戰。很多我們認為不可能的都會來臨。明日到來，當我們取得勝利時，這將不會是昨日的回歸。」這一反思及其帶來的改變，除了有可能革新各國管治模式之外，也有可能會為歐盟這個既不鬆散亦不緊密的組織換上新的面貌。

各施各法的歐洲

其實，對於政治的反思，在歐洲而言絕不陌生。從古希臘哲人柏拉圖的「哲學家王」、亞里斯多德研究希臘城邦凡舉百多種政制後歸納出六大政制，到法國啟蒙時代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的分權制衡；到了今天，歐洲還有年高九十的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倡導商議式民主。而且，當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已然預設自由民主社會是「歷史結終點」，因而只集中討論「如何分配社會資源而尋得正義」等議題時，歐洲依然是一個喜好從根本基礎上討論問題的地方。

古希臘芸芸城邦政制各異，歐洲大陸也可算是二十一世紀的古希臘。布魯塞爾政界就有一句名言：「歐洲有兩種國家，一種是小國，另一種是不知道自己是小國的小國。」雖然歐洲各國也趨近自由民主社會，可是細分而言，各國管治模式卻差異甚巨，在其應對疫情的不同手段中可見一斑。

在管治上趨近自由放任的一方，歐洲就有瑞士跟瑞典兩個例子。瑞士夾在德語、法語、意大利語國家之間，與這些歐盟國家交流頻繁，其新冠肺炎總確診人數至上周六已超過2萬，死亡人數超過650。與歐洲絕大部份國家不同，主打「公投治國」的瑞士並沒有禁止非必要出行，只是取消了各類大型活動，禁止五人以上集會，並關閉學校、酒吧、餐廳等人們聚會的場所。瑞士同時採行非常積極的病毒檢測措施，至今已進行了超過15萬個檢測，相對人口比例而言，比以大量檢測聞名的韓國還要多。截至上周六，其每日新增確診人數百分比已連續八天維持在10%以下，並有明顯下降迹象，與嚴厲封鎖全國的西班牙情況類似。

比瑞士更自由放任的是瑞典。截至上周六，瑞典總確診人數超過6,500，死亡人數突破350，絕對數字較低。瑞典政府並沒有採取禁止出行、關閉商店等嚴格措施，只在3月底禁止酒吧和食肆在店內餐桌以外提供服務，並禁止超過50人的公眾集會。瑞典首相勒文（Stefan Lofven）一直強調瑞典人要盡自己的責任為自己、為他人防疫，如非必要不會以國家力量介入。他說：「最有效的東西是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天都可以盡的努力。每一個瑞典人都有責任為了保護他人而保護自己。」瑞典的自由放任換來四面楚歌的批評，可是其每日新增確診人數百分比已近三個星期保持在10%上下的水平，這種平穩增加的走勢甚為符合「壓平曲線」（flattening the curve）的圖像，也與遠在天邊、同樣未有採取嚴厲封鎖措施的日本情況相近。

【4月7日更新：截至4月6日，瑞士總確診人數為2.16萬，死亡人數超過 760，其每日新增案例百分比已連續10日處於個位數字水平，並呈明顯下降趨勢；瑞典總確診人數超過7,200，死亡人數超過470，其每日新增案例百分比連續3日維持在個位數字。】

正如上文所述，意大利與西班牙因為強硬的封鎖全國策略而將病毒傳播的上升軌跡壓了下來。因此，部份傳統上甚為抗拒政府權力的國家，也因應國內情況而逐漸加強政府的管控。例如因為納粹往迹而對政府極有戒心的德國，如今也準備推出追蹤疫情的手機程式，計劃運用藍牙技術將手機與手機之間的近距離接觸記錄下來，如果其中一位機主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德國衞生當局的人員就能夠將資料下載，追尋有可能曾經與患者接觸的人士。德國方面更稱，這套程式的發展已有其他歐洲國家參與其中。

這些不同的抗疫策略到底優劣誰屬，還是最後殊途同歸，目前仍是不能說準。不過，在人民層面關係密切的歐洲，人們看到自己曾以為非常熟悉的國家採取與自身國家甚為不同的抗疫策略，定將引起各人反思國家管治，而不同的抗疫結果也將讓歐洲各國重新扮演起古希臘城邦的「政治試紙」角色。

讓政治回歸管治

要思索國家管治，有極多的維度可以入手。眼見較為專權的國家（如中國）在抗疫上的成功，不少人就將「專權體制」與「自由民主體制」作為對立而作諸多評比。然而，民主體制當中也存在沒有用上最強硬措施而抗疫得宜的範例，諸如韓國、德國—湊巧的是，兩國除了沒有封鎖全國，也以檢測極其廣泛而聞名。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指出政制民主與否不是抗疫成敗的根本，其根本在於「人民是否信任其領袖，以及其領袖手下的國家體制有沒有能力與執行成效」。

於是，也有人將管治差異建構於東西文化差異之上。相對而言，屬於東亞儒家文化圈的中、韓、日，其抗疫成果的確遠好於歐美國家。這也許與人民較傾向服從上位者的命令（甚至指引）相關。然而，正如亞里斯多德指出，一套政令如果不適合該國的基本原則的話，即使是一個在抽象層面上完美的政令，也不能在實際上有效。因此，如果以文化維度來思索管治問題，無疑是緣木求魚。

上述的維度其實也在尋求一個確切的政治答案。在管治形態各異的歐洲，疫情所促成的反思在當下卻不必定需要一個確切的答案，其所需更可能是這種反思本身的問題意識。

政府存在的本質就是為了達至良好的管治。這是一個沒有人會質疑的真理。然而，最明顯的真理卻最容易為人忘記。歐洲人也似乎普遍忘記了這個真理。

在政府管治本來就欠佳的意大利，近年新崛起的政治團體，全都是反體制、反移民之類的意識形態政團，對於如何改善管治國家的實際行政基礎，卻無人關注。在另一南歐國家西班牙，最熱切的政治問題只是加泰隆尼亞的獨立爭議。甚至在法國這個充滿政治熱情的國家，人們也將其大部份心力放在福利政策的存廢與變更之上，並沒有對如何達至良好管治有太多深刻的訴求與討論。同類的情況也發生在管治本來就甚為良好的德國、瑞士、瑞典等國家。

新冠肺炎的挑戰，卻重新將良好管治（包括在歐洲本已沒有太多討論空間的醫療衞生管治）放在政治討論的中心。當新冠肺炎疫情過去，歐洲以至全球抗疫的最終成績表面世，這一場如何以政治達至良好管治的反思將會以不同面貌示人：這也許是對既有國家與地方分權體制的討論，也許是政客管治與專家管治之間的權衡，也許是行政權力應否繼續擴充的爭議，也許是如何讓政府得信於民的探求，也許是對「並非只有民主體制才能帶來良好管治」的醒悟，也許是自由放任到何種程度即須國家限制的尋索。

「危」與「機」的兩面性與同一性是老掉大牙的說法。然而，新冠疫情的危局確實為政治與管治逐漸分離的歐洲創造出「讓管治重回政治中心」的機遇。

上文刊登於第20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6日）《新冠疫情中的歐洲政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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