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資本主義浮世繪：疫情下的企業們

新冠疫情發展至今，已延燒將近3月，並造成全球超過30萬人感染，1萬多人喪命。病勢之猛，不僅引發社會恐慌，也重創全球經濟，企業們也因而在三種未來劇本上掙扎，於人類的生物性與經濟性間擺盪，並在病毒策動的政變中努力求生。

有關未來的三種劇本

所謂三種劇本，關乎的是企業如何看待自己在人類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如何自我突變，產生抗體以求生存。

疫情初期，世界多視此為中國的區域性季節流感，故大多照着一種劇本生活：上班族改變些許工作習慣，但各國仍維持多數的經濟活動，如此一來中國經濟應能在Q2早期復甦，中國以外的世界主要經濟體則能在Q1結束反彈。

但沒想到疫情開始蔓延，於是企業們遂設想出第二種劇本：各地雖有疫情，但應為地方性，國家經濟整體運作不受影響，雖有些日常工作受到衝擊，但中國經濟應還是能在Q2早期復甦，其他經濟體則要放緩至Q2中期才能見起色。

然而結果明顯超出人們預期。3月11日，WHO將新冠疫情列為全球大流行疾病，各國也相繼出台宵禁、隔離、封城、鎖國等激烈措施，於是企業們的未來圖景，便無可避免地落入第三種劇本中：全球各行各業皆受影響，導致景氣蕭條，經濟衰退，消費者信心得等到Q3底，甚至更晚才能恢復。

從劇本一到劇本三，整個經濟體系就像經歷了場大屠殺，在刀光劍影后，盡是遣散的慘烈與倒閉的無奈。但就務實層面觀之，企業雖是受害者，卻也是不可或缺的社會要角，疫情的魔手雖震碎了許多人的經濟夢，卻也讓企業的宰制力上升到了新高度。而這背後照見的，是經濟活動與生命意識間的角力。

人類的生物性與經濟性

自打人類出現資本交易以來，經濟活動便可視為人類的第二生命。而這種第二生命，便賦予了人性另一種有別於生物活動的思想尊嚴，也就是階級意識。階級意識不僅帶來優越感，更促成企業主的崛起，從而建構出資本主義的世界秩序，包裹了全人類的生命。而這套秩序在疫情侵奪人類的生物性時，往往會體現得更加明晰。

以十四世紀的歐洲黑死病為例，其光是在1348年至1359年間，便消滅了歐洲30％的人口，逼得人們設法求生。一份拉古薩共和國（Republic of Ragusa）在1377年的文件便指出，「任何企圖進入拉古薩者，皆須在附近某特定島嶼待上30天（trentine），確認並無發病才能進入共和國」，形同是當代隔離制的雛型。

而此種制度後為威尼斯所習，其於是在1448年出台了新措施，將進港等候期延長到了40天（quarantena）；而根據當代醫學統計，鼠疫從感染到死亡，平均約需37天的時間，故此措施可謂相當有效的隔離手段，「四十天」的威尼斯語因而成了「隔離」（quarantine）一字的字源。

而這些政體之所以要推出隔離制，源頭便是企業需求。當年的拉古薩與威尼斯等，皆倚重貿易收入，即使遇上黑死病肆虐，也阻止不了商人揚起的風帆。然而在疫情升温下，人類的生物性與經濟性之爭暴露無遺：商人與城市本身皆有經濟維生需求；然而作為無數個人的集合體，其自然也有求生的本能。兩相碰撞下，貴族應允商人的要求，以隔離制的時間與空間特殊性，調和了疫情對兩者的壓迫，人性的某部分反抗了資本主義的宰制，某部分則繼續服膺於經濟動物的身份。

類似情景仍在往後瘟疫中不斷上演。1897年鼠疫再度肆虐，歐洲各國雖有封城聲浪，卻也深知經濟連繫無法輕易切斷，當時討論的熱點之一，便是通過紅海與地中海的蘇伊士運河航行權。當年各國雖有權關閉陸地邊界禁絕交通，但在各企業要求下，還是開放了埃及塞得港（Port Said）作為檢疫站，並出台例如「有鼠疫患者的船隻只能在出現鼠疫疫情的港口停靠」等措施。

生物性與經濟性的抉擇，往往十分不易。此次疫情中，中國起初維穩至上，背後雖有政治考慮，卻也不乏保障經濟活動的用意；後由於情況日漸嚴重，其只好暫時停擺經濟，下令武漢封城，並讓其他嚴重地區封閉式管理。

然而許多國家明顯缺乏此種本錢，例如英國，其為不讓經濟停擺，選擇實踐「群體免疫」的思路，本質就是犧牲人們對生物性的部分執着，好維繫經濟性的集體生命，故酒吧、百貨公司等公共場所照常營業。但眼看全球確診與死亡數字飆升，輿論炮火又隆隆不歇，其也只好急轉彎，祭出以保障生物性為核心的停課、關店等策略。

自大航海時代起，全球互動日漸頻繁，各式企業主們儼然成了經濟場域的大小國君，並透過貿易、貨幣與物品供輸等資本主義法則，支配人類的生活。然而疫情之下，人類似乎透過求生的生物性本能，萌發出個人層次的孤立主義，並在一定程度上自絕於資本主義的宰制，例如為減少群聚感染機會，企業不得不讓員工在家進行遠程工作。

然而這樣的解放，卻要付出薪資降低的代價，甚至會因大規模裁員，引發人類生活水平集體倒退；且在某些程度上，此次疫情也誘使資本主義迸發更深層次的滲透。

撐過病毒政變的企業主們

疫情之下，許多企業主們面對由病毒所策動的政變，失去了原有的權力與小王國，淪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一介平民。然而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是歷史的必然，小企業主們讓出的資本空間，自會由大企業主們蠶食鯨吞。其雖在疫情中受創，卻因自身產業的特殊性，而得以撐過一片風霜。

由於病毒逼迫人類走向孤立式生活型態，故而導致文化休閒業、旅遊業、影視娛樂業、房地產業、交通運輸業、製造業等一片蕭條；然而醫療衛生物資及製藥、電子商務、在線娛樂與教育、遠距辦公、保險、機器人與無人機等相關產業卻成功脱穎而出。股市中甚至也出現了所謂「遠程經濟概念股」，裏面涵蓋了一系列支持在家工作（Zoom、Slack、DocuSign）、在家就醫（Teladoc Health、Virtudent）、在家健身（Peloton）的企業。

綜觀人類歷史，這並非企業主的首次破壞式創新。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雖造成大批失業潮，卻也意外促成零工經濟兩大巨頭崛起：Airbnb與Uber。Airbnb打破了專業團隊的營運模式，Uber則跳脱的士業的特許牌照規範，讓素人也能成為企業主，開啟零工經濟時代。

而在此次疫情中，某些企業主則豎起了「遠程經濟」的大旗，成為資本主義世界中的新國君，深化了宰制人類生活的力道。在可見的未來，疫情想必還要些許時日才能平息，病毒也將持續侵襲人類的生物性與經濟性；然而正如有些人類能藉自愈獲取抗體，某些企業也能在病毒政變的哀嚎遍野中，成功上位，替人類構築未來世界的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