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約翰遜有三宗罪 「群體免疫」對各國的警示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事態險峻，世界衛生組織已然於3月14日將當下的歐洲形容為疫情的「震中」。值此時，英國近來圍繞「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的表態，以及法國、德國政府官員的相關說辭，隨即引發了廣泛關注及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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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到各界批評後。英國衛生大臣夏國賢（Matt Hancock）3月15日稱英國已基於專業知識制定了一項抗疫計劃，「群體免疫」不是其中的一部分，這僅是一個科學概念，而不是目標或戰略。約翰遜也於3月16日在唐寧街10日表示需要實施「嚴格措施」（drastic actions），並且宣佈自即日起，英國人「應該嘗試」（should try to）在家辦公並「自願杜絕」（voluntarily refrain from）不必要的旅行和社會接觸。
夏國賢和約翰遜此言被認為是英國政府改口放棄「群體免疫」。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準確地講，所謂「群體免疫」從來就不是抗疫政策、計劃或措施，而是抗疫思路，又或者說是對疫情前景的認知。
且不說英國政府如今只是宣佈「有症狀者和老人家在家隔離」、「取消學校出國活動」、「建議有疾患的老年人不要乘郵輪」，其當下思路依舊未有改變。也因此，即使被各方批評，英國政府對國民的建議依舊是保持冷靜，期待國民自願防疫，甚至依舊拒絕強制關閉學校、餐廳、影院、酒吧、體育場所等公共場所。
那麼，英吉利海峽彼岸呢？作為最重要的兩個歐盟國家，法國與德國相繼實施了遠比英國更嚴格的措施。譬如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已然將現況描述為「戰爭狀態」，並要求國民若想離家出行，則必須在指定的官方網址登記事由，否則便將面臨38歐元的罰款，且由十萬名警員負責落實。德國方面，默克爾也於3月18日晚間極為罕見地發表電視講話，向全體國民呼籲新冠病毒肺炎是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大的挑戰，「關乎生死存亡」。
從應對措施上看，法國德國乃至歐洲大陸各國都已經先後落實相對嚴厲的社會管制措施，與英國、美國依舊依賴國民自覺防疫的作風頗為不同。可是，措施雖然嚴格，但在認知維度，以法國德國為代表的歐陸政府，似乎也有與「群體免疫」類似的判斷。
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認為「面臨病毒的存在，而人口沒有免疫力，亦沒有治療措施，那麼60%至70%的人口將會被感染」，「（我們的）工作重心應當是放緩病毒的傳播，避免醫療衛生體系負擔過重。重中之重是爭取時間」。法國政府則表示，「法國防疫策略從一開始就不是阻止疫情，而是延緩疫情擴散」，我們預估「最終50％至70％的法國人口將感染新冠病毒，這會形成『多數免疫』（d'immunité majoritaire），致使病毒自行消失。」
換言之，英法德等國政府雖然採取的防疫政策、措施不同，但認知上皆認為「病毒無法消失」，「人類終將與這次的新冠病毒（SARS-COV-2）共存」，共存的必要前提就是社會形成「群體免疫」，因此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一方面落實各國程度不一的社會管制措施，避免短時間內大量人口被感染，同時優先確保重症患者得到醫治，避免醫療體系癱瘓。
這與世界衛生組織所提倡的「消滅病毒」思路有本質差異。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國情況為例，中國政府的做法旨在最大限度檢測人口，從社會上全面根除可發現的病例，最終讓新冠病毒和當年的SARS病毒一樣，只存在於實驗室內，不與之共存。如果全球所有國家都步調一致，遵循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參考中國落實嚴格「零容忍」措施，人類是能將這次新冠病毒徹底消滅的。
但是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這種政治執行力和社會動員能力，民選的政治制度也讓決策者受限，因此很多科學家和決策者才會從一開始就認為病毒是無法徹底消滅的，且今年之後，未來還會爆發。這也就回答了約翰遜政府何以能冠冕堂皇地講出「群體免疫」這種話。
約翰遜本來就是保守派，相對於「人命關天」的價值觀，其原本就有物競天擇的傾向，從其言談來看，似乎一定程度的「損失」是可以忍受的。而民選制度在應對這種需要大量社會動員和資源調配的事件時，原本就存在缺陷，這種客觀事實也成了約翰遜的藉口。
可是，縱有這種藉口，也改不了其政府不負責任的事實。
首先，約翰遜政府在1月2月期間，對東亞、中亞乃至南歐的疫情作壁上觀，明知病毒無論如何都會傳入英國，卻不懂未雨綢繆。此為約翰遜政府不負責的第一點——在這一點上，歐美各國都相差無幾，唯有德國政府在準備物資、預防疫情等方面的作為明顯優於其他歐洲國家，卻也有所不足。
而後，約翰遜政府在毫無努力的情況下便擺出「群體免疫」的說辭，不懂得迎難而上，卻擺出「病毒終將與我們共存」的思路，無異於推卸責任。此為約翰遜不負責的第二點——在這一點上，歐陸國家甚至包括日本，雖然也有一樣的「群體免疫」認知，卻並沒有以此為擋箭牌，而是在程度不一地推進各項預防及調配措施。
最後，在被輿論批評後，約翰遜政府雖然撤回「群體免疫」的說辭，在行動上卻依舊沒有任何擔當，僅憑呼籲民眾自覺，發佈社交出行建議這種方式，難道是擔心英國國民過於短視，無法接受「封城」？擔心民意反彈，影響到他自己到手不久的首相大位？國民人身安危和自己的首相職位，孰輕孰重？此為約翰遜政府不負責任的第三點——在這一點上，歐陸國家處理措施遠優於英國，即便是「不堪重負」的意大利，其政府也至少在很努力地應對。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政府，甚至連約翰遜政府亦不如，特朗普在後知後覺地發現疫情會影響其連任後，儼然開始推卸責任，找替罪羊。
客觀而言，各國國情各異，面對此次疫情有不同的處理思路，這是正常的。「群體免疫」也有其邏輯，我們不必因此而指責任何人。可是，任何一個國家政府，縱使其社會文化不同、制度設計不同，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護其人民免受災害、不公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