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重新審視封關、封城與封鎖的必要性

歐盟將禁止非公民入境30天、俄羅斯將全面封關至5月初、加拿大禁止美國公民以外外國人入境、法國封鎖全國禁止非必要出行、德國關閉所有非必需品商店、美國三藩市要求除必要出行外全民留在家中……類似的新聞不絕如耳，反而是世衛以往反對封關的建議、西方輿論對封鎖限制民眾自由的爭論卻愈來愈少有聽聞。

無論是封關、封城還是封鎖，皆是隔離政策的一種，只是範圍和對象不同而已。「隔離」（Quarantine）一詞字意原為40天，來自歐洲黑死病流行期間，威尼斯控制的西西里拉古薩（Ragusa）禁止人民與任何抵達船隻來往30天的法律——期後類似的隔離逐漸擴展至40天——而任何違反隔離者亦要進入隔離。「隔離」正是將傳染病封鎖在一定範圍之內，以阻止或減慢其傳播的做法。

「三封」沒有原則性差異

在此大框架之下，封關、封城與封鎖的背後邏輯完全一樣。封關，在全球層面而言，即不同程度禁止來自傳染病流行國家或地區人士入境的做法，目標是將病情隔離在該地區，以阻止或減慢其傳播。封城，在一國層面而言，即不同程度封禁來自傳染病流行地區人士進入國境其他範圍的做法，目標是將病情隔離在該地，以阻止或減慢其傳播。而封鎖，在社區的層面而言，即不同程度阻止或減少區內民眾接觸感染的各種措施，目標是將病情隔離在染病的個人或小群體中，以阻止或減慢其傳播。

「三封」之間的具體抉擇，當然就現實情況之不同而各異。例如，當疫情已在甲乙兩國普遍流傳，而且兩國可預期的國內抗疫進展差距無幾，封關則已無必要，反而國內的封鎖卻更為明智。因此，歐盟之中諸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國家，又或者美歐之間，其實已再無封關的必要，反而應着重國內封鎖。

雖然「三封」的抉擇按現實情況而有差異，可是任何人原則上反對三者之一（例如封關），卻原則上贊同其他同類做法（例如封城），則是犯上邏輯錯誤，或者背後另有與防疫無直接關係的考量。

如果我們不考量任何與阻止疫情擴散無關的因素的話，最極端的隔離方法無庸置疑能阻止疫情擴散，因此反對「三封」的理據通常來自與防疫並無直接關係的考量，當中有兩大層面。一是實質層面，即「三封」所造成的得益及不上其所造成的損失，這通常是指經濟損失，也可指各種連帶損害，例如人們封鎖在家可能會出現的心理問題等等。二是非實質層面，最主要來自國與國的外交關係、國內族群之間的矛盾、政治爭議、意識形態的堅持等等。

意識形態與政治觀感　不應納入抗疫考慮

首先，我們實應拋開所有非實質層面的反對，因為這些反對只出於主觀立場，與現實無關。這可見於有些國家將他國對自身實施封關措施本能反應式的視為一種外交上的惡意行為。例如，在歐盟一體化的政治旗幟之下，任何封閉區內國與國邊境的動作也被視為政治「大不諱」，因此意大利疫情初爆之時，也沒有其他歐盟國家願意冒上這個政治風險而對意大利封關。然而，如果當初包括意大利在內的國家都能放下這個政治觀念，而接受封關的話，也許今天歐洲的整體疫情不會像今天嚴重，而歐盟其他國家也不會因為自顧不暇而對意大利愛莫能助。

又例如部份西方輿論以人權或自由為名，先入為主地反對封城或封鎖的防疫做法。這只是任由模糊的意識形態堅持縮窄了防疫措施的選項。從如今意大利人絕大多數支持封鎖全國、英國教師以主動缺課抗衡政府拒絕關校等情況看來，封鎖抗疫本身就可以是自由人的自由選擇。

防疫政策就是經濟政策

另一方面，從實質層面反對「三封」的確是一個值得衡量的因素。例如，如果新冠肺炎是跟流行性感冒一般有同等傳播度、死亡率的風土病的話，任何封關、封城、封鎖也許是原則上得不償失的操作——正如特朗普在3月9日尚稱：「去年有37,000美國人死於流感，平均每年有27,000至70,000人死。我們卻沒有任何封鎖，生活與經濟活動如常。如今新冠病毒只有546個確診病例，以及22人死。大家可以想一想。」

問題在於，新冠肺炎並不是流行性感冒——它的死亡率是流冒數倍至數十倍。而且，即使新冠肺炎最後將發展成像流感一般的風土病，當下人們對肺炎的恐懼已嚴重影響經濟活動，一天恐懼不除，一天難救經濟。而從美國聯儲局本月兩度突擊減息與大量放水後也未能挽回美股跌勢可見，此時此刻，最佳的防疫政策就是最佳的經濟政策，而最佳的防疫政策在短期內則仍是萬變不離其宗的隔離政策。

當然，最具成本效益的隔離，是隔離病毒於其滋生之地。可是，新冠病毒現已遍佈全球多國作社區爆發，除非有人真的意圖殘酷地任由病毒傳播，而達至目前未得確證的所謂「群體免疫」，否則落實嚴厲封鎖、盡量將病毒傳播的倒U字型曲線壓至最平、並由政府以財政措施幫助所有受影響的人和企業度過難關，已是任何國家不能逃避的抗疫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