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政府抗疫責無旁貸　莫以群體免疫作擋箭牌

在經過10周的傳播後，終於不再有任何國家敢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掉以輕心。其中，確診和死亡人數遠超中國的歐洲尤其引人關注。可是當世界衞生組織（世衞）3月13日將歐洲形容為疫情的「震中」時，英、法、德等國卻抱持着「群體免疫」的認知，無疑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及爭議。

究竟何為「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本身是一個科學概念，它指的是待大部份免疫能力健全的人感染病毒後，身體從而獲得抗體，對病源免疫。而為達到此種「保護社會」的效果，則需一個社會六成至七成人口感染病毒。

作為此次輿論紛爭的磨心，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3月12日和其首席科學顧問拋出這個概念後便遭到各方批評。見此情形，他於上周一（3月16日）改口稱需要實施「嚴格措施」，且自3月20日起關閉咖啡廳、酒吧、餐廳的堂食服務，以及夜店、戲院、健身室等場所，但也只是宣布自當日起英國人「應該嘗試」在家辦公並「自願杜絕」不必要的旅行和社會接觸。

海峽彼岸，各國也都在落實嚴厲的社會管制措施。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宣告「戰爭狀態」，要求國民居家15日，若想離家出行，必須在指定的官方網址登記事由，且由十萬名警員監督落實；德國的疫情準備本來就更為充足，保持了全球最低的死亡率，目前也正考慮實行封鎖全國的措施；意大利和西班牙早已全國封鎖，前者更將落實更嚴格的禁止出門命令。

可是，「群體免疫」從來就不是抗疫政策或計劃，而是抗疫思路，又或者說是對疫情前景的認知。遍覽歐洲各國，對疫情前景的評估其實與英國的「群體免疫」十分類似。

法國教育部長布朗蓋（Jean-Michel Blanquer）上周日（3月15日）接受FranceInfo電台採訪時預判「最終50%至70%的法國人口將感染新冠病毒，這會形成『多數免疫』，致使病毒自行消失」、「法國防疫策略從一開始就不是阻止疫情，而是延緩擴散」。默克爾更是早在3月11日的大型記者會上便表示「病毒客觀存在，而人口既沒有免疫力，又沒有根治措施，那便將有60%至70%的人口被感染」、「（我們的）工作重心應是放緩病毒的傳播，避免醫療衞生體系負擔過重。重中之重是爭取時間」。

換言之，英法德等國政府雖採取不同的防疫策略，卻皆認為病毒無法消失，人類終將與這次的新冠病毒共存，且共存的必要前提就是社會形成「群體免疫」，因此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通過程度不一的社會管制措施，避免短時間內大量人口被感染，同時優先確保重症患者得到醫治，避免醫療體系癱瘓。

可以理解　不可接受

這種思路與世衞提倡的「徹底消滅病毒」有本質差異。以世衞一再表彰的中國情況為例，其做法旨在最大限度檢測人口，從社會上全面根除可發現的病例，最終讓新冠病毒和當年的SARS病毒一樣，只存在於實驗室內。世衞之所以反對「群體免疫」思路，原因在於病毒每年變異，而群體免疫力會因病毒有所不同失效。更何況，這種「放緩傳播」的應對方式，將大大拖長這場「抗疫之戰」，不僅意味着國際社會需面臨政治、經濟、文化等維度的巨大代價和不確定性，更意味着病毒會從西方發達國家傳入他國，而並非每個國家都有醫治重症病患的能力。

如果全球所有國家都步調一致，遵循世衞的建議落實嚴格的「零容忍」措施，人類是能將這次新冠病毒徹底消滅的。可是，世衞這種期望看來是要落空了。

平心而論，英法德等國以「群體免疫」的方式預判疫情前景，是可以理解的。如今絕大多數國家一沒有足夠的政治執行力和社會動員能力；二缺乏足夠的醫療資源，不能像中國一樣「興舉國之力馳援武漢」；三又沒有供給防疫資源的工業基礎；四又因民選政治制度令決策者決策受限。與此同時，隨着疫情的經濟後果日益明顯，中國為抗擊疫情已經付出巨大代價，社會儲蓄率遠不如中國的歐洲各國倘若採取類似措施，其代價可能會遠超疾病本身。因此很多科學家和決策者才會從一開始就認為病毒是無法徹底消滅的。

歸根結柢，如今英法德等國領導人或許在想，我們若能像中國一樣「全面消毒」當然最好，但我們做不到，醫療資源方面亦無法「舉歐盟支援」，待得疫苗研製乃至批量生產後，又未必能說服全民接種，所以在臻至「群體免疫」之前，只能盡量通過「延緩策略」大幅增加醫院應對能力，避免發生醫療擠兌。可是，縱有諸多「我們實在辦不到」的理由，縱然「放緩疫情，等待免疫」的策略可以被理解，其對己對人的後果也斷然無法被接受-尤其是對中國人而言。

近日來，「群體免疫」的說法在兩岸三地受到廣泛批評與質疑。如果說文化差異、政治能力差異這些藉口還能勉強被人接受，那麼「我們已經做了這麼多，你卻什麼都沒做就放棄，甚至有可能因此令我功虧一簣」的心態，才是中國網民憤怒的原因。

更何況，以約翰遜那種情況為例，在他冠冕堂皇的「群體免疫」概念背後，還夾雜着太多自私自利的考量。

政府最重要的使命

首先，「群體免疫」的前提必然是至少六成人口染病，按現在15%左右的重症率，即使調動醫療資源救治重症者，也意味着有大量患者將面臨重症、危症乃至不治的風險。對染病率、重症率、死亡率最高的老弱病殘群體而言，就更是一道鬼門關的考驗。當英法德等國政要拋出「『多數免疫』能使病毒自行消失」的說法時，可曾想過人命關天？可曾想過政府的天職正是要竭力避免這種情況出現？還是說，這些政客認為世界本就順應「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物競天擇，有一定程度的「損失」是可以忍受的？

其次，約翰遜政府在1月2月期間，對東亞、中亞乃至南歐的疫情作壁上觀，明知病毒早晚都會傳入英國，卻沒有未雨綢繆。這難道不是最大的不負責？在這一點上，除了德國政府在準備物資、預防疫情等方面明顯優於其他歐洲國家（雖然這也包括截取瑞士等國從海外訂購的物資），歐美各國都相差無幾。

再者，各國政府不懂得迎難而上，卻擺出「病毒終將與我們共存」的思路，無異於推卸責任，其中未曾努力即頒出「群體免疫」說法的約翰遜尤為可惡。在這一點上，德法雖然也有「群體免疫」的認知，至少未以此為擋箭牌，而是程度不一地推進各項預防及調配措施。

在被輿論批評後，約翰遜政府雖撤回「群體免疫」的說辭，行動上卻依舊沒有任何擔當，大體上只依賴民眾自覺，連封鎖倫敦一市的說法也斷言否定，難道是擔心英國國民過於短視，無法接受「封城」？難道是擔心民意反彈，影響到他自己到手不久的首相大位？國民人身安危和自己的首相職位，孰輕孰重？在這一點上，歐陸國家處理措施遠優於英國，即便是不堪重負的意大利，其政府也至少在努力應對。

最後值得一批的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政府，甚至連約翰遜政府亦不如。美國疫情前期，總統特朗普和約翰遜政府一樣作壁上觀，不僅不做準備，且在美國媒體痛批之下，依舊拖延疫情檢測，甚至通過副總統辦公室要求相關專家不得擅自公示疫情信息。待得特朗普後知後覺地發現疫情會影響其連任後，又儼然開始推卸責任，在美國媒體普遍接受「新冠病毒」的情況下，大肆鼓吹「中國病毒」，找替罪羊的心態，昭然若現。如今疫情儼然成為2020美國總統大選最大的「黑天鵝」，特朗普自己的作為，恐會為他帶來相應的後果。

客觀而言，各國國情各異，面對此次疫情有不同的認知思路和應對措施，這是正常的。「群體免疫」有其邏輯，我們不必因此而指摘任何人。可是，任何一個國家，縱使社會文化不同、制度設計不同，政府最重要的使命，都是保護人民免受災害和不公對待。在這一點上，為政者責無旁貸。

上文刊登於第20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23日）《政府抗疫責無旁貸　莫以群體免疫作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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