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外交不能「韜光養晦」的四個理由

近年來，中國愈發主動地參與到國際事務中，在諸如南海、中美貿易戰、中韓「薩德」風波等事件上，態度愈發強硬。相應的，中國外交官也愈發不懼於以強硬姿態表述中方立場。與此同時，中國也愈發成為各國針對的目標，國際事務中出現摩擦的情況愈發頻繁，外交工作壓力日增。

對此，不乏有批評的聲音認為「中國底氣日足，放棄『韜光養晦』，也因此愈發成為眾矢之的。這是中國外交的嚴重失誤。」

首先要明白的是，相較於數十年前，中國國力突飛猛進，已然是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和第二大經濟體，乃至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無論是貿易戰、外交戰、還是武裝戰，拼的都是綜合國力，日盛的國力是中國作風轉硬的本錢。圍繞這一點，無人有任何疑問。持批評意見的人所在意的是，縱使中國有了這般實力，又是否有必要採取愈發高調而主動的外交作風？是否有必要拋棄「韜光養晦」？

這種質疑是合理的，卻也是片面的。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並非主動放棄「韜光養晦」，而是已經不能再「韜光養晦」。此乃由四個原因所決定。

一：今非昔比　再無不被重視的可能

第一，隨着中國崛起，與其他發達國家的摩擦自然增大，相應工作也尾隨而至。中國日益縮小與美國的差距，趕超勢頭愈發明顯，又不斷拉大與日、德、英、法等其它國家的差距，且中國的產業升級又對發達經濟體形成實在的競爭壓力，這不可避免地引起各方重視和不少西方人士的敵意。

考慮到中國與大多發達經濟體迥然不同的制度和意識形態，以及地緣政治和經貿利益的競爭，此時的中國很容易成為西方政客隨意消耗的「政治提款機」。中國與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競爭，正在各個領域展開。

此時中國面對的並不僅僅是個別政客出於意識形態的指謫，而是有系統的、刻意的輿論攻擊，現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和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便是最典型的代表。而對西方記者而言，密切追蹤相關輿論動態，從自身更親近於西方的價值觀出發，刻意或無意地參與到對華輿論攻勢當中，就更是其本職工作。

面對這種情況，中國若延續以往和風細雨的外交姿態，並不適應現實需求。

二：時代變革　使命呼喚

第二，中共高層對外交戰略的改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共和國的前60餘年裏，國家打下了較為堅實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基礎。在那基礎上，這一代人的使命除了在於進一步完善政制體系，優化治理能力，為了下一個數十年的經濟發展重新改革經濟結構，也包括推動國際秩序革新，令這個愈來愈顯得不合時宜的、以西方中心論為根本的戰後國際秩序，變得更為多元、更為有代表性。

為此，中共十八大以後，中方為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而明確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並為之構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落實一系列被稱為「改革開放2.0」的開放性市場改革，以國際進口博覽會、支持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方式，深耕中國市場與國際經濟的銜接。

中共高層認為世界正處於「百年不遇之大變革」的深刻變革當中，而中國也必須「更加積極有為地維護世界和平，更加積極有為地參與國際事務，更加積極有為地促進共同發展」。當習近平2014年7月訪問拉美四國期間說出這話時，也是在因應時代需求而為中國外交提出新要求，「積極有為」需要成為中國外交的主基調。

因此，如果說此前中國的外交更像是對外部世界的應激反應，那麼中共十八大之後的中國外交則又開始新一輪的自我重塑。

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性格

第三，人的變化。這是人們很容易忽略的一點。同樣的職務由又不同性格的人落實，也會有不同的效果。

第一代外交官員大都是出生於1910年代至1930年代的10後、20後和30後，這批曾經歷過戰爭、革命，親身參與到共和國奠定過程，並從廢墟中重建家國的外交官們，性格中自然帶有敢言敢為的一面。

第二代外交官則以30後、40後、50後為主體，他們生於貧瘠，長於憂患，經歷了動亂，見證了國家飛速的發展進程，因此更能忍常人之不能忍，且無比珍惜發展的果實。

到了以60後、70後乃至80後為主體的第三代外交官員，他們生長於國家蓬勃向上的階段，見證著國家日盛的國力，不僅沒有那麼沉重的負擔，更有着遠超其前輩的自信和底氣，能夠自如地做到平視發達國家。此時面對西方發達國家愈發針對性的姿態，也就不應該且不會甘於「忍氣吞聲」。

四：只有外交高調，軍事才能低調

時代不由人，如今的世界，已然不是中國息事寧人就能換來和平的時代。和平是需要爭來的。當下的發展階段確實需要中國在國際場上更加積極有為。

不過縱然如此，也不代表中國就應全面「狼化」。事實上一個詭譎的情況是，與外交官員愈發強勢相反，中國軍隊高層近年來對外、尤其是在對美交往方面，態度已經相對低調很多。

還記得2016年夏天，南海局勢因「中菲南海仲裁案」而異常熾熱。中美兩軍於7月在南海對峙一個月，當時美國列根號和斯坦尼斯號兩艘航母，配備十餘艘護衛艦、導彈驅逐艦和150餘架各類戰機，擺陣於中國南大門。而解放軍則北海、東海、南海三大艦隊精銳盡出，時任海軍司令吳勝利、政委苗華，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王冠中和南部戰區司令員王教成4名上將齊聚南海。只要任何一方的挑釁動作越過紅線，就可能擦槍走火。

相比於彼時徘徊於戰爭邊緣、火藥味四溢的情況，到了2018年11月9日中美防長會晤時，不僅美方表示要加強危機管控，避免誤解誤判，中方也做出相應改變，建議穩妥處理兩軍關係，並首次提出將兩軍關係建成兩國關係的「穩定器」。2019年11月28日的中國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新聞發言人任國強再次強調兩軍關係作為「穩定器」的角色。

顯然，中美都在力求避免兩國軍力碰撞的恐怖後果。而這種「外交高調與軍事低調」的搭配，可謂是中共高層的又一種戰略選擇。畢竟外交上的強勢，即便造成衝突也不過是口頭交鋒和媒體之間的輿論戰，軍事上的強勢則很可能點燃戰火。

再進一步講，當下中國在軍事、科技、產業等方面仍有一定短板。那麼一面在外交上做必要的積極工作，令西方對中國的不滿和分歧，通過包括貿易戰等可控的方式適當釋放，從而延長中國的發展窗口，用五年或十年的時間，讓中國自身軍事、科技、經濟實力再上一個台階。這何嘗不是一種戰略選擇？

說回到耿爽等外交部發言人「戰狼式」的風格，近來不乏有人將之與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彬彬有禮、語調溫和的形象相對比，戲言「就應該讓耿爽和吳謙互調崗位」。此話誠然可博人一笑，但認真細想，如今的安排，又何嘗不是最合適的呢？

《道德經》有言「有無相生，難易相成」。事實上，「韜光養晦」與「積極有為」也是如此，兩者本來就並非相互抵制。很大程度上，當中國軍事近來進展迅猛，但相較於中國外交變得愈發重視「積極有為」，遍覽國防部的對外表態，反而依舊保持着「韜光養晦」的宗旨。這種對比和箇中道理，是值得人們深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