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並未「戰狼化」　只是「戰狼回歸」

近年來，中國外交官員的言語措辭正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

2019年12月11日的外交部發言人記者會上，有記者就中國大使和丹麥法羅群島政府官員的對話三度發起提問，詢問中國大使是否在談話中提及要求對方使用華為5G，以及中國是否在與法羅群島洽談自貿協定。對此，發言人華春瑩先表示該提問有事實性錯誤，而後表示美國高官滿世界抹黑中國企業才是真正的威脅，在第三次被追問時則反問「談還是沒有談到華為，你認為有任何區別或實質意義嗎？美國官員、大使可以滿世界抹黑攻擊中國華為，難道中國大使同其駐在國官員談合作的時候，就不能提到中國公司的名字嗎？這是什麼邏輯？你是不是覺得中國還處於這樣一個時代？美國可以滿世界抹黑、攻擊、打壓中國，而我們連名字都不可以提，更不能還嘴，你認為是這樣嗎？我告訴你，這樣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我們有責任堅決維護中國公民和企業的正當合法權利。」

時光倒回五個月前，在7月3日的外交部發言人記者會上，當有記者就香港社會運動提及英國外交大臣侯俊偉（Jeremy Hunt，內地譯作亨特）「英國支持香港居民捍衛英方為其爭取來的自由，希望所有國家履行國際義務。香港特區政府不得將抗議中的破壞行為作為鎮壓的借口」的表態，並就此徵詢中方評論時，發言人耿爽答道：「我已經連續兩天就亨特先生的涉港言論作出回應，表達了中方的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但是他似乎還沉浸在昔日英國殖民者的幻像當中，還執迷於居高臨下對他國事務指手畫腳的惡習當中，仍然不知悔改，繼續信口雌黃……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一無主權，二無治權，三無監督權，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謂『責任』。英方動不動就以『守護者』自居，這純粹完全是自作多情、痴心妄想……我們希望英方，特別是亨特先生不要再自不量力，粗暴干涉香港事務，這註定是徒勞的。」

同樣是2019年7月，美國宣布對台軍售案、台灣總統蔡英文過境紐約，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在Twitter上以英文直言，「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任何分裂中國的嘗試能夠成功。玩火的人最終會引火燒身。言盡於此」。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應該還是2016年6月的中加外交部長年度會晤。在會晤後的記者會上，有加拿大記者就有關中國人權問題質疑「加拿大為什麼要與中國保持更緊密關係？如何通過這種關係來促使中國改善人權？」，現場的中國外長王毅接過話題，怒目回答道：「你的提問充滿了對中國的偏見，和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相對於過往數十年間中國外交官的低調謹慎，新一代中國外交官明顯正變得愈發敢言。

英國廣播電台（BBC）曾於2019年7月17日發文稱「中國外交愈趨戰狼化」。有人為此眼前一亮，有人則皺眉側目，但這就是正在上演的事實。無論是在談及「一帶一路」、中美關係、涉港涉台抑或是應對西方媒體的「歪曲報道」，中國的駐外使節和外交部發言人們正愈發頻繁、高調且有骨氣地闡述中國立場。

不過與其說中國外交官員愈發「戰狼化」，或許更準確的評述是「戰狼的回歸」，而這還需從中共建制初期講起。

北京前門煤市街曾經有一個新華飯店，那是一座二層木製的建築，雖然設施並不十全十美，但在1940年代的北京城裡，排場比之更好的也就僅有北京飯店和六國飯店了。這裡也正是1949年新中國外交部設立的報到處。新政權成立後，新政府一個緊要的任務便是儘快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為此也亟需有文化、懂外語、參加過對外工作經歷的人擔任駐外官員。問題在於，毛澤東「另起爐灶」的外交決策決定不留用原國民政府的外交官，事實上也少有原國民政府外交官願意留任。對彼時的中共而言，外交人才異常稀缺。

當時，中共中央想出了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既然駐外官員所需要的品質是忠誠、剛毅、能斷，那麼解放軍各部隊的將軍們不正好符合這些要求嗎？「將軍大使搞外交」也因此成了那個時代的奇景。

在那段歲月裏，除了曾擔任外交部長、被稱為「元帥外交家」的陳毅，諸如袁仲賢（三野八兵團政委）、黃鎮（解放軍總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耿飈（一野十九兵團副司令員）、姬鵬飛（三野九兵團政委、杭州警備區政委）等一眾人物，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將軍大使。長年在戰場上歷經真刀明槍和爾虞我詐的將軍們，將豐富的工作經驗以大使身份充分運用到了外交戰場之上。在那個兩大陣營涇渭分明相互撻伐的冷戰時代，這並非一件容易的事。

起初，面對來自於華府國會的敵意，中國別無選擇地歸附於蘇聯陣營，卻也在與蘇聯的交涉中以自己有限的籌碼，力求利益最大化。正是第一代中國外交官們不做半點退讓的「戰狼式」骨氣，令周恩來得以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通過台前幕後的鬥爭，就印度支那反殖民和朝鮮半島和平問題舌戰16國代表，促進區域衝突的緩和，且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美國對中國的封鎖禁運，提振新政權的國際威望；也是這份堅持，令國家在必要之時不畏於戰，在數次戰爭/戰鬥的犧牲和戰果，乃至「兩彈一星」的軍事實力突破之基礎上，為維護中國獨立發展路線而大膽執行反帝國、反修正的「兩個拳頭出擊」，令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有了得以實現的可能，乃至在那個國力羸弱的時代，取得了與國力不相襯的政治地位，與美蘇形成微妙的三角關係。

當時中國的外交風格是有所讓有所不讓、以攻為守的。如果說聯合國初創時中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是憑藉國軍紅軍百萬將士的奮戰、千萬黎民的犧牲和世界地緣現實所決定，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30年後進入聯合國，贏得「五常」地位，憑藉的則無疑是建制初期那一代人所澆築的政治和軍事基礎，而奔波於亞非拉歐美國家，敢戰敢言又有所節制的「將軍外交官」們，無疑起到了不可磨滅的積極角色。

正是在那個時代中國人所取得的軍事政治外交基礎上，「鄧時代」的中國人才得以放手搞經濟建設，並最終以歷史罕見的數十年長足穩定發展，構建了今天富足的綜合國力和完善的產業結構。為了能夠與那個階段「悶聲發大財」的宗旨相襯，當時的外交工作也一直是落實「韜光養晦」，暫且擱置與他國逐漸出現的分歧，確保外部環境總體穩定友好，在既有國際政經框架下將國家利益最大化。

這也就有需要第二代外交官們收起「戰狼」的狼性，展現強大的忍耐力與親和力，即便發生諸如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中美南海撞機事件，即使中國外交官因此被激昂的國民批為「沒有骨氣」，被帶有侮辱輕視意義的「送鈣片」，那一代外交人的工作也一直服從於彼時的國家發展需求。

因此，當今日人們審視中國外交官，認為其正愈趨「戰狼化」，實則是以第二代外交官為標準，認為當代外交官員正偏離既有軌跡。但事實上，中國外交傳統一直都有「戰狼」傳統。而今天的「畫風突變」，事實上也是在順應國家發展需求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