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阿拉伯之春．埃及篇】軍隊經商鎮壓暴亂幽靈　埃及的最大啟示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引發民變之後一蹶不振的埃及，在2020年終於展現出一些跡象，似乎正逐漸回到中東政治、經濟乃至軍事領域的中心。

譬如在1月17日前後，沙特國防副大臣哈立德·本·薩勒曼（Khalid bin Salman）甚至飛抵埃及，希望得到軍援。這比起2014年埃及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剛上任時接受沙特軍援的局面就顯出了天壤之別。

事實上，埃及當局的能力已經不僅僅侷限於接濟沙特，也就在1月16日前後，埃及當局還突襲了土耳其官方媒體「阿納多盧通訊社」在開羅的記者站，並抓捕四名相關人員。

對此，土耳其方面大發雷霆。資料顯示，安卡拉當局自從「阿拉伯之春」後就一直是埃及國內老牌反政府組織「穆斯林兄弟會」（穆兄會）的最大後台，就已故的埃及前總統穆爾西（Mohamed Morsi）之死，土耳其方面還一直在他死後的半年內於埃及繼續製造聲勢，加之埃及與土耳其還在近期的利比亞內戰刀劍相見。塞西當局不懼對峙的底氣之足便可想而知。

在此基礎上，埃及軍方在與「穆兄會」的小規模武裝鬥爭中已基本佔據壓倒性優勢，該組織近年來已有至少16,000人到41,000人被軍方捕殺。可以想象，開羅對土耳其還會有更多大動作。

對塞西來說，他治下的埃及也許不符合西方眼中的「民主」國家的標準。但是，「阿拉伯之春」在埃及的爆發本來就和西方式的「民主」沒什麼關係。分析認為，埃及已成為從經濟角度觀察「阿拉伯之春」前後相關正常國家命運的一個範本。

在危機爆發前，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當局雖然讓埃及在從1981年到2011年的30年間實現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顯著增長，使之達到2,600美元，遠高於同期印度的1,410美元。但埃及的實際工資水平並沒有在穆巴拉克當政的30年間上升，其最低工資標準26年未變。到2008年，隨着埃及通貨膨脹率升至20.2%，這一高通脹水平延續也一直延續至今。

當穆巴拉克當局試圖在2010年末嘗試「新自由主義社會政策」，以取消社會保障、減少糧食補貼來開源節流時，面對當年全球小麥漲價16%的局面，民變就爆發了。

同理，穆爾西和穆兄會當局也沒有自己的經濟綱領，很多穆兄會出身的經濟官員甚至蕭規曹隨地使用穆巴拉克時代的經濟政策。這使得穆爾西的一年執政不能解決埃及經濟的脆弱結構。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由5%降到1.9%，外匯儲備由332億美元降到135億美元，青年失業率也高達30%。為此，他們遭遇和前政府一樣的命運就成了某種必然。

相比之下，塞西對埃及經濟模式的調整就顯得很有意義。在塞西成為總統的四年裏，埃及軍隊持股的公司持續壯大，這引發了當地商人和外國投資者的興趣。

資料顯示，自從2014年塞西總統上任以來，埃及發展了數十家軍工經商的企業。目前，很多埃及軍方持股超過51%股份的公司正在該國全境大舉進行建設。這其中包括建築、房地產及旅遊等領域，譬如開羅從2015年在其城東修建的行政新區就是一家軍工企業斥資450億美元修建的。

為此，一些埃及商人和外國投資者對此有所不滿，他們對軍方接手此前由「私營部門」來進行的經濟活動感到不快，因為埃及政府為軍工企業提供了税收和優惠政策。路透社等機構也試圖「揭露」埃及軍隊經商的「不公平行為」。到2017年9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還發出警告，稱埃及私營部門的發展和創造就業的活動「可能會因國防部下屬實體也參與同樣的活動而受到嚴重阻礙」，但這一系列問題並不妨礙埃及軍隊經商的規模逐漸加大。

目前，埃及軍事生產部、國防部和「阿拉伯工業化組織」三家單位承擔起了埃及軍隊經商的主要任務。在2016年時，這批企業甚至提供了埃及GDP的3%。當埃及手榴彈工廠轉行生產塗料、化工製品暢銷全國，埃及火炮工廠轉行生產廚具、餐具、發電設備並行銷海外時，埃及軍方也在穩定環境之後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

在2017年後，埃及軍方已經開始和阿聯酋、沙特甚至中國建立了新的合作，這讓西方人士不免有些不快。可當這支軍隊得到了來自沙特和阿聯酋的財政支持，以及來自東方的資本時，西方各強國對此倒也無話可說：當美國對埃及軍隊的援助只有「每年13億美元」時，他們也難得有更多的發言權。

而今，埃及的普通人們可以在熙熙攘攘的開羅各個廣場上看到某種特別的景象：人們會排隊購買由軍方開着卡車來出售的低價肉和其他食物。

考慮到塞西已指示軍方進入食品行業，要求「武裝力量可以提供更多的雞肉以降低食物價格，保障人民生活」，這對於仍在歐美國家佈置的百年涸轍中的埃及，無疑是個頗具諷刺意味的結局。儘管埃及軍方會抱怨「軍官的自尊難以接受士兵賣雞腿」，但考慮到2011年時埃及連平價麪包都買不到的情況，有雞腿總是好的，活下去終究比什麼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