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阿拉伯之春．突尼斯篇】僅有半塊麵包　仍為下一代爭取民主

中東，在地緣政治中是一個模糊的概念。由地中海以東的黎凡達地區、阿拉伯半島，以至北非的伊斯蘭國家，政治、文化、宗教既有其相似性，亦有所不同。2011年初開始，一場後來被形容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席捲中東多國：突尼斯、埃及、敘利亞、利比亞、也門等。這股浪潮是對主宰中東數十年的軍人政治、專制政體的衝擊。在成功推翻獨裁者後，這些國家都在嘗試建構新的民主管治模式。九載過去，最先爆發「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民主進程最為順利，但經濟民生卻沒有改善；埃及經歷民主選舉及政變，最終又換來「民選」的軍事強人專政；利比亞兩大派系軍閥激戰多年，各國介入下會更加混亂，還是停火在望？
至近日，中東地區東端的伊朗再次成為風眼——美軍擊殺伊朗「第二號人物」，以至伊朗誤擊烏克蘭客機，差點再引爆一場中東戰爭。過去兩年在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極限施壓」下，伊朗民間已在醞釀動盪，如今更爆發「反美」、「反政府」雙重示威，反映着這個神權與民主兼備的治理模式受到考驗。阿拉伯之春沒有完結，也沒有答案，只提供了反思，讓中東國家各自摸索治理模式。

【後阿拉伯之春】系列

「在革命之前，即使在同一家庭裏，也沒有人會討論政治。我們只會討論足球。」36歲的阿卜杜拉（Achref Ben Abdallah）認為2011年茉莉花革命，喚醒了突尼斯人的政治覺悟。

這些年披拂北非及半島地區之芸芸變革當中，突尼斯被視為是經歷阿拉伯之春以後，唯一能夠走上民主改革軌道的阿拉伯國家。突尼斯之所以與眾不同，成功擺脫強人統治陰霾，背後得力於各方坦誠相對的善意磋商，才能順利過渡民主轉型。

阿拉伯之春已過去九年，突尼斯的成就令人驚喜。大中東變天，它正是點燃燎原之火的原點。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小販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在擺攤時遭警察惡意對待，其後在政府大樓面前自焚。事件激發民眾對該國獨裁政府的怨氣，引致了席捲全國的茉莉花革命，並且迅速散播至阿拉伯各國。

獨裁總統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被推翻，突尼斯雖然出現過2013年的憲政危機、保守伊斯蘭勢力針對反對派的刺殺行動、2015年震驚世界的＊連環恐怖襲擊……於民主改革路上荊棘滿途，但最終，突尼斯成功制定新國家憲法，順利完成民主過渡，並分別於2014年及2019年誕生了兩位民選總統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和賽義德（Kais Saied），實行了民主政制，總算為鄰國樹立起民主革命的成功楷模。

2015年連環恐襲：2015年3月18日，武裝分子先後攻擊突尼斯議會及巴爾杜國家博物館，造成22人死亡，包括20名外國遊客。三個月後，度假勝地蘇塞（Sousse）的帝國馬哈巴飯店發生槍擊案，38人死亡，絕大部份是外國遊客。極端組織ISIS對兩宗襲擊案均承認責任。

終點線前的荊棘碎石

本阿里下台後，政治光譜上各端的世俗派和宗教團體熱衷投入政治，大家都期望突尼斯能有一番政治新氣象。可是，茉莉花革命之後的路並不平坦。突尼斯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上遭遇不少難題，威脅到革命後的政權過渡。

在茉莉花革命後，於2011年進行的制憲議會選舉（Tuni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election）中，溫和派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黨（Ennahda）勝出，成為第一大黨，但隨後一直被批評對付伊斯蘭極端組織過於軟弱。尋求在國內推行伊斯蘭教法的薩拉菲（Salafi）保守派穆斯林團體伺機而起，其主要組織安薩爾伊斯蘭教義組織（Ansar al Sharia）捲入多宗暴力事件，包括2013年暗殺民主愛國者統一黨（Democratic Patriots' Unified Party）的政客貝萊德（Chokri Belaid），以及人民陣線黨（People's Movement）的創辦人布拉米（Mohamed Brahmi）。兩名被暗殺的政客所屬的反對派政黨隨即發起抗爭行動，要求政府集體總辭。這最終導致民選制憲議會在同年8月停止運作。

然而，這波憲政危機幸得公民社會自發組織對話平台—突尼斯全國對話四方集團（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透過會議化解分歧，從而制定新憲法。制憲議會在2014年1月通過新憲法條文。新憲法訂明總統任期限於兩屆，每屆任期五年，日後禁止延長總統任期，或容許連任多於兩屆。

突尼斯於同年正式選出新總統埃塞卜西，並實現執政黨輪替。全國對話四方集團亦在2015年獲頒發諾貝爾和平獎。這些都是突尼斯人過往在法國殖民統治和獨裁者專政之下從沒經歷過的。

種種難關過後，現今突尼斯總算順利實現民主轉型。去年10月，法律教授賽義德順利在大選中當選，成為當地實行新憲法後的第二位民選總統。

突尼斯與伊斯蘭：憲法規定伊斯蘭教為突尼斯國教，總統必須為穆斯林。但在突尼斯1956年獨立，廢除君主、改行共和制以來，已是相當世俗化及親西方的伊斯蘭國家，國內逾九成半國民是遜尼派穆斯林。建於698年的宰圖納大清真寺（Al-Zaytuna Mosque），開辦了伊斯蘭歷史上其中一間最古老的大學。2011年本阿里下台後，伊斯蘭派別紛紛投入民主改革進程，溫和派復興運動黨更在首次選舉中取得大勝。

反思信仰與政治關係

本阿里下台之後的政權過渡期間，多個溫和派、保守派伊斯蘭團體出現政治爭鬥，令到阿卜杜拉對伊斯蘭政治團體產生反感。他認為，在後革命時代，第一個取得政權的是伊斯蘭黨派（復興運動黨），但是，他們沒有專注解決經濟問題，反而利用人民的信仰去鞏固自己的政治實力，提出一些假象，譬如「伊斯蘭身份認同正在消殆」云云，從而操縱人民。

「他們沒真正為人民做任何事。他們唯一希望得到的是長期掌握權力。」阿卜杜拉說。他特別提到，2013年影響突尼斯政局的兩宗涉及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反對派遭刺殺事件，幾乎導致突尼斯再度分裂，斷送茉莉花革命成果。這些事，都令到他重新思考信仰、政治與生活之間的關係。

因此他認為，這場革命改變他的，不只是政治意識的提高，還有一些對信仰的反思。阿卜杜拉坦言，在2011年之前，已經對信仰有一點疑問：信仰是否回答現實生活中所有問題的最佳答案？他對此充滿疑惑。「但革命過後，我開始有勇氣去面對它們。」阿卜杜拉自出娘胎已是個穆斯林，但他現在自稱是個＊不可知論者（agnostic）。

＊不可知論：一種懷疑主義哲學觀點，論者認為，人無法知道來世、鬼神是否存在。與無神論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沒有承認或否認神的存在，只是認為人根本無法知道其存在與否。

過去九年來，突尼斯人對於國家治理模式，以至宗教信仰都有了深切反思。然而，當日促使小販布瓦吉吉自焚的其中一個原因—生計問題，似乎未有重大改善。

2018年12月24日，在突尼斯西部城市卡塞林（Kasserine）的32歲記者卓奇（Abdel Razaq Zorgi），因為不滿社會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以及社會資源分配不公而自焚抗議，最終身亡。他在自焚前提到，當地爆發茉莉花革命後，國家經濟依然沒得到改善，故想以自焚「再引發起一場革命」。

自焚這一抗命標誌，對突尼斯國民來說尤為衝擊—畢竟當年的茉莉花革命也是因這點火燃起。這一次記者自焚，再度引發各地連串示威，民眾走上街頭，控訴茉莉花革命後的民選政府沒能妥善搞好經濟。

民主不等於會發大財

在本阿里時代，低下階層生活艱苦，階級流動僵化。然而，現在經歷過茉莉花革命、總統換人之後，經濟卻沒有很大的改善。阿卜杜拉認為，這導致不少年輕人對國家感到失望，有些甚至選擇出國謀生。

根據國家統計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的數據，在本阿里下台前的2010年，突尼斯的全國失業率介乎13%。然而，「阿拉伯之春」之後的失業率，卻比本阿里時代還要高。2011年以後的失業率，基本處於15%以上，其中2019年則維持在15.1%。世界銀行的數據亦顯示，突尼斯於2018年的人均生產總值比2011年下降接近兩成。所以，在經濟範疇上，突尼斯新政府這九年來給了一份頗糟糕的成績表。

阿卜杜拉在突尼斯一間美資公司擔任工程師，收入穩定，但他與妻子剛剛誕下女兒，生活成本相應提高不少。國民生活捉襟見肘的苦況，他也感同身受。

茉莉花革命後的突尼斯，好像印證了一種東西：民主不能帶來麵包。但是，雖則要付出只剩下半塊麵包的代價，但可換來被賦予選舉代議士的權力、隨心所欲談論政治的自由。

「以前，當說起安全、舒適而廉價的生活，我便會很快樂。但現在，令我更快樂的，是當我們說到表達自由、民主價值的時候。」這半塊麵包，阿卜杜拉覺得吃得很滋味。

「今天的日常生活沒有比之前更加好過，主要是因為物價（上升）。」但對阿卜杜拉一類中產家庭來說，政府認受性、民眾政治參與度等，是為着下一代的前途。「革命以前，大家在這方面（全民議政）是想也沒想過的。」阿卜杜拉說道。「革命之後，政治就變成了我們突尼斯人談天的主要話題。」

也許阿卜杜拉的想法，僅能代表生活在首都的一群中產階層。很多草根階層，尤其生活在內陸城鎮的居民，早已對革命後沒見起色的低迷經濟累積很大怨氣，否則，去年的記者自焚事件，就不會引致那麼多人再次上街抗議。

但是，突尼斯人現在有着為人民負責的代議士、一定的政治參與度，以及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觀乎鄰近北非及阿拉伯國家的窘態，這個位於北非一隅的地中海小國，算是表現得很出色了。

上文節錄自第19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20日）《阿拉伯之春　那場結局迥異的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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