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進越南．五】夾在中美之間　社會主義越南的十字路口

作為世上少數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越南過去的政治發展方向對中國亦步亦趨，亦不敢全然依賴美國。越共自1994年起面臨發展危機，包括經濟落後、偏離社會主義、官僚主義和腐敗，以及「和平演變」等。今天，越南坐上經濟快車，但這些「危機」依然存在，加上中國日漸強大，以及美國提出印太戰略的大環境下，越南的政治發展也來到十字路口。

（此為【錢進越南】系列專題之五）

2018年10月，阮富仲當選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主席，並兼任越南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將會完成任內病逝的陳大光餘下至2021年的任期。這是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首次有領導人同時身兼兩職，外界估計越南政局或迎來急劇又意想不到的變化。

越南國內政治環境與風向趨於平穩，越共也因為近兩年來的反腐取得了足夠威望。加上阮富仲為首的越共領導層從4月開始逐漸為「越共十三大」確立了「領導骨幹」等機制，越共由中央到地方的管控日漸增強。

在逐漸排除了內部隱患之後，河內在過去一年作出了中越關係的策略轉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趙衛華今年1月發表《越南南海政策調整：演變與實質》一文指出，隨着2009年中國快速崛起及美國戰略重心東移，越南國內對於南海問題及對華政策不同的聲音逐漸加大，一派主張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另一種觀點則視中國為主要威脅，借美國為首的域外大國抗衡中國。

戰略性調整南海政策

自阮富仲上台後，河內南海政策進行階段性的戰略調整，試圖以名義上的讓步，換取實質性利益。其調整項目包括重新界定南海諸島的法理地位，調整主張管轄海域的範圍；調整攻守重點，力爭越南利益最大化；以及利用輿論工具，爭取國際同情。趙衛華認為，越南此次政策調整的實質目的仍舊是，利用對其有利的地緣矛盾來達成自身的利益訴求。此一政策既符合美、日、印、澳等域外大國防範遏制中國的戰略需要，也有利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否認中國在南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現實要求，同時不會引起俄羅斯反對。

隨着越南南海政策的戰略性調整，南海的形勢將更趨複雜。越南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促使美國等域內外國家介入南海問題，以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另一方面，越南也很清楚不能完全依賴美國等域外強權。對越南而言，維護和平的發展環境，也是其重要戰略任務之一。

但遺憾的是，河內方面低估了北京在南海造島之後的實際活動能力，自今年7月起，中越的南海對峙呈一面倒之局面。中國「海洋地質8號」於8月下旬的第二輪「調查」行動中，不僅越過了萬安灘水域，還直接進逼越南近海富貴島水域。

在9月前，越南尚且尋求美國、印度、俄羅斯、澳洲和其他印度太平洋國家作出努力，藉以恢復該地區的和平與秩序；越南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范平明在7月下旬還將問題轉交給東盟。但越南深知自己的訴求難獲外界回應，只有印度、日本給出了「高度重視南海局勢」等常規表態。有鑑於此，越南面對中國的態度也頗為克制，兩國外交部的「隔空批評」也僅是點到即止。

目前看來，河內已無意把南海問題進一步國際化，畢竟越南在南海上仍舊佔據較多島嶼。從短期來看，管控分歧且維持南海形勢穩定，符合中越雙方的根本利益。從長期而言，摒棄借助外力打壓的過時做法，通過和平協商的方式追求共贏，才是最終解決中越南海爭端的正確方向。

不要小看越南的韌性

回顧歷史，在過去的半個世紀內曾分別與中美兩國發生戰爭，越南或許比世上任何國家都清楚什麼時候該避免挑戰當今兩大強國。

當下，越南迎來中美貿易戰下的發展良機，河內面對西方媒體的「中美貿易戰最大贏家」的吹捧，也算頭腦清醒。一方面，中國市場的規模、勞動力水平及基礎設施仍具優勢，因此仍有不少企業並沒有把工廠遷至只具勞動力成本優勢的東南亞國家。另一方面，越南明白國家製造業無論在規模以至產業結構都無法取代中國，同時深知國家近期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的增長與代工廠遷移和各國企業避險有關。

因此，河內已從2019年1月2日後簽發政府命令，要求加速技術轉讓，盡快實施其「工業4.0」進程，進而實現國家盡早建成現代化工業國奠定基礎的目標。

自古以來，河內作為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不論是陸路或海路都十分重要，而且深具戰略意義。因此，每逢改朝換代或遭到外國侵略者入侵，河內都受到重創，市內許多歷史古蹟都在戰亂中被毀損，僅剩下碎片瓦礫供後人瞻仰。

今天的河內不僅再次成為經濟發展蓬勃的國家首都，而且成為許多投資者的主要目的地；經歷數千年的高低起跌，這個地方依然展示出其強大的韌性。這多少說明，或許今天越南政治發展的確來到十字路口，但外界千萬不要過分低估越南。

越南建國初期，胡志明沒有進行如中共般的殘酷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清洗，使得越共內部的保守派與開明派一直和平共存，共同推動國家的改革發展。胡志明於1969年逝世後，集體領導成為常態，政治清洗變得不可行，因此，越共內部保留了比較多元的政治生態。

當然，更重要的是，中越兩國國情不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因面積和人口基數龐大而治理難度極大，故長期對於政權的強大動員和整合能力有所依賴。越南的人口和土地面積遠遠不如中國，故改革的空間和彈性也較大。

越共不像中共設有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權力集中到七名政治局常委身上，其中央政治局只有十幾名政治局委員，沒有常委會，令權力相對比較分散。加上越南一直有分權的傳統，特別是近幾年形成了「四頭馬車」，即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國會主席並立的領導形態，使中央權力不過於集中。

此外，越南黨內民主相對走得更遠。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推行國會議員直選，並愈來愈具有實質監督權。隨着改革的推進，越南國會議員的作用也不再是聽會和鼓掌，他們在國會開會期間可直接要求政府高官和總理問責，而國會的問責和討論由電視台直播。由此可見，越南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成就不低，縱使國家面對內外挑戰，亦不至「困境」的地步。

上文節錄自第18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11日）《夾在中美之間的社會主義國家　內外交困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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