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經濟政策的五大矛盾|專家有話說
在剛剛結束的美國大選中,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壓倒性優勢當選美國總統,超出了大多數美國主流民調的預測。筆者認為,選舉結果相當程度上不僅僅反映了美國主流民意對拜登政府執政期間社會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高通脹的不滿,而且還傳遞了一般民眾對民主黨代表的精英主義在文化身份認同、平等公平等議題方面過度左傾,並引發的一系列治安和福利問題的反感。美國社會人心思變大勢所趨;「特朗普主義」可謂強勢歸來。
所謂「特朗普主義」是一種以「美國優先」為宗旨,具有經濟民族主義和外交單邊主義特徵的執政主義。
雖然美國社會對特朗普重返白宮充滿期待,資本市場也反應積極;但是筆者認為,特朗普的政策主張存在五大內在矛盾,其落實效果未必盡如人意。對中國而言,面對短期可能加劇的外部衝擊,擴大內需仍是必要舉措。從中長期來看,美國加徵關稅的效果更差。中國還是應該堅持做好自己的事情,推動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擴大開放,增強綜合國力,才是對「特朗普主義」崛起的最好回應。
特朗普政策的五大矛盾
似乎美國社會對特朗普重新執政寄予厚望,資本市場似乎也頗為認可,比如標普指數持續創出新高而美元也表現強勢,筆者認為特朗普的政策主張存在五大內生性矛盾,其實施效果未必會盡如人意。
首先,美國加徵新關稅擾亂全球供應鏈、衝擊美國製造業和特朗普意欲提振美國製造業形成矛盾。就中期而言,如果特朗普政府違背經濟規律,想要在高關稅的保護下只在本國發展製造業,還會重蹈一些發展中國家搞「進口替代」最終失敗的覆轍。
一方面,在全球供應鏈深度融合的時代,美國本土的製造業也高度依賴外國的產品和市場,美國加徵關稅和其他國家的潛在報復行為會大大加劇供應鏈的不穩定,對美國現有的製造業部門造成明顯的負面影響。近期,對特朗普政府頗有影響的美國企業家馬斯克就表達了這個顧慮。
而且,他還認為即使要在美國新建工廠,也需要一兩年時間建設廠房,安裝設備,培訓人員,因此他並不贊同短期大幅提升關稅水平。特朗普政府是否會立即大範圍大幅加徵關稅其實仍有較大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美國製造業佔GDP比重下降的根源在於缺乏比較優勢。歷史經驗顯示關稅、補貼等行政措施對抗市場選擇的效果並不理想。
從美國的經驗來看,最近兩三年以來,在《晶片法案》等提供補貼的支持下,美國製造業投資確實大幅增長,但是主要集中在偏高端的計算機、電子和電氣產品製造行業,並未解決普通工人就業問題。數據顯示,2018年計算機、電子和電氣產品製造行業就業佔美國就業的比重為0.7%,目前反而略有下降。從更長歷史區間觀察,2018年以來美國政府實施的各類關稅和補貼政策也並沒有逆轉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和佔比的持續下行的趨勢。
由於美國本土生產成本太高,加徵關稅後相關產品也很難在美國進行製造,只會增加消費者的負擔。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對過往中美貿易摩擦的研究表明,對中國的高額關稅確實使得一些對美國出口的製造業企業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但主要的受益者並非美國本土,而美國消費者和進口商則承擔了主要關稅成本。
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高關稅保護下搞「進口替代」,失敗案例屢見不鮮。如果特朗普政府對所有國家全面加徵關稅以提振本國製造業,這些案例也都是前車之鑑。
其次,特朗普的諸多政策會推高通脹,與其降低通脹的競選主張存在矛盾。無論是特朗普減稅、大範圍加徵關稅,還是驅逐非法移民的政策主張,都具有非常明顯的通脹,甚至是滯脹效應。
例如,研究表明2018年美國對於中國2500億美元產品關稅,已經導致美國CPI上升了0.3%,如果對中國出口加徵60%關稅,甚至還要對其他貿易伙伴加徵10%的關稅,對美國CPI的衝擊將更加顯著。如果再考慮減稅提振總需求等因素,美國的通脹壓力會進一步加大,經濟過熱風險也會明顯上升。
即使特朗普支持傳統能源,推動油價下行,但美國核心通脹的壓力很難緩解。實際上,特朗普當選之後,多家國際投行已經削減2025年對美聯儲降息的押注。
第三,特朗普減稅提振經濟的主張和美國財政赤字擴大、宏觀穩定風險上升形成矛盾。特朗普財政政策方面最引人矚目的是減稅。具體而言,2017年「特朗普稅改」中多項臨時性稅收減免措施將於2025年到期,隨着特朗普二次執政,這些條款可能延續,甚至可能會被永久化;特朗普還提出對小費、社會保障和加班費免徵所得稅等新的減稅主張。
減稅的本意是提振美國經濟,但當前環境下反而會造成美國債務不可持續並危及宏觀穩定。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測算,如果特朗普的稅收政策實施,美國債務佔經濟的比重在2035年或達GDP的143%,較現在的125%的預測大幅上升。
問題是,當前美國財政赤字佔GDP比重已經超過6%,在美國就業已經比較充分的情況繼續增加赤字,一則毫無必要,二則還會讓美國在財政不可持續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實際上,美國中期的財政風險和對宏觀穩定衝擊已經引發了普遍關切——202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已經兩次對此提出批評。
第四,特朗普在外交上強調「美國優先」維護美國利益,反而會削弱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最終損害美國經濟和安全利益。無論是對貿易伙伴廣譜加徵關稅,從海外撤軍,還是退出國際協定,都會增加美國和盟國的矛盾,甚至增加全球經濟衰退和戰爭的風險,危及美國的繁榮與安全。
1930年美國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大幅提升進口關稅,大大加深了全球經濟在「大蕭條」中衰退的幅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多個國家強硬派上台,最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也深受拖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第五,特朗普驅逐移民和恢復國家團結、提升美國經濟增長的目標矛盾。特朗普在大選之後的獲勝演說呼籲國家重新團結在一起,讓經濟增長率翻倍。但是,他主張驅逐已經在美國境內的 1100 萬非法移民,或導致許多美國家庭骨肉分離,並受到一些民主黨執政地區的反對。此外,非法移民也是當前美國勞動力市場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驅逐移民也會降低美國潛在經濟增速。
中國的對策
因此,面對特朗普重新執掌白宮,中國當然需要高度重視,但也無須過於悲觀,沉着應對仍有很大空間。
就短期而言,一些中國產品被加徵更高關稅的風險確有上升,疊加當下國內需求疲軟,通縮壓力上升,以穩增長、擴內需為主的逆周期調節政策需要繼續加強。
例如,雖然12萬億元大規模化債明顯提振了市場信心,大幅緩解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筆者認為進一步刺激消費仍然是當下穩增長的必要舉措。此外,中央政府還可以考慮建立國家土地和房產收儲銀行,收購過剩的土地和建成住宅,穩定房地產市場。如能進一步降低「五險一金」繳納標準、為企業減負,早日放開科技企業上市,也必將有效提振企業家信心。
就中長期而言,美國加徵關稅打擊中國出口的效果更差。過去幾年的經驗顯示,出口部門是中國最具靈活性、市場化程度最高的部門,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化解外部衝擊。2023年中國商品佔美國進口市場的份額較2018年確實有所下降,但是絕對規模仍然超出2018年的水平;從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來看,2023年的3361億美元也高於2018年的3233億美元;而且中國在全球出口市場的份額也同樣較2018年有所增長;2024年10月,中國以美元計價的出口按年增速高達12.7%,競爭力仍然強勁。
目前,中國東盟已經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反而美國和歐盟在中國出口的份額反而已經從2018年的35%下降到30%以下,如果把中國對非洲、拉美、俄羅斯和印度的出口加在一起,也超過了對美國或對歐盟的出口。
因此,中國應該堅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包括繼續擴大開放,加快國內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步伐,提升綜合國力。除此以外,中國還可以利用特朗普「孤立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突破當前拜登政府「小院高牆」和「供應鏈去中國化」戰略對中國科技和市場的封鎖。這才是中國對「特朗普主義」回歸的最好回應。
作者沈建光為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樊磊為京東集團研究總監;王若菡為京東集團宏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