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史「鄭王之爭」再探 孔子出生真相為何成歷代爭議大事？
【01哲學編按】在經學史上，「鄭王之爭」是指漢魏之際經學家鄭玄和王肅之間的學術之爭，為歷代學者研究焦點。本文為萬卷樓出版史應勇《禮記鄭王比義發微》其中兩章選節，該書是作者繼《尚書鄭王比義發微》、《毛詩鄭王比義發微》後，討論「鄭王之爭」學術公案的系列續作，其中以前人研究成果為基礎，竭澤而漁式的搜羅清人輯佚與傳世文獻內王肅《禮記》注文與相關注禮文字，分別整理、抽繹出能與《禮記》鄭注對應的條目進行比勘，共鉤稽出鄭、王注對應比勘條目一二五條，涵蓋小戴《禮記》中的二十八篇目；行文內則廣泛徵引孔穎達《正義》及歷代相關《禮記》注解文字作分析，藉以呈現《禮記》鄭、王注的異同，對於解決鄭、王《禮記》比義的問題可稱文獻佐證完備，也為解釋和澄清「鄭王之爭」這一學術公案提供文獻學面向的可靠佐證。
跋
筆者注目于經學史上的「鄭王之爭」這一學術課題多年。
漢朝確立起了經學的地位，但繁榮以後的經學，出現了「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異說紛紜」的局面，學術繁榮的豐富性要求，和求道、求真的唯一性要求或王朝要求「天下無異議，則安寧之術矣」的要求，常常是一對矛盾。
史書記載，鄭玄這位自幼不願「出人頭地」、只願讀書的「經神」，在漢末遍學名師之後，「括囊大典，貫通六藝」，實現了經學的「小統一」，甚至人稱「伊、洛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甯道周、孔誤，諱聞鄭、服非」。可是，隨之出現的與這位「經神」的經學意見相左者，以王肅為代表，後來的影響也很大，甚至影響到了整個魏晉至隋唐時代的學界及社會生活，這我們從留存的《五經正義》和《通典》中的相關文字中，看得很清楚。遺憾的是，鄭玄遍注群經的文獻，有一部份完整的流傳到了後世，成為經典；王肅也曾遍注群經，其學術也曾很受人重視，卻沒有一部完整流傳到後世，基本全部散失。這使得後人想要清理「鄭王之爭」這樣一個影響深遠的學術課題，遇到極大的困難。清人的輯佚工作，是清理中國傳統文化學術工作中的一大貢獻。後來人也有不少努力借助各種傳世文獻中可資參驗的佐證，探求鄭玄、王肅的經學面貌究竟是怎樣一回事，筆者便是其中的一員。
凡例（節錄）
唐宋人文獻中徵引王肅注經語涉及《禮記》者頗多，本稿所錄只收其中可與鄭玄《禮記》注文對應比勘者，不可對應比勘者則不收。所謂可對應比勘者，指鄭、王解義文字具有比勘意義，有些鄭釋此而王釋彼，文義不相關，無對應比勘意義，此類筆者不收；還有的鄭不為注，王肅則為之注，此類亦無比勘意義，亦不收。然有些經文下《正義》所引王肅注雖與本條鄭注無對應比勘意義，然與它經鄭注有直接比勘意義，此類筆者亦收錄。
王肅經學注述文獻後世均不存，殊為學界憾事。本稿在清人輯佚及近人進一步研探王肅學術的基礎上，盡可能窮盡所有可搜集到的王肅注經文字，然後與鄭注加以比勘分析。
全稿共集錄鄭、王《禮記》注可對應比勘條目一二五條，內容涵蓋小戴《禮記》中的二十八篇，餘〈文王世子第八〉、〈禮運第九〉、〈學記第十八〉、〈祭統第二十五〉、〈經解第二十六〉、〈孔子閒居第二十九〉、〈中庸第三十一〉、〈緇衣第三十三〉、〈奔喪第三十四〉、〈問喪第三十五〉、〈間傳第三十七〉、〈三年問第三十八〉、〈深衣第三十九〉、〈大學第四十二〉、〈冠義第四十三〉、〈昏義第四十四〉、〈鄉飲酒義第四十五〉、〈射義第四十六〉、〈燕義第四十七〉、〈聘義第四十八〉、〈喪服四制第四十九〉二十一篇，清人輯佚及傳世文獻中未能搜到可與《禮記》鄭注可對應比勘之王肅注文。
鄭、王注經文字均質略，不借助後人解讀難究其詳，故本稿在分析鄭、王注義時，廣泛徵引孔穎達《正義》及歷代相關《禮記》注解文字，不可稱備引，但主要的歷代《禮記》相關注解文字都已引及，對於解決鄭、王《禮記》比義的問題可稱文獻佐證完備。
內文
《禮記．檀弓》
十八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鄭注：「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慎，當作『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
附注：晉．張華《博物志》引《禮記》此句後曰：「蔣濟、何晏、夏侯玄、王肅皆云無此事，注記者謬。時賢咸從之。（周日用曰：『四士言無者，後人何故而述之？在愚所見，實未之誤矣。且徵在與梁紇野合而生，事多隱之，況孔子生而父已死，既隱，何以知之？非問曼父之母，安得合葬於防也？』）」
案：《釋文》：「郰，側留反，又作鄒。……曼，音萬。慎，依注作引，羊刃反。輤，七見反。翣，所甲反。」孔穎達《禮記正義》：「此一節論孔子訪父墓之事。云孔子既少孤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既死，欲將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人，故若殯母於家，則禮之常事，他人無出怪己，故殯於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問於己。外人見柩行路，皆以為葬，但葬引柩之時，飾棺以柳翣。其殯引之禮，飾棺以輤。當夫子飾其所引之棺以輤，故云『其引也，蓋殯也』。殯不應在外，故稱『蓋』，為不定之辭。於時郰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見孔子殯母在外，怪問孔子。孔子因其所怪，遂問郰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而後得以父母尸柩合葬於防。○注『孔子』至『不告』○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鄭用〈世家〉之文，故注言：野合，不備於禮也。若《論語》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及『野哉由也』，非謂草野而合也。但徵在恥其與夫不備禮為妻，見孔子知禮，故不告言。『不知其墓』者，謂不委曲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入告，總望本處而拜。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今古不知墓處，於事大有，而講者諠諠，競為異說，恐非經記之旨。案《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謂其三女曰：『鄒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年餘七十，誰能與之為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為妻而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王肅據《家語》之文，以為《禮記》之妄。又《論語緯撰考》 云：『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今鄭云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於《家語》文義亦無殊。何者？七十之男始取徵在，灼然不能備禮，亦名『野合』。又徵在幼少之女而嫁七十之夫，是以羞慙，不能告子。又梁紇生子三歲而後卒，是孔子少孤，又與《撰考》之文禱尼丘山而生孔子，於野合之說，亦義理無妨。鄭與《家語》、《史記》並悉符同，王肅妄生疑難，於義非也。」
此條所記事，為古來爭議之熱點，亦所謂古來之「大事」。鄭、王解義顯然大不同。鄭玄並未明確解釋此處之「殯」為「殯父」抑或「殯母」，《正義》解為「殯母」。關於「不知墓處」的原因，鄭以為即是因為「野合」的身世所致，其母顏徵在恥之，就沒有告訴孔子其父之墓所在，故孔子不知道父親究竟葬在什麼地方。《正義》以為《禮記》此處所述，即指孔子母親過世，要與父親合葬，當初母親沒有告訴父墓所在，故無法合葬，只好先殯母於五父之衢。王肅之所以無法接受鄭玄的說法，主要是因為：（一）不能接受「野合」之說；（二）孔子不知父墓之所在，實在有辱孔子這個聖人身份。王肅究竟如何反駁鄭玄之說，其原話我們已經看不到，我們現在只能根據時人的引述看到王肅等人針對《禮記》此條記述以及鄭注，說過「無此事，注記者謬」七個字。「無此事」究竟具體指什麼？根據孔氏《正義》及張華《博物志》的引述，似主要就是指「野合」與不知父墓之所在之事。《博物志》還特別引述到，雖然王肅等四人不信此事，而且「時賢咸從之」，但周日用其人則相信《史記》、鄭玄之說。隨著孔子身上的光環愈來愈多，人們愈來愈不願意接受司馬遷、鄭玄以來的這種有損於孔子神聖性的說法。孔子這樣神聖偉大的人物，怎麼可以是出生於「野合」？這麼偉大的人物，號稱最知禮，怎麼可能連父親的墓之所在都不知道？到唐代，孔子的神聖性繼續抬升，當然就更容易接受王肅之傾向，而不願接受鄭玄之說法。孔穎達《禮記正義》的總原則是「禮是鄭學」，可遇到這種難以接受的鄭說，自然就會竭力彌縫，說「野合」其實與王肅《家語》所述不矛盾，王肅「妄生疑難」，所謂「野合」，就是指「不備於禮」，就是指兩人年紀懸殊過大，非「草野而合」。《正義》此說，從何而來，今已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後來司馬貞作《史記索隱》、張守節作《史記正義》都與《正義》說如出一轍，說明此說是唐以後人們的一貫說法。 鄭玄並沒有明確解釋「野合」到底是怎麼回事，孔氏《正義》這種彌縫，其實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經學史上歷來有根據個人心中的價值邏輯予以解經的取向。王肅此種解經即是。孔氏《正義》這種彌縫也是。自王肅以後，尊孔者愈來愈不願意相信孔子「野合」的身世，也不願意相信孔子不知父墓的記述。關於「不知其墓」，元．陳澔《禮記集說》：「不知其墓者，不知父墓所在也。殯於五父之衢者，殯母喪也。禮無殯於外者，今乃在衢。先儒謂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為之乎？馬遷為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為實者多矣……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為孔子乎！其不然審矣！此非細故，不得不辨。」陳澔更加不相信「野合」之說，也不信「不知其墓」之事。明代郝敬《禮記通解》：「按此侮聖滅禮之言，何但齊東野人之語耳！父早死，終母之世不識父墓，何以為子？五父之衢是道旁也，豈殯柩之所？子不識父墓而問諸行道人，不已悖乎？自六經道喪，百家橫議，惑世誣民，不可勝數。鄭玄之徒，一切以為聖經，附會其說而不折諸理，可怪也！……」 清．王夫之《禮記章句》（卷三）之解略有不同：「孔氏以華督之難自宋奔魯，家世未顯，宗族未盛，至叔梁大夫始以力事魯襄公，而又早喪，其先世寓葬於魯，非有墓人之掌，故孔子不知。五父之衢，道名。杜預曰在魯國東南。叔梁大夫之卒，未得葬而殯於外，至夫子長，以不知先墓，故不敢葬焉。然葺至深固，人見之者皆謂為葬。蓋殯者，掘肂厝之畢，塗其上而又加甚焉，故有似乎葬也。郰，魯下邑，叔梁氏所食地。《春秋傳》稱叔梁大夫為郰人紇，蓋以邑氏。曼父，或其族人。合葬，謂合於先人之墓也。葬必從祖禰，示不忘本。夫子不知先墓，姑慎於殯以待訪得而後葬。以道寧親而勿之有悔也。」王夫之迴避了孔子「少孤」之事，也迴避了「野合」之事，而且認為「殯於五父之衢」是指「殯父」而不是「殯母」，這與以前的解說大不同。王夫之似乎用這樣一種不同的解釋，既不徹底否認《禮記》的這條記述，又保住了孔子的形象。但是，叔梁紇早喪之說似也與事實不符。到孫希旦《禮記集解》，則又回到宋人的老路上：「愚謂野合者，謂不備禮而婚耳，未足深恥也。且野合與葬地，事不相涉，恥野合而諱葬地，豈人情哉？孔子成立時，當時送葬之人必多有在者，即顏氏不告，豈不可訪問而得之？既殯之後，孝子廬於中門之外，朝夕不離殯宮，其慎之如此。若殯於五父之衢，則與棄於道路何異？此記所言，蓋事理之所必無者。」 孫希旦乾脆認為《禮記》此條文字近乎胡說。今人張舜徽認為，關於《禮記》此段文字，從司馬遷、鄭玄到後來的人，都句讀錯了，所以引出大疑惑。此句本應斷為「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這樣就一順百順了。意思是：孔子年幼，不懂得父親其實是「殯」在五父之衢那個地方，而不是「葬」在那個地方。「殯」是指淺葬，「墓」是指深葬。大概因為慎重起見，叔梁紇死時，不知道先世墓地所在，所以臨時「殯」於此。到孔子長大後，才問郰曼父之母，知孔氏墓地在防，於是將父「殯」遷於防。這樣，「慎」字也無須如鄭玄一般改字以讀，從本讀即可。〈孔子世家〉中「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一句，也是因斷錯了《禮記》的句讀而加的一句解釋。張舜徽先生說此種較為合理的句讀法，源自清代雍正年間江蘇高郵的一位學者孫濩孫（字遂人）。 照此說，孔子「殯母」之說完全是司馬遷的彌合，未見有其事。此說恐有疑。暫不贅。
作者： 史應勇
出版社：萬卷樓
出版日期：2022/03
十九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
鄭注：「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 《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鄭注：「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古文『禫』或為『導』。」 「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
附注：「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
案：孔穎達《禮記正義》：「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恆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恆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恆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不謂加於禮一等。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年之喪， 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為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為母為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為母，屈而不申，故延禫月，其為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為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為『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為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為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暮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並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為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為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似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即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間傳〉所云者，去堊室，復殯宮之寢。〈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為之，其祝辭猶不稱以某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
此條為「鄭、王之爭」中又一熱點。依鄭說，三年之喪要服滿二十七月；依王說，只有二十五月。其關節點是：鄭以為祥、禫異月，即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祭，二十八月始復平常；王肅則以為二十五月大祥並行禫祭，二十六月復平常。鄭、王皆有依據。「戴德《喪服變除禮》：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而王肅的主要駁鄭理由是：如鄭所言，則「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與三年之喪制不符。 孔氏《正義》遵「禮是鄭學」原則，自要疏鄭義，但詳引王肅說，說明對王肅說也相當重視。宋．衛湜《禮記集說》引長樂陳氏（祥道，字用之）曰：「蓋三年之喪則久矣，故祥月而禫者，以義斷恩也，期之喪則近矣，故閒月而禫者，以恩伸義也。」 是陳祥道以為鄭、王之說各有道理，均不為錯，要依具體情況而定，需要以義斷恩，則可祥、禫同月；需要以恩申義，則可「閒月而禫」。魏了翁尊鄭說。 元．陳澔《禮記集說》：「禫，祭名。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大祥後間一月而禫，故云中月而禫。或云祥月之中者，非。」是從鄭說而不從王肅說。清．孫希旦《集解》：「愚謂祥、禫之月，鄭、王二說各有據依，而先儒多是王氏，朱子亦以為然。然魯人朝祥莫歌，孔子謂『踰月則善』，而孔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祥後十日已為踰月，則孔氏據喪事先遠日，謂祥在下旬者，確不可易，而祥、禫之不得同月亦可見矣。祥後所以有禫者，正以大祥雖除衰杖，而餘哀未忘，未忍一旦即吉，故再延餘服，以伸其未盡之哀，以再期為正服，而以二月為餘哀，此變除之漸而制禮之意也。若祥、屨吉祭同在一月，則祥後禫前不過數日，初無哀之可延，而一月之間頻行變除，亦覺其急遽而無節矣。『父在為母為妻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祥、禫相去二月，此正準三年祥、禫相去之月數而制之者，又何疑於三年之禫哉！」 孫希旦亦從鄭。黃以周《禮書通故》：「吳廷華云：『諸經皆言三年之喪，惟《小戴記》乃有二十五月而畢之說，……唐王玄感主三年非二十五月之說，張柬之據《春秋》駁之。……愚謂喪服自期至緦，皆月之實數，獨三年則以二十五月畢之，本自可疑。又漢文帝作短喪之俑，其以日易月也，則言三十六日，而不言二十五日。……』以周案：《荀子》、《戴記》、《公羊傳》並云二十五月，兩漢諸儒並無三十六月之說。毛、吳諸人逞臆滅古，不足為訓。……」 是吳廷華從鄭說，而黃以周以王肅說為是也。晚清遵鄭的經學家皮錫瑞自亦從鄭說。 而據今人張煥君考證，秦漢以來實行多為二十五月，而非如鄭氏所言二十七月。「曹魏之世，民間或從鄭，或從王……晉初，因程猗之言，用王肅之說。但在太康之後，許猛、宋昌等又以鄭為是，『晉武從之』，王、杜遂敗，則數十年間，為之再變。」「……江左以來，……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南北朝時，北魏時則行鄭說為主。而實際社會生活中的施行，可能較此更為複雜。總之，二十五月、二十七月之爭，自王肅生前即開始，以後一直不斷。張煥君曰：鄭說有理想主義成份在，所謂「理論上的合理性，較之事實上的現實性更為重要……應該堅持禮稱情立文」；王說則偏「人間主義、實質主義」。而總體上兩晉南北朝時期，鄭玄之說從民間到朝廷，有逐漸取代王肅說之趨勢。 這大概就是後來形成「禮是鄭學」之觀念的背景原因。日人古橋紀宏亦曰「漢代以來的實際習慣就是二十五月，鄭玄提出二十七月，不合當時禮俗，所以王肅要主張二十五月。」而另一日本學者喬秀岩則曰：「漢代以來實際禮俗是二十五月這一點，未見任何根據，故不能證明王說比鄭說更接近實際禮俗。」
【本文獲萬卷樓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輯撰寫。本文並不代表01哲學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