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帶領我們思考？中文大學「思托邦」系列講座報告

第一講由周保松和關子尹教授談論哲學的公共性（圖片來自思托邦Facebook）

「思托邦」第一講：「哲學的公共性」

思托邦系列的首演由周保松教授擔任主持，更邀請到中文大學哲學系關子尹教授在中文大學書店內講述有關「哲學」與「公共性」的議題。關子尹教授一開始引用晚唐詩人李商隱的名句，「建國宜師古，興邦屬上庠」來引出「知識分子究竟在邦國、社稷中扮演怎樣的角色」的疑問，並把整個講座分成十一點作論述。

公、私兩概念的邏輯秩序

關教授引用《韓非子．五蠹》，「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及許慎的《說文解字》指出「私」就是指以個人考慮為先；「公」則是「私」的背面，亦則是其對反。我們普遍習慣說「公私」，而不是「私公」。但邏輯上，「公」應該以「私」為基礎，並建於其上才得以成立，所以「私」必先於「公」，哲學如是。若果哲學的私人空間沒有先被鞏固便草率下進入公共空間，便會淪為容易被他人影響的一員；在如今媒體氾濫的時代中，更不應該強逼他人就政治或敏感議題公開表態。而哲學素質可以通過教育過程達到，但哲學修養、獨立思考及判斷的能力，必須通過親自努力、捨易取難的長久過程達到。此外，哲學私自性不但在個人生命的任何階段也同樣重要，亦是支撐起哲學公共性的基石。

誰是公共領域中的哲學家？

除了對「公」、「私」 邏輯秩序的釐清，關教授更引用了康德關於哲學活動兩個層次的概念，其中分別包括學院意義的哲學（Philosophy in scholastic sense）及經世意義的哲學（Philosophy in cosmic sense）。前者注重理論技巧（skill）、概念運疇；後者則注重終極致用（use）。前者是必要及有利的，但要掌握哲學真正價值就要以後者為本，在世界中發掘，並關注各種現實處境及狀況。此外，對於哲學問題（Philosophical questions）及哲學疑難（Philosophical problems）的討論，關教授認為前者可以很抽象，例如康德的「綜合判斷先驗地如何可能？」，只需要確切回答；但後者往往涉及人存活於世要共同面對的困惑，例如天災人禍、存在價值、生離死別等，不但需要回答，更要以付諸行動解決，兩者其實是「脣齒相依、彼此共濟」的關係。而在普世意義而言，沒有人可以避開哲學式疑難的生存困惑，所以人人也是哲學家，人人存有這份哲學責任。

哲學與政治之間

哲學和政治領域必然重疊，但分別在於哲學底線在於理性，而政治運作根於權力之中。故此關教授在結尾勉勵觀眾，哲學要在公共空間得以實踐，除了獨立深思，更要道德勇氣。「思托邦」第一講當中，從哲學概念到普世價值，各部分不但多次引用不同領域的例子，亦由淺入深、層層遞進。關教授希望帶給我們的是，哲學在此不單是一種學院研究，而是一種人所共需的理性思辯，是人處身於世上、投向各種處境、追尋生存意義所必須具備的能力及關懷。

第三講由曾金燕女士講述女權和中國的網絡時代（資料圖片）

「思托邦」第三講：「網絡中國的公民知識分子」

「思托邦」第二講因故暫停；而在11月1日的下午，「思托邦」講座的第三講「網絡中國的公民知識分子」則繼續在大學書店如期進行。是次講座依舊由周保松教授擔任主持，內容方面則由《中國女權——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一書的作者曾金燕擔任主講。

「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

曾女士者首先提出自己一直在關注並思考在這個年代，中國女性如何以新的方式參與社會運動。她以自己新書《中國女權-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的自序點出，「公民知識分子」的概念應譯為"citizen intelligentsia", 而不是"citizen intellectual"，以攞脫中國公共話語之下的"intellectual"所包括對意識型態的政治操縱。在全球科技急速變化的大勢中，「公民知識分子」不再單是接受高等教育人仕的專利，而是開放予任何背景階層、關注社會的人。

網絡時代的女權身體

2013年中山大學的艾曉明教授裸胸抗議引發的網絡回響及女權抗議是曾女士在講座中主要討論的一個事例。當時艾曉明教授因為抗議政府對兒童性侵案的不當處理，而在被封鎖的個人博客上載了一幅手持剪刀的祼胸照片，並在乳房上寫著「開房找我，放過葉海燕」（注）的字句。中國社會學家楊國斌曾指出網絡抗議所帶來的回響源於網民在情感互動的過程中接收各種大量資訊及回應，而從中令網絡內或外的群體建立起社會關係，不但重塑出身分判別，亦鼓勵更多元的維權運動發生。本來艾曉明教授只是一名已經退休，不足以威脅當局的人。但她以自己的身體作為社交媒介，以一個與「本來在現實中微不足道」相反的形象介入網絡，形成一股抗爭力量，並催化更多社會行動，例如之後上載照片以示聲援的浪潮。

良心犯家屬的身份政治

這個部分，曾女士以劉霞的例子引出良心犯家屬所受的各種傷害的討論。根據講者，「良心犯」指因獨立表達或採取維權行動而被入獄、軟禁、失蹤等方式限制人身自由者。在這個社會公共空間收窄的時代，良心犯出獄後長期承受各種不公不義的逼害及孤立。政府通過阻礙良心犯重建家庭及社會關係，以影響他們接續維權工作。於是，良心犯家屬承受的壓力及困擾絕不比良心犯少。通過教授家人如何理解自由、法治，並令他們為維權行動發聲，積極令他們由「他者」轉化成「行動的主體」。其中一名就是以作品表達「沉默的力量」劉曉波妻子：劉霞。中國仍充滿無數這樣的例子，但他們正努力為民主、自由，走出身份困境。

實際上曾金燕女士多年來長期為維權行動而努力，他作為胡佳的妻子，深深感受到良心犯家屬的各種壓迫及危機，她在「思托邦」第三講表述的不只是艾曉明和劉霞的故事，更是講者親自接觸的兩個靈魂，以及背後承載無數被打壓的生命。她簡介了「公民知識分子」對維權行動的影響，同時表明在這個網絡多變的世代，如何持續地為社會運動帶來曙光。

「香港人的最後一程」則由區家麟和陳曉蕾聯袂上演（圖片來源：思托邦Facebook）

「思托邦」第四講：「香港人的最後一程」

最後一講「思托邦」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專業顧問區家麟先生擔任主持，並且由資深獨立記者陳䁱蕾女士講述香港幾個重要的社會議題：死亡、自殺、政策與社會壓力。

對安樂死的誤解

陳曉蕾一開始便帶出問題: 「香港人面臨死亡時究竟是否享有自主權利？怎樣才可以好好地走最後一程？」。她以兩個重點帶出討論這個問題的必要。首先，香港每年平均42,000人離世，當中有90%在醫院離世。預期2040年會增至每年80,000人，屆時醫院必定無法負荷。其次，國際持續對「安樂死」的進行討論，但香港的討論中 (包括各大媒體) 卻內含大量錯誤的資訊，亦對各種死亡概念與「安樂死」混淆不清，引起各種誤解。例如，很多人也誤解了鄧紹斌 (斌仔) 要求安樂死，而斌仔當年亦不知道他有拒絕治療的權利 (終止呼吸機)，斌仔要求的是拒絕治療，不是安樂死。事實上，香港人及香港政策應該如何回應這些現象呢？

病人的自主決定

死亡可以分成自然死亡，及非自然死亡 (自殺、他殺、意外、安樂死等等)。世界衞生組織表示全球有99%人的死因也是疾病死。於是，講者指出面對疾病死當中，病人的自主空間有五個類別，包括惡化死 (例如腎衰竭死亡)、拒絕治療 (例如宗教原因拒絕輸血而死)、中止無效治療 (例如持續植物人狀態)、協助死亡 (提供死亡方法由病人自行執行)、及安樂死 (醫生直接及有意地令病人死亡，作為治療一部份)。

本港病人拒絕治療的權利

根據香港醫務委員會《香港註冊醫生専業守則》指出，醫生必須「尊重有能力作出決定一定的病人接受或拒絕治療的權利」，及「以病人的最佳利益為依歸」。例如患癌的獨居長者決定拒絕接受化療，以及無法長期負擔昂貴藥物的病人拒絕繼續治療等等。醫護人員有責任亦必須尊重病人拒絕治療的決定，但是本港知道這個權利的人非常有限。

再思自殺的意義

安樂死包含直接有意令病人死亡，所以安樂死屬於非自然死亡。講者指出大家必須先考慮三個重點，才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安樂死，以及在本港安樂死討論中決定立場。第一，本港早在1967年已經是「自殺非刑事化」，相比起不少至今仍然定自殺為刑事罪行的國家更進步。第二，在本港即使自殺合法，但協助他人自殺 (即使是醫療人員) 也會被控敎唆他人自殺的罪名。第三，社會應否幫助無法自殺的人結束生命？例如英國堅決反對社會幫助無法自殺的人結束生命，而比利時則立法通過容許13歲以上的人接受安樂死。

在香港，病人享有自殺合法及拒絕治療的權利，但安樂死呢？香港社會應否接受安樂死？若然接受，應該幫助那些人安樂死？「思托邦」第四講圍繞著各種病人處理死亡的權利，帶出上述兩個問題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