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和動物有自己的道德價值嗎？一文細數西方哲學多種環境倫理學

作者｜謝宛真

自然生態有自己的道德價值嗎？或者它只是為人類存在而有價值？以傳統的人類中心倫理學角度處理生態危機是正確的嗎？人類真的只須尊重其他人，或者人類也應當對自然——土地、海洋、樹林、河流、植物、動物具有敬畏之心？更具體一點追問：我們允許對動物做充滿痛苦的實驗、把動物視為肉品工業的對象、傷害且食用動物嗎？人們可以砍伐森林、毀滅物種、污染河流和海洋和毀壞自然整體，只是因為它們對人類來說是有利可圖？或者其實人們不應當做這些事情，因為風景、海洋、河流、植物和動物有自己的尊嚴、有自己的道德價值？這些都是環境倫理學下的重要議題。

（Unsplash: Holly Mandarich）

而在追問自然在法律、經濟、政治或教育上的意義或保護規範，基本上在環境倫理的系統中是比較次要的討論，因為在人們還無法對自然的道德狀態進行適當的研究之時，難以去討論我們對人類尊嚴的表達，是否確實可以合理地延展到自然、所有生命的存有者，抑或自然界中僅具有感覺能力的存有者身上。

動物的倫理

動物倫理也因而常被歸屬於環境倫理的討論範疇內，因為動物倫理是第一個重要且困難的一步，從傳統以人類為中心的倫理學領域走出來，擴展我們的道德對象到人類之外的存有者身上。另一方面是，在動物倫理的討論中，生態倫理的討論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即把概念移轉和論證應用到整體自然。例如若以不應當增加具有感受能力的動物的痛苦為論證基礎，那麼對有感受能力的植物納入考慮也是理論上合理的；或者在討論生命價值時，是否也能同樣適用於活生生的生態系統或如蓋亞（Gaia）地球上。

（Unsplash: veeterzy@veeterzy）

動物權利中的效益主義 VS 康德

動物權利的代表人物，在英語區有以效益主義為立論基礎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和以康德哲學為基礎的 Tom Regan 代表；在德語區則有以康德和叔本華的同情（Mitleid）為出發點的學者如 Ursula Wolf。

辛格認為動物與人類皆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也應如同人類一樣具有道德地位，且按照增進最多數者幸福的原則，我們不應當使動物受苦（特別是工業化大量生產肉業與不必要的動物實驗）。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Wikimedia Commons）

而康德派的 Tom Regan 則認為辛格的最大多數幸福原則，會使得動物最終淪為數量計算下的犧牲者，所以他提出：凡具有生命主體者，都具有道德地位；亦即凡是有信念、感受、喜好、知覺等等特性的個體，都應被賦予道德地位。雖然動物由於精神能力的程度不如人類，而無法為自己訴求權利或道德關照，但他們屬於道德受動者（moral patient），人類則由於具有自由，因此是道德行動者（moral agent），應當對動物的處境加以關懷。

德國觀念論（上）：康德

從康德的義務論出發，雖然人對動物沒有如人對人這般有直接義務，但是對待動物的行為卻會影響人的道德品格，虐待與傷害動物對增進人的道德性質無益，甚至導致對其他人的傷害無感，因此人對動物還是有一間接義務。

叔本華對於特定宗教犧牲動物作為獻祭則有批評，雖曾引起猶太教與伊斯蘭的強烈反抗，認為被叔本華的指控污衊，但在19世紀對動物權利者有很大的影響。之後阿爾伯特・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也通過叔本華得到靈感提出意願活著（德語：Willen zum Leben）作為敬畏生命的基礎。

史懷哲｜真正的倫理　要求的比「不自私」的心要多｜謝宛真

有能力即有道德地位的權利論

對動物權利理論提出質疑的 Raymond Frey 則認為，具有道德權利的關鍵在於能對自身利益有所關切，並因而建立希望和信念；而若沒有語言能力，就沒有願望和信念表達的可能。動物並沒有語言（或者沒有人類可以懂的語言），自然也沒有道德權利。

尤爾根・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與 Ernst Tugendhat 雖然承認動物有自身的利益且維護利益的意願，但這是否足以給動物一個道德地位呢？哈伯馬斯一樣將道德地位與溝通能力連結在一起，Tugendhat 則認為道德地位有無與能否產生合作有關。無溝通能力和無合作能力的動物雖然引起了同情，可是這並無法要求其道德地位。

哈伯馬斯：主張溝通理性的「大辯論者」，公共領域的消亡與重生

以認同為基礎的深層生態學

在環境倫理中，除了考慮個體生命與個體利益之外，最考量整體與最大程度上避免人類中心主義的理論，可說是深層生態運動（Deep Ecology Movement）了。深層生態學的創立者 Arne Naess 不只影響哲學圈，還有整個自然保護運動。他從佛教教義中產生出這樣的一種基本思考：人倘若要真正地理解何謂人類的自我發展，只有通過對自然的認同，克服小我（ego）到大我（Self），大我能廣納萬物，類同於佛教說的真實的自我，並且在與自然一體之中共同繁榮，達最終無我的境界。

J. Baird Callicott 的主張，是深層生態學派之外的第二大生態倫理學派，他通過 Aldo Leopold 的大地倫理為自然的美、穩定性和完整建立出如同人類社會的社會生物圈，只要人類賦予了自然事物整體都具有內在價值，就與生態形成了生態社群，而能考慮作為同一社群的共存共生。

Leopold 的思想——像山一樣思考——深層生態學與大地倫理學　論存在於世的生態進路

尋找自然固有價值的生態倫理學

Holmes Rolston 是美國生態倫理學先鋒，他的文章不只是富詩意，也嘗試從人類中心跨越到動物、有機體、種族及生態系統，最後到整體自然都具有固有價值，是一條充滿荊棘的路途。與其說他主張非人類中心，不如說他是極端地「以自然為中心」（德語：physiozentrismus）。英語以反人類中心（anti-anthropocentrism）或非人類中心（non-anthropocentrism）對照人類中心主義；在德文則以「Physiozentrismus」，即以自然為中心，對比以人類為中心，相較於英文的使用較無排斥人類之意，而是強調自然。對此，Rolston 提供兩個論證模式：一是突顯基因相同的個體，接收了同樣的固有價值，而推論到整個種族都有同樣的固有價值；另一則是通過生態系統本身的固有價值，在於確保這種固有價值的承續。

對於自然的固有價值的批評，也同時免不了以自然整體價值作為最高價值的整體論論述的批評，William Frankena 就認為 Rolsston 建立了一種錯誤的形上學。威廉士（Bernard Williams）就曾反問：我們對自然產生崇敬感，不正是因為自然力量的巨大，以及它和人類相較是非常不同的存在嗎？

伯納德・威廉士：「好壞」、「應否」是不足以談倫理學的

但生態倫理的方法，似乎都在於找出人與自然的相似性，以論證人對自然的義務。Martin Seel 區分出對於自然經驗的感受、審美或崇高感等，都是截然不同於道德面向，感受是認知的，可以賦予自然有這樣的作用，但無法衍生出自然本身有道德價值。

人類與自然的個體與整體

Friedrich Kambartel 並不批評以自然為中心的理論，在整體高於個體或審美與道德之間的轉換，他反對的，是通過目的論對活生生的自然具有道德價值的論證，通過目的論我們可以理解到活生生的自然的運作和功能，就跟我們理解一台機器的功能是一樣的。另外有論者以生態科學的知識，作為理解自然與人類關係的生物中心主義，Paul Taylor 在《尊重自然》（Respect for Nature）一書中即試圖通過康德的價值論證為活生生的自然論證：生命由於它有目的而應得自身的幸福，有生命的有機體應得如人類一樣的幸福。

Paul Taylor《尊重自然》（Respect for N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在以自然為中心或以人類為中心的爭論不休中，環境倫理或許應回到初衷，即以維護人類與未來世代的生存環境為目標。德國哲學家漢斯・優納斯（Hans Jonas）做出目的區分，有為人存在的，與為自身存在的目的，而對整個存有做出層級，人由於自由和行動責任而擔負著對整體存有的責任，但人之外的自然一樣有其內在價值，而觸動著人類對其採取道德考量。對自然的關切雖然是因為它是人類不能失去的環境，但也因為自然本身的目的與價值而應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