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馬斯：主張溝通理性的「大辯論者」，公共領域的消亡與重生
今天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迎接了他的九十一歲生日，他是德國最享負盛名的在世哲學家，是最年長的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亦是一位退而不休的公共知識分子，至今天仍然關心著當今政治與社會的發展。
始於政治與社會的思想
1929年哈伯馬斯生於德國杜塞道夫（Düsseldorf），因先天患有兔唇，致使咬齒不清，卻讓他很早就關注到人類的語言與溝通問題，更成為了哈伯馬斯未來的主要研究課題。
少年哈伯馬斯成長於一戰後、納粹統治下的德國，紐倫堡對二戰納粹罪行的審判對他影響甚深，這些經驗使他關注人的社會與政治向度。青年哈伯馬斯讀到當時德國的哲學大師海德格的著作，竟稱有一種「納粹的內在真理與偉大」（inner truth and greatness），就於報紙撰文，要求這位二戰後因曾為納粹站台而備受爭議的大師解釋當中的含義。結果海德格本著一貫的沉默，不予回應。
事件讓哈伯馬斯確信：德國哲學傳統根本無法為清算、理解或批評納粹提供思想上的資源。哈伯馬斯認為自康德、黑格爾至胡塞爾的德國先驗哲學都從主體出發，缺乏社會的向度，因此轉向了英美思想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與民主思想。實用主義的目的不在於探討人類思想在表象現實方面的基礎特質，而在於研究人類行動，以其作為連結世界的主要方式，因此較迎合哈伯馬斯的思想關注。
對批判理論的繼承與批評
其後哈伯馬斯進入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學院，跟隨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與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研究哲學與社會學，成為以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聞名於世的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第二代成員。
霍氏與阿氏傾向對於人類理性抱持悲觀的態度，這表現在兩人合著的《啟蒙的辯證》（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當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思想家，以理性為人類的最高指導，深信理性之光將會普照到全人類，為人類建立更美好、進步的文明社會；然而到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上葉，我們卻看見世界紛爭不斷，工具式、制度化的理性促使世界戰火連連，在資本主義下出現了普遍的異化勞動，文化工業亦愈發宰制人的意識形態。理性，最終使人類走向野蠻與暴力。
作為學派第二代成員，哈伯馬斯繼承了批判理論的主要特質：以跨學科作研究（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詮釋學、語言哲學等）；反思批判理論自身得以形成的社會與歷史條件（而不像自然科學那樣自命客觀，並確信自己獨立於研究對象）；黑格爾的辯證式知識觀，將事實與理論置於動態的歷史過程；最後是要保持批判性，理論亦要是實踐的，要同時為社會問題斷症與治療。
1962年哈伯馬斯完成任教資格論文（habilitation）《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論資產階級社會的類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這亦是他學術生涯的首部重要作品，他以此書批評與轉化了兩位學派宗師的理論。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的主軸是回溯歷史中「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誕生與衰落。哈伯馬斯指近代的公共領域源自十七世紀的英國，於十八至十九世紀傳到法國與德國等地，具體的例子是國家與政府以外的俱樂部、咖啡廳、文化沙龍與文學期刊等場所與場域。在公共領域之中，人們可以不分彼此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地位（包括性別、階級），平等地互相就所有人都關注的議題進行討論，當中不涉及任何利益的考慮。哈伯馬斯認為在公共領域之中，實際上人已經實踐了自由、平等與團結等價值。
在考察過歷史之後，哈伯馬斯當然清楚現實的公共領域並非如此純粹：大部分貧苦的人、沒受過教育的人與（幾乎所有的）女性都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在歷史與物質條件之下，公共領域無可避免是資產階級所享有的。然而，哈伯馬斯指在公共領域之中人們在原則上（in principle）是平等的，若要指責這是個烏托邦，這可是個仍然值得我們追求的烏托邦。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繼而描述了公共領域衰落的過程：報紙與雜誌等傳播媒介出現，打開了新的公共領域，但卻被資本主義企業宰制與操控，從而奪取了公共意見的主導權，原來的平等公共領域亦隨此而衰落。同時，當人們變成順從、欠缺批判性的消費者，國家、經濟與政治建制就愈發容易以大眾傳播的方式贏取公眾的信任與支持，因此亦得到了管治與宰制的合法性。
經此歷史分析後，哈伯馬斯並不認同霍氏與阿氏，他們過於悲觀與單面向地指理性必將自己導向毁滅性的反面；啟蒙時代之後人類走向墮落，背後的歷史原因在於公共空間的失落與權勢奪取公共話語權。哈伯馬斯在此處更新了批判理論的進路：我們應該梳理出讓理想的溝通狀態得以可能的結構與條件，並致力為我們的社會塑造這些條件。從這觀念出發，哈伯馬斯後來提出了他最著名的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概念。
大辯論者：現代性是未竟之業
出於人類理性的信念，與對建立溝通理性社會的堅持，使哈伯馬期對於現代性抱持獨特的看法。在八十年代前後，西方知識分子即使不認同後現代主義的理論，亦大概會同意這套理論對於後現代社會的特質的描述：權威的失落與缺席、意義與形象的碎片化等等。然而哈伯馬斯反對這種論調，他於1980年的演講〈現代性：一項未完成的計劃〉（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及1985年的著作《現代性的哲學論述》（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中都力指現代性並非已經一去不返的過去。按哈伯馬斯的理解，現代性並不只是一個時期，而更多是一個計劃（project），一個臻於理性但卻未完成的計劃。
哈伯馬斯早於1993年已經從大學退休，但他退休後仍然非常活躍於思想界，至今仍然是歐洲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多年來哈伯馬斯一直致力與不同的知識分子與思想陣營溝通，更被稱為「大辯論者」（Der Herr der Großdebatten），過往的【無睡意哲學】哈伯馬斯：大辯論者 - EP96就曾回顧他參與的幾場重要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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