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生命，脆弱的帝國——論巴特勒理論的政治轉向（下）

作者｜王冰冰

轉載自｜上河卓遠文化  

引言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因《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走紅學界而聲名鵲起後，美國理論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學術界便確立了不可忽視的地位。今日的巴特勒享譽全球，是世界級的明星學者，但大多數讀者包括中國讀者對她的瞭解基本仍限於性別研究及酷兒理論，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同時身為政治學家的巴特勒在政治哲學、倫理學及猶太哲學等方面的修為與成就。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巴特勒的關注重心逐漸偏移至國際政治領域，《脆弱不安的生命》（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是其轉型之作。此書寫於2011年9月11日之後，寫作目的「是回應9·11事件之後加劇的不安全感和侵略行為」，與緊隨其後的《說明自身》、《戰爭的框架》一起，成為西方左派知識份子以理論批判當代主權的暴力面向及要求深刻介入國際政治、倫理議題的重要文化標誌。

三、脆弱、哀悼與全球新秩序：精神分析的政治維度

《脆弱不安的生命》是「9·11事件」之後作為西方左派知識份子的巴特勒，對於美國國內政治形勢及全球權力格局的分析與反思，這部看上去與性別、身體無涉的政治倫理論著中其實自始至終滲透著性別意識與性別經驗，或者說作者嘗試從性和身體的角度來重新追問、介入、思考政治領域的緊迫議題。作為同樣寫於「9·11事件」之後的理論著作，《消解性別》與《脆弱不安的生命》有著更多內在相似性。在《消解性別》中，她重新界定了「性別規範」這一概念，並使之與人權、民主、自由、生命等重要的哲學和社會理論概念相勾連。《脆弱不安的生命》則始終以身體作為政治反思的起點，分析個體生命的脆弱性與主權國家政治選擇之間的特殊關聯。

「9·11 事件」之後一個重要的後續效應，是屬於美國這個超級帝國的第一人稱霸權敘事，逐漸在全球構架內喪失了中心地位。或者說國際形勢需要，美國意識到自己只是國際社會的一員而非主宰，而前提則是美國必須首先擺脫「剛愎自用的防禦性敘事視角，去思考我們的生命同他人生命之間的深刻聯繫」，從而在此基礎上建立不同的、更為良性的政治模式。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政治理念基於將「身體」及生命脆弱不安的狀態，作為思考國際及全球正義的倫理基點。欲望、生命及肉體的脆弱易逝是真實的存在狀態，雖然這一事實不那麼容易令人接受，但對於這一弱點的直面或回避正是形成截然不同政治解決方案之分水嶺。人類主體的脆弱特質（vulnerability）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實際上，「從某種社會學角度來看，對於最低本體論來說，脆弱或許是最有希望的主題」。另一位著名的西方左派知識份子特里·伊格爾頓也曾說過：「在權力瘋狂橫行的條件下，只有軟弱無力能夠提供一種人性化的形象，這種形象必定轉向力量，並且改變歷史的意義。」

在進行理論的政治及倫理轉向的工作中，巴特勒的女性及性少數群體立場始終一以貫之，或者說她始終以性別弱勢者的主體位置發現、分析、解讀脆弱（vulnerability）、悲傷（grief） 與哀悼（mourning）這些精神分析學術語內部的政治潛能，考察這些看似極度私人化的概念對於社群或集體所可能蘊藉的政治意義與理論價值。在對性少數群體進行賦權鬥爭的現實及理論場域，從性少數群體在各種暴力面前所暴露出身體那不可思議的脆弱特質入手，巴特勒在《脆弱不安的生命》中繼續思考政治領域內在的倫理維度。在這個仍舊充滿各種暴力衝突的世界上，不是別的，正是生命本身的脆弱不安與易受傷害的身體感覺，令人們更需要發現並強化彼此間的關聯及依存狀態。如果說個體間這種狀態同時可以構成集體聯繫及抵抗行為的紐帶，那麼將這種脆弱特質及依存屬性推及到國家主體之間，無疑將改變理解國際關係的傳統模式從而有助於重新構想全新的國際正義及全球民主政治。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現代主權國家長期以來推行的霸權統識與政策，企圖克服的正是這種易受他人影響與傷害的本體性脆弱，而其違背或試圖違背的，是人類社會中最為根深蒂固的聯繫-依存屬性。因此對國際人權反/非帝國主義式構想的關鍵即在於發現一種自我與他人間全新的關聯，即差異與區隔。於是，他人不再是「我」得以在差異性中建構自我的「他者」，而是使我之所以稱為「我」的基石，這一發現無疑將昭示著一種倫理責任的建立。此處作者革命性地將佛洛伊德的「哀悼」理論運用於國際政治領域，「悲傷」與「哀悼」的關鍵性政治力量在於使人們認識到人與人之間最為根本的狀態是相互依存，而非事不關己的冷漠與你死我活的鬥爭。巴特勒之所以引入這些屬於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關鍵字，並在新的全球語境下賦予其全新的政治及倫理內涵，是為了將第一世界的「自我」重置於「關係」網路中，以此質疑西方自啟蒙理性以來確立的個人主義神話及由黑格爾奠定的「主—奴」邏輯，從而以性少數群體的立場，將屬於性別弱勢者的語言運用到國家關係及政治秩序的領域。在愛欲、悲傷、哀悼與國際政治之間尋求關聯，為激情、欲望、痛苦、憤怒等被界定為私人性的情感方式尋求國際政治框架內的合法性，使其成為政治弱勢群體的構成性紐帶，希冀以此想像及創建一種截然不同的全球秩序與國際正義，為人類構想並開創別樣的未來。

由此可以說，巴特勒將性別理論創造性地運用到國際政治及倫理領域，不僅將政治介入意識與批判精神更好地拓展與延伸，更為性別及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指出了一處極具生成性的空間與可能。她在國際政治領域內重新闡釋「操演」理論及創意地改寫哀悼、憂鬱、悲傷等精神分析術語與關鍵字，發掘其中包含的可資發掘與利用的政治潛力與集體能動性，從而將那些已然固化定型的術語轉化成擁有不斷拓展自身邊界的理論，成為同時具備解構與建構性力量的思想資源。巴特勒在這種意義上使用這些範疇，類似於後殖民理論家加亞特里·斯皮瓦克創造並身體力行的「策略上的本質論」，即在理論運用的過程中既脫離將概念本質化的危險，又要避免徹底否定理論內部存在的歷史性與政治能見度的弊端，而在運用及實踐過程中順利找到為現實所需的政治源泉與反抗潛能。

四、第三世界的思考與回應

「9·11事件」對於作為第一世界的美國造成的創傷及其可能帶來的改變，正是巴特勒寫作《脆弱不安的生命》的契機及動力。不同於政府與主流媒體霸權與暴力的回應方式，美國左派知識份子企圖以一種更為符合國際正義的方式應對當下、構想未來。而對於美國社會肌體上出現的創傷與裂痕，則相應地提出一種更為人道有效的「療傷」方式，即對於創傷的直面。「9·11事件」使霸權帝國發現「現實」的可怖——想像中固若金湯的美國本土竟然會遭受侵犯，美國竟然也有其脆弱不堪的面向，身為美國人竟然也需要在某些特定時刻直面恐怖與暴力的威脅——「第一世界幻想的破滅意味著某種體驗視角的破滅：這一視角認為全世界都是美國囊中之物」，「人們失去了這樣一種地位：我們總能隨意踐踏他國主權，而本國的主權卻能永保無虞。」一言以蔽之，雙子塔的轟毀對美國而言成為一處精神學意義上的創傷體驗，這一體驗在瞬間撕裂了構成美國象徵秩序的「幻象」，使其突然暴露出脆弱、易受傷害的特質，從而令第一世界充滿優越與安全感的人們驚詫莫名、恐懼難安。雙子塔的廢墟猶如「實在界」（拉康）的殘片，使強權鐵面下脆弱敏感的肉體與傷口暴露無遺。但一處毋庸置疑的事實是，無論作為美國本土學院派精英的巴特勒的反思是多麼深刻，《脆弱不安的生命》最終呈現的始終是第一世界的「自畫像」：一種來自第一世界內部的自我反思，其講述的是第一世界及精英知識份子自己的故事，正如文本中反復出現的稱謂——「我們」。

早在《消解性別》中，作者便曾用無限低回哀傷的口吻說道：「我認為當一個人接受下列事實時，他才是在哀悼：一個人喪失的是那種改變你，並且很可能是永遠改變你的東西；哀悼意味著接受一種你事先無法知道其全部結果的改變。」這是巴特勒為生活在美國及西方社會的少數群體的賦權與發聲，同時也是傳遞給正在衰落中的美帝國的一聲歎息與一個忠告。告誡無上權威已遭受打擊、難以為繼的第一世界該如何真確地處理喪失（loss） 而非回避創傷——因為回避最終將使主體陷入憂鬱的泥淖而無法自拔。相反只有真誠地體會失去的哀傷與脆弱，在戰略層或倫理層採取非霸權的應對方式，第一世界/美國才有可能同他國重建新型的關係，並依據非暴力、合作、平等的國際關係理念，為國際正義承擔責任。巴特勒作為第一世界的主流知識份子、美國學院裡的明星學者，其更為看重的無疑是美國主體自身的療傷與修復。因此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學者對於「9·11事件」的回應與思考也許可以為我們審視這一事件提供一種基於不同主體位置的視域、想像與書寫，從而發現在這樣特殊的國際時刻，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從這一國際事件中可以獲得什麼樣的契機與啟示，如何在由美國主宰的全球霸權空間中解脫出來，重新「開眼看世界」？

在由《讀書》雜誌編寫的《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一書中，「全球化與國際政治」欄目選入了一系列關於「9·11 事件」的論文，如《國際恐怖與國際政治》（舒遲）、《恐怖主義的本源》（張汝倫）、《美國想像的轉化》（陳光興）。這些文章在對於國際恐怖主義的追根溯源及探討第三世界的態度與應對措施等方面均做出了精彩的分析與闡釋。他們在文中指出這一事實：「9·11事件」甫一發生，《國務新人》（New Statesman）即刊文指出，伊斯蘭國際恐怖組織近年來的發展與冷戰的結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全線瓦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實驗在全世界範圍內失利並遭受持續的污名化，這造成了第三世界國家自我定位的新困境，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真空」狀態，而在中東國家宗教激進主義基礎上形成的國際恐怖組織便成了現有的替代物之一。美國著名的左翼思想家詹明信撰文強烈支持這一觀點，同時指出第三世界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普遍的宗教偏激狀態，正是資本主義世界冷戰政策的後果之一，是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長期扼殺其獨立思考並直接、間接鼓勵宗教狂熱的惡果。

由此反觀中國現實，會發現近幾年來發生在中國新疆與西藏地區的「騷亂」，便是有著相近的歷史與現實成因。學者汪暉在關於「西藏問題」的宏文《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中指出，西方有關西藏的知識已然深深植根於他們的東方主義知識體系之中，而目前中國的西藏及邊疆危機，不僅與民族主義相關，更與殖民主義、冷戰歷史及資本全球化造成的全球經濟、政治體系的不平等有關。因此今日研究「邊疆」問題的學者更需要關注的是邊疆地區宗教言辭背後隱藏的政治歷史現實，特別是這些地區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本土性、集體性、區域性困境與迷惘。因此從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包括發展中的中國的內部視域看來，「9·11事件」迫使這裡的人們重新審視後發現代化國家面對現代化壓力時的自我定位之界限、危機並探討某種反抗與突圍的可能。

在後冷戰及全球化時代，美國通過持續、系統地破壞多邊及國際關係而鞏固霸權地位，不是別的正是美國自身對於他國各種形式的侵犯行徑及殖民擴張導致了今日的惡果。「9·11事件」之後，面對無可挽回的損失、創傷與頹勢，是選擇哀悼還是暴力，這是當下美國自身將面臨的選擇。《帝國》的作者哈特與奈格里早在上世紀末就曾貢獻出面對新型「帝國」的兩種反抗的方法論途徑：其一是批判和解構之途，其目的是顛覆霸權語言和社會結構，並由此出發，展現建立在民眾的創造性和生產性實踐之上的另類本體基礎；其二是一條建構和倫理—政治之途，它尋求領導主體性的生產過程，走向一個有效的社會、政治另類，走向一個全新的生成力量。從《性別麻煩》到《脆弱不安的生命》，朱迪斯·巴特勒由酷兒理論走向國際政治倫理，從最徹底激進的解構走向富有良知與勇氣的國際新秩序的建構之途，同時走出了激進構成論女性主義及後結構主義的弊病與缺陷。因為除了無限制的解構、戲仿與操演，這個世界同時還需要別的。當經過各種「後理論」操練的人們拒絕了一切宏大敘事，將一切宏觀、連續及整合性的話語都視為「非法」之時，要如何面對資本全球化這一強勢且極具整合性的霸權言說？雖然經歷了極端與暴力的二十世紀，對本質話語與整合性敘事始終保持警惕在國際知識界已成為政治正確的明智選擇，但如果缺乏建構的激情與責任感，則漫無邊際的質疑與警惕只會淪為不負責任的理論遊戲與智識操作。面對當下的世界，無論對於第一世界還是第三世界的學者而言，建構一個真正可以包容差異的、允許文化交流與翻譯的多元化的全新國際空間，也許才是最富想像力的政治理論與最具批判力度的文化實踐所要成就的目標。

（本文原載自《文藝爭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