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讀懂巴特勒？
我對巴特勒哲學中許多概念的闡述（比如譜系學、展演性、辨證等）盡量地呈現了其易解的一面，一是因為此文目的確實不在評述巴特勒哲學，二是因為，親身投入到巴特勒哲學的複雜性中可能是理解巴特勒的關鍵環節，是任何二次解讀都無法替代的。
作者：王笑哲（劍橋大學性別研究碩士在讀，研究興趣為女權政治、性別理論與文化批判，著重關注後殖民女權的敘述問題，以及女權理論對主流政治理論的批判。）
前言
對女權哲學不陌生的人們大多聽說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名號。「巴特勒」這個名字和「酷兒理論」、「女權理論」、「性別研究」等話題關聯密切，也經常與「展演性」（Performativity）、「性別戲仿」（Parody）、「變裝實踐」（drag）等相關名詞同台出鏡。不少人甚至能脫口叫出她的代表作《性/別惑亂》（Gender Trouble）。
巴特勒對性別研究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然而作為她的迷弟，在最初接觸巴特勒時我卻滿腹牢騷：「這寫的都是什麼鬼東西？」 相信許多未受訓練、但對女權哲學感興趣的讀者們肯定也有過類似困惑——巴特勒的書寫風格怎麼這麼艱深？她就不能好好說話麼……
在學習女權理論的這兩年間，我曾有一段時間逢人便問：
「朋友，你聽說過安利……啊不，是巴特勒麼？」
「嗯知道啊。Performativity對吧？Gender Trouble？」
「對對對，你是怎麼讀懂她的寫的東西的？」
「讀不懂讀不懂，我還想問別人來著……」
對於「如何讀懂巴特勒」，我的兩位導師更是給出了極為相似的回复：
導師1：「這種東西讀多了，自然就習慣了。」
導師2：「其實她寫的複雜，講的道理還好，你多讀幾遍就行。」
兩個月前，當時我在讀巴特勒的新作《展演性的政治聚合》（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雖然兩頁之後我已然不明所以，但我畢竟見得多了，巴姐之前的哪一部作品我沒讀過？總而言之，我今天秉著一顆迷弟的赤誠之心，來傳授一點人生經驗。此文標題似乎有「讀完你就能懂巴特勒」的狂妄，但不妨礙感興趣的各位從此文中攝取對自己有用的部分。嗯，也算是一點微小的工作了。
為什麼要讀巴特勒？
70年代中期的女權哲學發展至今，其最主要爭論（或許沒有之一）離不開對「主體」（subject）或「主體性」（subjectivity）的解釋、闡發、建構與解構（Dietz, 2003） 。早期的女權哲學作為批判性社會理論（Critical Social Theory，即理論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幫助實現社會的革新）的一種，與當時的女權運動聯繫緊密。在理論家的構想中，所謂女權運動，必須依憑一個運動主體而發生——誰（和誰）在爭取什麼？誰（和誰）在反抗什麼/誰（和誰）？「誰」的主體性問題，自然而然成為了女權哲學家們最初的落筆點。從對主體的思考開始，哲學家們接連問出瞭如下幾個重要的問題：「女性」（或「男性」）是被社會文化所構建的，還是因生物基因而先天即有的？是否只有女性（男性）才會有所謂的陰性氣質（femininity）（陽性氣質（masculinity））？女性（男性）如果是社會文化的產物，那麼在一個人「變成」女性（男性）的過程中，ta的階級、種族、民族、性向、宗教等社會身份將如何影響ta的性別身份？
從80年代中期開始，面對以上問題，女權哲學家們逐步趨向一種多元化女權（Diversity Feminism）的思考方式（Dietz, 2003）。她們注意到所謂「女性」，從來不是以某種共通的特質而被連接起來的群體。「女性」作為一種確實的存在（ontological subject），無法脫離她（們）的出身（situatedness）、社會的歷史，且在成為女性的過程中，必會受到階級、民族、宗教、性向等各類社會身份的規訓。因此，「女性」作為一個概念（concept），無法擺脫與其他社會身份的交互（intersectionality）而單獨成立。
多元化女權對「女性」的思考，實際上有一處十分重要且難以完全得證的假設——即「女性」確實是一個有意義的主體概念（a concept of subjectivity）；這兩個字不同於「shaufhasfaskj」這13個字母，是確切存在的（ontological）、概念上的（epistemological）指向。
這時，巴特勒跳了出來。她質疑「女性」作為一個穩定框架（category）的存在意義，認為性別（gender）所關注的應該是「一個主體成為女性的過程（process）」，而非「女性」作為一種關係鏈中的狀態（state）。巴特勒嘗試從語言（關於巴特勒與「語言」，下文另有簡短說明）的建構過程中追尋主體的發展脈絡。巴姐在此處的研究方法受到傅柯的譜系學（Genealogical）的啟發。簡單說來，譜系學是一種歷史研究的方法，其最終目的並非在智識上獲取某些「真理」或「知識」；譜系式的研究並不關注歷史事件，而旨在詢問某一知識概念的緣起（Entstehung）條件是什麼。
在文化研究及社會理論學界中，尤其是性別研究，朱迪斯．巴特勒的影響力可謂無遠弗屆，大至研討會、小至讀書組寫論文，都處處能看到她的身影。（鏈接）
巴特勒關注的知識概念便是「主體」，而譜系學的研究方法使她必須從「主體是機制、話語、文化的結果而非原因」的假設出發，去探尋主體的性/別問題。話句話說，人作為一個主體，首先被社會、文化、話語體系所定義，而此處所定義的內容，便是人的性/別。這種被定義的過程從出生時便已開始（巴特勒曾舉例道：「一個人的性別，是在醫生把ta從母親的身體中接取出來並宣布'是個男孩兒/女孩兒'的時候被決定的。」）。引申出去，巴特勒認為人的性別是各種話語體系相互交錯的結果，但因為這種交互的過程是永遠在進行中的，人的性別也是「進行中的過程」，人作為一個主體也不可能是某種「固定的狀態」。藉此，我們可以辨清巴特勒哲學中爭議極大的一個概念——展演性（performativity）。許多性別理論初學者從英文詞意的角度出發，認為巴特勒口中的performativity和performance（表演）意義相同，即性別是一個人所表演出來的東西。實際上，表演（performance）的概念假設了一位先行的主體——「一個人（主體）在表演」（「人」在「表演」之前），但巴特勒想表達的是某種反向邏輯，即「表演先行於主體」，主體在「表演」的過程中被賦予意義。這契合了巴姐對於「性別是一種過程」的解讀，在這之上，巴姐隱喻了對所有框架式的標籤的拒絕（無論這種標籤是否脫離於二元化的「男人/女人」的話語體系），而這種拒絕，意味著我們長久以來所寄居其中的「男人」、「女人」、「丈夫」、「妻子」等性別身份並非確切存在（ontologically true）、概念上也成立的（epistemologically sound）表述。這種後現代風格的論述的出現，使90年代的性別學家們陷入一團混亂，有人覺得我們終於能走出一個個自我束縛的分析框架，從而徹底挑戰由這些框架堆砌起來的世界秩序，另有人覺得，解構到最後，如果連最基本的主體都要被懷疑，我們又能從哪裡入手改變世界呢？
為什麼巴特勒的寫作風格晦澀難懂？
1998年，《哲學與文學》（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曾將巴特勒的寫作風格評為「年度最差文風」。至今，包括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在內的眾多女權學界大咖，仍對巴特勒的行文方式批評不已。如下有一段摘抄，出自巴特勒1997年的一篇文章，讀者可以自行體會：
The move from a structuralist account in which capital is understood to structure social relations in relatively homologous ways to a view of hegemony in which power relations are subject to repetition, convergence, and rearticulation brought the question of temporality into the thinking of structure, and marked a shift from a form of Althusserian theory that takes structural totalities as theoretical objects to one in which the insights into the contingent possibility of structure inaugurate a renewed conception of hegemony as bound up with the contingent sit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rearticulation of power.----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Conversations of Our Time, 1997
實際上，巴特勒的晦澀，是她有意為之。其寫作過程，與成文後在遣詞、組句等語意上的選擇，皆出於巴特勒對「語言」的警惕性。巴特勒拒絕所謂「好的文風必然是清晰易懂的文風」。對於巴姐來說，語言本身作為社會文化的產物，它是有政治傾向的。巴特勒既然要挑戰被圍困在異性戀霸權中的性別規範，她也必須對支撐起這些性別規範的「語言」保持高度的警覺。如下是巴特勒對黑格爾的文風的點評，其中深意可以引申到巴特勒自己的行文風格：
「黑格爾的句子本身即展現（enact）了句子內容所要表達的意思。這些晦澀的句子讓我們懂得，所謂道理，必須在字面表現上得到相應的展現（what 'is' only is to the extent that is enacted）。黑格爾的文字十分難懂，因為它們所傳達的內容不能被直觀地理解。我們需要去讀，不斷地讀，嘗試不同的腔調，或轉換對語法的理解……正如讀一行詩，我們需要體會到'這行詩如何寫成'對我們理解'這行詩是什麼意思'是必要的。這就是為什麼黑格爾的文風在不經意間吸引著我們去關注句詞本身。那些靜臥在書面上的詞語，有時會欺騙我們，讓我們覺得它們所傳達的意思也正安靜地臥在字裡行間，等待我們去攝取。如果我們不跳出這種充滿惰性的思考方式，我們必將覺得黑格爾是艱難晦澀的。但如果我們遵循黑格爾的建議，去質詢所謂'知性'（Understanding）的前提，那麼我們便能抓捕到黑格爾的遣詞造句的節奏，便能理解這些節奏本身是如何參與到了黑格爾的哲學中。」（巴特勒《慾望主體》，1987）
對於非專業讀者來說， 「不斷地讀」是需要自身努力的一方面，另一需要克服的難點，或許是初次接觸巴特勒時，她難以捉摸的辯證式文風。（資料圖片）
翻開巴特勒的文章，你會發現她十分偏愛「問問題」的書寫方式。而在這些問題之後，你很少會看到巴特勒提供某個確切的答案。有時，一個又一個問題的堆積會另閱讀者產生疲憊焦慮之感，但這種寫法其實有兩處深意。首先，巴姐的文風體現了黑格爾的辨證思維（雖然黑格爾本人從來沒有提出過這種「辨證法」）。簡單講來，黑格爾辯證邏輯學認為一項主張（thesis）在被論述的過程中將會迎來與其相對立的反/相對主張（anti-thesis），這兩者在交互的過程中將催生新的主張（synthetic thesis），而新的主張也將重複最初主張的演變過程，與新的反/相對主張催生另一輪觀念的互動……這項循環無休止的過程即是辨證。巴特勒將辨證的思維運用到對問題的解構之上，面對自己提出的問題，以更細緻的子問題帶動思考的過程，在不斷「問問題」的過程當中打磨出答案的輪廓，但從不揭露一個穩定的、最終的答案。
至於巴姐為何以「問題回答問題」的方式行文，這關係到上文稍稍提及的巴特勒的「主體性」哲學。巴特勒認為，理解某一主體（比如「女性」）到底指代什麼意思，需要專注於這個主體的形成過程（例：「如何成為女性」這個問題對巴特勒來說，是理解「女性」這個主體的關鍵所在）。上文提到，對巴特勒來說，一個主體其實並不絕對地存在。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上文其實已從譜系學的角度淺談了這個問題，這裡我再從話語體系的角度稍作解釋）設想巴特勒和沒有後現代性別意識的金融工作者Elvis共同參加了一次會議，會中有人向巴特勒和Elvis發問：「一個人如何成為女人？」Elvis因為非常熟悉在公共場合如何拐彎抹角地敷衍提問者，於是打算列舉一些陰性氣質，說些類似「當你有了這些特質的時候，社會就會將你視為女人」的話。此時，如果各位在場，會看到巴特勒無比遺憾地向Elvis搖頭不止，並用她富有魅力的聲線向場間解釋道：
「女人作為一個主體，並不絕對存在。對每一個主體的理解，絕不能先以某些特質對其進行定義，再反過來解釋這個主體是如何獲得這些特質的。這是一種目的論式（teleological）的思考方法，非常容易誤導人們，使人們錯以為『成為一個女人』是某種有頭有尾的變化過程。恰恰相反，『女人』作為一個主體，永遠在『成為』的過程中。這不僅因為社會對『女人』的定義時時刻刻、且因環境而不同在改變，更因為『女人』若確實為某種固定的、絕對的、最後的『真理』，那麼『她』在這個異性戀霸權的社會中將有可能淪為拘束的、而非解放的製度性框架（category），並在陰性氣質與陽性氣質這對二元關係中固化為毫無生命力的標籤。」
綜上，正因為要反映出「主體」的存在意義在於其無休無止的「成為」（becoming）的過程（process）中，巴特勒的書寫方式同樣地不局限於解答某個問題，若真要敲定一個答案，那麼它最有可能使在對問題無休無止的辨證（dialectical）過程中自我浮現的。
巴特勒都藉鑑了誰？
巴特勒對「主體性」這一問題的介入並不單單受到黑格爾的影響，但黑格爾哲學的確是巴特勒學術生涯的開始。巴姐的第一本書《慾望主體》（Subjects of Desire）關注的即是《精神現象學》在20世紀法國哲學家中的迴響程度。兩位出現在《慾望主體》中的哲學家——傅柯與德希達，將在巴特勒之後的學術經歷中佔據至關重要的地位。巴姐認同傅柯關於主體性與情景的關聯性，認為對任何一個主體的闡釋均離不開其獨特的語境和歷史情景，而德希達則將『解釋『的過程比喻為一項無頭無尾的「事件」（event），在此事件中，參與者的言語（utterance）將受到其前後情景的影響，以至於無人能對言語的意義做出完全的裁決與擁有。
傅柯、德希達二人對語言/言語的突出，和他們對巴特勒的深刻影響使得後來的評論家不時地將巴姐歸入「後結構shif」、「後現代」的理論大軍。雖然後結構語言哲學在巴特勒的作品中確實十分重要，但巴姐同樣受到精神分析學（psychanalytic）、女權哲學（feminist theory）、馬克思理論的啟發。女權哲學家中，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路思·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這三位或許是巴特勒最大的「學術債主」。人類學家蓋爾·魯賓（Gayle Rubin）、馬克思理論家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對巴特勒亦有深刻的影響。在翻閱巴特勒的過程中，各位或能發現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將是巴特勒頻繁回顧的分析工具（上文那段晦澀的摘抄中即出現了對此的暗喻）。
「這種東西讀多了，自然就習慣了。」
如上文所說，巴特勒在提出問題後並不拘泥於提供某個確切的答案。若真是這樣，那麼任何一篇對巴特勒哲學觀點的解讀、轉述、簡化都有違背其辨證思維的嫌疑，畢竟轉述者需要對巴特勒提出的問題提供解釋，而巴特勒一貫拒絕地便是將問題與答案做固定搭配。受過專業訓練的讀者或許能注意到，我對巴特勒哲學中許多概念的闡述（比如譜系學、展演性、辨證等）盡量地呈現了其易解的一面，一是因為此文目的確實不在評述巴特勒哲學，二是因為，親身投入到巴特勒哲學的複雜性中可能是理解巴特勒的關鍵環節，是任何二次解讀都無法替代的。因此，我給列位看官寫這篇文章，主要還是把巴姐的複雜性平攤開來，可能做不到簡化，但希望能幫助各位更好地體味這種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