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權宣判生命不值得保護？——論巴特勒理論的政治轉向（上）

作者｜王冰冰

轉載自｜上河卓遠文化  

引言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因《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走紅學界而聲名鵲起後，美國理論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學術界便確立了不可忽視的地位。今日的巴特勒享譽全球，是世界級的明星學者，但大多數讀者包括中國讀者對她的瞭解基本仍限於性別研究及酷兒理論，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同時身為政治學家的巴特勒在政治哲學、倫理學及猶太哲學等方面的修為與成就。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巴特勒的關注重心逐漸偏移至國際政治領域，《脆弱不安的生命》（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是其轉型之作。此書寫於2011年9月11日之後，寫作目的「是回應9·11事件之後加劇的不安全感和侵略行為」，與緊隨其後的《說明自身》、《戰爭的框架》一起，成為西方左派知識份子以理論批判當代主權的暴力面向及要求深刻介入國際政治、倫理議題的重要文化標誌。

一、從酷兒理論到國際關係：性別理論的政治轉向

作為文學批評的性別研究，其在發展過程中始終與政治及文化密切相關，而作為後現代性別理論的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勒的激進或曰徹底之處，在於她在社會性別之外，意圖進一步解構生理性別。在《性別麻煩》中，她結合德希達、傅柯及拉康這三位大師的理論精髓，將由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建構的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之間的二元對立徹底解構，並遙遙挑戰著自笛卡兒創建後便在西方哲學界源遠流長的「身心二元論」。在這一意義上，巴特勒無疑屬於後現代性別理論思潮內部最為激進的構成論者。

從《性別麻煩》到《脆弱不安的生命》，巴特勒毫不妥協的批判精神與解構熱情一以貫之，但研究領域則轉向了更為宏大的政治倫理層，嘗試以理論介入當下日益迫切的國際政治與倫理議題。其實對於政治問題的思考與介入，始終是巴特勒思想體系中具有延續性的內部訴求；因此近期出現的鮮明政治轉向與其說是其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一次斷裂，不如說是其思想在不同領域的合理延伸與拓展。針對「9·11 事件」之後發生在美國諸多令人失望的反人道主義暴行——尤其體現在政府與媒體的公開行動上——《脆弱不安的生命》提出了政治反思的迫切與必要，並將兩個發人深省的政治倫理學問題推向社會與學界：從「受到傷害的可能」與「傷害別人的行為」這兩個角度出發，人們應該如何深刻反思政治生活？在眾多西方及非西方社會的左派知識份子看來，「9·11 事件」造成的第一世界特權被動搖的事實為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提供了一個機會，昭示著一個可能性政治空間的開啟，以此為據人們或許可以構想一個全新的世界與未來：「在其中，人們將盡一切可能避免暴力，人類無從避免的相互依存狀態將成為全球政治共同體的公認基礎。」而如何催生一種可以包容多種文化、多種宗教與不同種族的全球政治氛圍，是全球化時代眾多來自不同領域的理論家需要不斷追問與思考的迫切議題。在巴特勒近期的政治理論著作中，對於此緊迫議題的思考貫穿始終，她在持續批判美國及國際社會中強權及暴力行為的基礎上，提出當今世界非暴力的倫理基礎——即人類相互依存的永恆狀態及生命、身體本身的脆弱性，並以此為基點對全球權力格局進行持續不斷的質詢與反思。

從對性別政治的介入到對全球新秩序的呼籲，在屬於性別研究的微觀政治與宏觀國際政治領域之間一脈相承的，是身為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永不妥協的批判精神。政治轉向之後的巴特勒，試圖分析、批判、介入總體性權力體制與宏大敘事，並在解構之外開始走向理論建構之途。為了發現個人與政治之間更為有效的關聯形態，在《脆弱不安的生命》等一系列政治學理論著作中，她不僅在總體性視野中強調政治批判的集體性與能動性，且極具想像力地在國際政治場域中納入性別及少數群體視角，將性別話語發生作用的方式置於全球語境以及跨國場域中進行解讀與思考。

二、「無效生命」的背後：語言、媒介與暴力

「操演性」（performativity）是巴特勒性別理論中最重要的關鍵字之一，相對於權力關係的三重性特徵：權力體制、言說/實踐技術及個體，「操演性」理論偏重於指涉與考察中間環節，即權力體制施加於個體的仲介行為，進而思考語言、媒介在社會/文化語境中對於主體的影響與塑造，及其與權力、暴力之間複雜的共謀關聯。如果說在《性別麻煩》中，巴特勒對主體及其建構的分析一直是在語言及精神分析的層面上進行，那麼在《脆弱不安的生命》裡，她則試圖在更為寬廣、深入且迫切的國際政治及倫理領域，發現並闡釋語言、主體、社會法規及國際法之間的複雜關係。

通過分析「9·11事件」後媒體及公共領域對於這一事件的諸多報導，巴特勒發現政府及主流媒體以持續不斷的話語操演行為，試圖在全社會範圍內建構一種霸權的「視聽領域」，即通過劃定在公共空間可說、可見、可示的界限，規約政治話語與特權主體在公共領域有效的運作範圍。在以「自由」「民主」自我標榜的美國，各類審查制度、監控手段、輿論壓力等「防民之口」的官方策略卻輪番上陣，將批判性言說排除在政治話語之外，從而有效地壓制了公眾批評與學術討論，在公共領域內形成一種話語及表述的霸權模式。且此話語霸權直接聯繫著對人類身份的有效控制，進而在國內、國際政治及法律領域成為界定有效生命與無效生命（unlivable lives）範圍的界限。具體言之，以各種規範將在事件與戰爭中逝去的生命界定為是否可被哀悼的主體，美國的公共領域中逐漸形成一種具有隱晦排他性傾向的「人類概念」，即誰才有資格成為合乎規範的人類，且只有這樣的生命值得保護並在逝去之後有資格被悼念。這樣反人道的排除與界定，製造出一系列被虢奪所有法律及政治地位的「無效生命」，集中體現在被「無限期羈押」在關塔那摩的囚犯身上，而「無限期羈押」政策的施行正是當下美國政府以主權虢奪法律的罪證。

在「9·11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利用安全警報及國家緊急狀態的名義，通過擱置、扭曲、挪用法律法規等方式，非正常地拓展及擴張國家主權。隨著國家權力與政治投入的惡性膨脹，其「無法無天」的霸權行徑無論是在國際還是在國內都造成了惡劣影響，遭到剝奪與損害的不僅是其他主權國家與地區，同時還有美國人民自身的合法權益。針對以緊急狀態為藉口無限制拓殖國家主權的行為，巴特勒創造性地將《性別麻煩》中的「操演」理論運用到國家主權及國際法領域中，將當前美國政府廢止法律、膨脹主權的行徑解讀為另一種「操演」，借此當局「在政治治理領域復辟了一種幽靈般的主權」。具體言之，「無限期羈押」作為霸權及主權的非法運作，並非非常時期的「例外」，而是「例外」以反復自我「操演」的方式將自身固化、物化為某種「常態」。如巴特勒在《性別麻煩》中對於「操演」的闡釋：「操演不是一個單一的行為，而是一種重複、一種儀式，通過它在身體這個語境的自然化來獲致它的結果。」同樣，以「無限期羈押」為契機，「國家肆無忌憚地行使法外權力，使之成為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固定組成部分」。

除了對於美國當前「治理術」與「主權」的非法擴張做出深刻批判，巴特勒還集中揭露當前美國主流媒體以語言與畫面的方式虢奪部分弱勢群體的「人性」、使之成為「非人」的這一反人道主義罪行。作者借助宗教哲學家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的「面孔」這一概念，探討非暴力倫理問題，並以之作為思考國內國際領域言說結構與暴力行為的切入點。通過發現存在於「形象描述」與「賦予人性」之間的隱秘關聯，巴特勒批判當前美國主流媒體以對「形象」的控制而掌握了「賦予」還是「虢奪」人性的特權，而這樣的特權在公共領域遮蔽並將引發更多的暴力。經主流媒體處理過的「面孔」及形象，往往遮蔽而非呈現了人類的苦難與創痛，掩飾了生命的脆弱與難堪，因此它們反而成為剝奪人性的表徵。《紐約時報》（編按更正：應為《國家地理》）曾在頭版刊登一個脫下傳統罩袍、面紗而露出面孔的阿富汗少女的照片，這幅照片以認同、讚賞少女裸露面孔的方式，將罩袍與面紗象徵的伊斯蘭傳統文化及教義，指認為拒絕現代文明及壓抑正常人性的落後存在。這幅少女的肖像因而成為美國民主勝利的標籤及美國進步文化成功輸入伊斯蘭世界的標誌，它和薩達姆·侯賽因、奧薩瑪·本·拉登那些被媒體刻意處理成象徵人類極端邪惡的天性、近乎「非人」的「面孔」，與科林·鮑威爾知性、迷人的形象一道，成為媒體在表徵、形象層成功介入戰爭的標誌，成為社會性規範權力運作的典範模式。通過對這些出現在主流媒體上的「面孔」的分析，作者揭示了視聽美學被運用到戰爭當中，已內化為美國戰爭策略的一部分這一事實。且更為可怕的是，美國主流媒體對於戰爭場面的捕捉與呈現，往往通過將攝影機安裝在軍用飛機或轟炸機上，用來自內部的、淩駕於眾生之上的航拍視角的連續鏡頭，使觀看者無形中被置於並認同「殺人武器」而非受害者的視角與位置。《脆弱不安的生命》以各種有力的例證及深刻的闡釋，深入揭示了暴力、倫理與現代傳媒之間複雜的共謀與媾和，而批判與清除這樣充斥在媒體及公共領域中的無聲無血的暴力、扭曲及虐殺行徑，無疑已成為當下世界實現全球民主的一個必要環節。

無論是美國政府還是主流媒體，無論是對語言還是畫面的利用與操縱，都是以目的性的管控與規約來虢奪某些主體與群體的權利。「9·11 事件」之後，霸權化的官方言詞通過在公共空間排擠法律話語，使日益跋扈的主權與「治理術」構成法律的對立面。但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強烈呼籲政府的行政權力應遵守國際法律監督的同時，也博學而敏銳地意識到法律話語本身存在的各種問題與漏洞。在引證《日內瓦公約》作為反對政府「無限期羈押」政策的有效武器時，她銳利而公允地指出，作為一種文明的法律話語，《公約》話語結構內部已然確立了一套界定與篩選的標準，據此決定甚麼人、哪些國家的人可以受到條約的保護，從而在國際戰爭與爭端中擁有免受淩辱、虐待與暴力的特權，而未能被《公約》承認的政治實體，則成為「未可識別國家」而無法享有公約規定的「普世權力」。

由此為起點，她開始再度質疑「人權」這樣一個看似不言自明，卻總會在國際社會領域引起爭議甚至爭端的範疇與概念。一些國家尤其是美國利用了《公約》本身的問題，將「恐怖主義」變成非法暴力的代名詞，並且與特定的國家與地區直接掛鉤，其背後掩藏的是內化於西方知識體系中源遠流長且根深蒂固的東方主義傳統。《公約》及人權觀念其實並未拓展到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廣大的伊斯蘭國家與地區，因為對於美國及西方社會而言，恐怖主義的暴力是一種非理性的暴力，西方社會無法從理性及政治的角度理解這種來自東方的狂熱與衝動。因為在西方/白人的眼中，東方與「土著」從來不具備「理性」與自主思考的能力，因此根本不能算作人類共同體的成員。這樣一種內化的東方主義思維，也是美國對關塔那摩的囚犯實施「無限期羈押」這樣有損人道主義及國際法律的霸權政策的重要原因。其實，當下的恐怖主義絕非前現代的衝動、野蠻行為，包括「9·11事件」在內的恐怖主義行動其實有著諸多鮮明的現代特徵，如明確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目的、經過精心的組織與策劃、充分利用現代計算理性的縝密與科層制度的效率等等，現代恐怖主義十足是現代政治的產物。而西方國家做出將其前現代化、野蠻化、不可理解化的行為，既是源自東方主義思維的流毒與後遺症，更是居心叵測地意圖通過簡化、極端化伊斯蘭世界而將其排除出「人類」陣營，從而為自己推行以國家為名的恐怖主義、霸權政策大開方便之門。

由此可見，隱藏在「人類」這一普世性概念內部的各類種族及族群的界定框架，使「人類」這一概念自誕生之日起就被形形色色的種族與宗教的偏狹意識與限定所纏繞，其實遠未能完全包容人類價值觀的異質、多元與多維，而國際人權法建立在這樣不完全的、明顯帶有文化局限的「人類」概念之上，其普世性設定遠遠未能惠及所有人類，而亨廷頓之流的「文明衝突論」更是將東方主義思想內化在「文明」這一概念當中，阻礙了「人類」這一概念內涵的擴展與衍生。因此，巴特勒提出「文化翻譯」的重要與必然：「所有民主社會都應當採取切實行動，挑戰此類框架限制，容許各類相互衝突或重疊的文化框架為人所知，勇於接受『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的挑戰。尤其是當我們發現自己同那些具有完全不同信仰及價值觀的人共同生活時，就更應勇於接受這種挑戰。」

通過對「人類」、「人權」和「文明」這樣在國際公約中起到規約作用的重要概念進行再解讀，發現與傾聽那些被這些術語排除在外的國家、政治實體及個體的故事與「聲音」；通過對類似「主體」、「操演」、「述行」這樣一些複雜理論範疇的重新界定與改寫，試圖在更為政治化的語境中賦予它們一種新的解釋；通過批判既定理論術語的限定性與規約性，嘗試再度徵用其內部包藏的尚未被完全發掘的政治潛能與批判力量，這便是朱迪斯·巴特勒一以貫之的理論思維及思考方式。

（未完待續）

（本文原載自《文藝爭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