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中心・三】疫情期間竟不見蹤影 社福聲音未被聽到
葵青康健中心因在過去一年遠未達到預期使用目標，受到各界關注。而且，其主打的「公私營結合」、「醫福社合作」等理念屢被質疑「入唔到屋」、落不到地。儘管有着這樣那樣的原因，但作為大型社區服務中心，起碼要聽到居民的聲音，了解其需求後才能開展並改進之後的服務。然而，在地區組織網絡十分發達的葵青區，有着許多扎根地區的組織，他們關注不同居民群體，並為其發聲，可這樣的聲音卻始終未能反映在康健中心的理念和服務設計中。究竟這些組織都有哪些聲音？這些聲音又為何入不到主打醫福社合作的康健中心？
區議員：萬事俱備，中心好似「未ready」
「其實，如果康健中心需要入邨，要進入社區街坊之中，最好的方法當然是要和區議員合作啦！我們每天都面對街坊，跟我們一起起碼能夠入到屋，遠比自己做街站宣傳的效率要高得多。」葵青區青衣邨區議員王必敏的口氣充滿了「恨鐵不成鋼」的意味。
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葵青地區康健中心曾關閉數月，期間僅開通服務熱線，遭各界質疑。王必敏是「關注葵青康健中心民間連線」的一員，除她之外，此關注組還包括來自醫福社的當區組織：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醫護行者和婦女團體聚賢社。他們於去年7月到今年1月間進行了《市民對葵青區基層醫療的意見調查》，爾後於3月進行《葵青地區康健中心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工作表現調查》，分別收集到愈三百名和逾二百民居民的意見。後者結果顯示，有60%的居民並不知道康健中心提供抗疫支援服務，約40%的居民指，康健中心在疫情期間未能提供抗疫支援服務。
對此，王必敏表示不解：「那時疫情很嚴重，我並非專業人員，很多事情都不懂，就通過自己做區議員的人脈網絡，聯繫醫護行者、社福界的團體。還有的街坊精神壓力大，我就去找區裏做情緒支援的NGO。但他們（中心）卻將一切都推給疫情，這些區內的組織正是因為疫情走得更前了，比如醫護行者—正是因為有公共衞生危機，醫療組織才更要發揮作用啊！所以，我不相信疫情是他們滯後的理由，反而這才是給他們進入社區的機會—如果他們進取些的話！」
她指，醫管局、民政事務專員同區議員們一起，在WhatsApp建立了討論群組，交代疫情期間每一區確診人數及衞生人員會去哪一區做什麼工作。區議員們也將自己區內的情況，如有人因在家中強制檢疫而需要食物和其他物資等，在群組中與醫管局代表、民政事務局代表直接交流。她指出，這樣才是真正的「緊密合作」，並認為康健中心完全可提供交流空間：「分發信息也好、收集信息也好，或者支援也可以，他們都是專家，要發揮作用啊！」
王必敏表示，葵青區區議會大會曾兩次邀請康健中心代表參加會議，希望大家增進了解，請中心解釋一些問題，同時也回應一些區議會的期待：「（中心）兩次都回覆『我們回去調整一下』、『我們會加強和區議會合作』，但這些話我們已經聽過很多次。有同事（其他區議員）問，怎樣才能成為中心的正式合作機構，中心那邊回答說沒有條件。但為什麼街坊都不知道他們，我們也沒有被邀請合作呢？當然，最後的回覆又是『會加強聯繫』。」面對這樣的回應，王必敏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她表示，康健中心下一年的運行，須「先落到區、入到屋」，再談合作。她也感慨，不知為何，就好像整個區的區議員、社福組織、NGO都已ready，只有康健中心未ready。
劏房組織：若有經濟能力，沒必要來這裏
「對於這些劏房住戶和基層人士而言，即使收費已比外面便宜，也仍是不小的數目⋯⋯坦白講，有經濟能力的人會去使用私家診所或醫院的服務，何必來這裏呢？所以重點還是要回應基層市民的需要。」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成員吳堃廉表示。
「對於這些劏房住戶和基層人士而言，即使收費已比外面便宜，也仍是不小的數目⋯⋯坦白講，有經濟能力的人會去使用私家診所或醫院的服務，何必來這裏呢？所以重點還是要回應基層市民的需要。」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成員吳堃廉表示。
政府統計處2016年數據顯示，全港約有21萬人居住於9.3萬個劏房內，當中葵青區有約3,700個劏房單位，主要分佈在葵涌。常年為劏房基層居民發聲的吳堃廉熟知本區情況：「這都是幾年前的數字了，近年多了許多工廈劏房，所以數量會更多。油尖旺區的劏房，單身人士比例會更多，而我們這區多為新婚、剛有了小朋友的家庭。這當中也有很大比例的家庭是正輪候公屋的、新來港的，或是少數族裔的。」也就是說，以家庭為單位的劏房，其居住人數會是住戶單位數量的二至三倍，再加上單位面積逼仄，身心健康程度可想而知。
相對於正常的私樓、公屋單位，劏房存在着更多衞生環境隱患。蚊蟲鼠蟻、水渠的污水排放等，都是在劏房的環境限制下，對居民造成的一些健康影響，也屬於「恆常性」的衞生隱患。但疫情時期，除了原有的風險因素外，衞生隱患的數量與程度都增加了許多。吳堃廉介紹，劏房中有一小部份是無窗的，即使不是疫情期間，也十分難熬。而絕大多數劏房，儘管有窗，但由於本來的單位被牆壁劏開，原本的通風設計不再有效，所以空氣並不流通，再加上面積狹小，屋內十分侷促。「勤通風」、「留在家中也多運動」等號召，對於劏房戶而言，只是句口號而已，或者說是十分奢侈的幻想。
劏房居民收入低微，健康意識也很薄弱。吳堃廉表示，這些街坊即使生病了，也只會選擇去藥房買些藥「捱」過去，談何預防、健康管理？只有家中小朋友生病了，他們才會去公立醫院排隊，但家長都是擔心小朋友的，所以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也會去私家診所看病—當然了，對他們而言，看病費用無疑是巨大負擔。他也指出，在疫情期間，劏房街坊因多從事底層工種，如清潔，很少可以在家工作，但「口罩荒」時，公司要求自行佩戴口罩：「我都不說之前達不到街坊期待的那些事了，這麼嚴重的疫情你都不走出來，就像是需要報警的時候，但警察卻不在⋯⋯在一片混亂、缺乏物資的時候，你卻不在。」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康健中心沒能真正了解到區內街坊的需要，我們也給出過意見，但從來沒被採納。」吳堃廉表示，為了讓街坊能夠知道、了解、使用康健中心的服務，並從中獲益，他也曾帶一些街坊去參觀，但過後街坊們發現，其實好多服務是他們用不到的，能夠用到的都要收費。他也深知比私家醫院便宜很多了，但基層街坊仍會覺得難以負擔。他又指出：「像是量血壓、健康資訊這些，很多區內其他組織都能做，甚至有的區議員那裏都可以提供。」
政府資助下，康健中心提供的物理治療等服務，一次收費150元，相對於市價600元已經降低很多，但對於基層人士、無退休金保障的長者而言，他們寧願「捱」過去，直到公院輪候時間到了為止。但是，這與本身基層醫療的理念，似乎是相背而行了。
上文節錄於第245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21日）《疫情期間不見蹤影 康健中心聽到社福界聲音嗎？》。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