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中心・四】「醫福社」協作 需令地區組織參與其中
主打「醫福社」合作的康健中心，卻未能納入葵青地區組織的聲音，在疫情期間的「不作為」更是遭到詬病。如此創新的模式究竟還能否進行下去，又應如何進行呢？
婦女組織：家庭照顧者的健康竟無人照顧
營運康健中心的這一年期間，共服務了超過三萬人次，並招募了7,214名會員，當中女性佔七成三。相對於女性上班族而言，基層女性大多會將精力放在家庭，擔當家庭的照顧者角色，然而，對於一個家庭來說，照顧者才是真正的「頂樑柱」，若連她們的健康都無人關注，那這些家庭中的成員也會面對問題。
「很多婦女照顧者的壓力很大，家中有小朋友、老人家要照顧，走不出門，這樣一來，她們的情緒就會出問題。再加上女性本身的各種健康問題，若她們的健康都不能被照顧，又怎麼照顧家庭呢？」聚賢社主席張麗英為基層婦女鳴不平。聚賢社是關注婦女健康權益的社區互助組織，對骨質疏鬆症、婦女健康檢查、照顧者情緒支援等問題頗為關注。
骨質疏鬆症是慢性骨骼新陳代謝病症，隨着骨質密度的減少，骨骼結構就會變得脆弱，更易導致骨折。在香港，65歲以上的人士，四成人患骨質疏鬆，女性在50歲後，平均三位中就會有一位出現脆性骨折—女性和長者是此病症的高風險一族。而骨質疏鬆症由於無任何明顯病徵，故一向難以發現及被重視。聚賢社一直關心女性骨質疏鬆，是因為政府機構更為關注長者的骨骼密度問題，但患者在那個年齡往往已經因此病症骨折，再去治療，就已經太遲。所以，聚賢社希望以45歲以上婦女為目標，進行篩檢防範。
張麗英表示，康健中心從未找過聚賢社合作：「我們之前也會和醫護行者聯繫，請教一些婦女健康的問題。所以，我們始終很期待能夠和康健中心合作—雖然還未發生這件事。之前在大家的關注下，終於在葵青區議會推動了幫區內婦女做骨質疏鬆檢測的一項動議。但這並非是每年的恆常性檢查，雖然當區婦女都希望此項檢查可以周期化。如果地區的康健中心能做這項檢查，那就太好啦！這個問題應該屬於預防的範疇，不能到了『婆婆級』才被看到。」
除了女性骨質問題外，她也指出，康健中心關心的重點與女性的健康「需求不匹配」。比如，康健中心雖然設置「營養標籤」課程，吸引了一些主婦去參加，但是，據聚賢社會員聽完後回來分享感受，認為教煮飯的內容還算有趣、有用，但當中的營養知識僅環繞「三高」，雖可以幫家人留心，卻無分享與婦女自身相關的健康知識。
張麗英本身也是康健中心的登記會員：「一來我是當區居民，二來我們聚賢社一直關注婦女健康，香港第一間、也是目前唯一一間地區康健中心在我們區設立，我當然想上去看看。但結果發現，對於婦女的健康需要，我想中心暫時還未能滿足。葵青區的女性佔比較多，如果不針對性地在地區內開設更適合的服務，我想就會是浪費資源了。」
提到疫情期間康健中心的「失蹤」，張麗英表示，無論是作為地區組織還是康健中心的會員，都倍感無奈：「若他們的理由是受疫情影響，那你看，我們這麼小的婦女團體在疫情期間辦的活動，會員的參與度反而更高了—即使只是用Zoom，也會繼續開辦唱歌班、運動班、聊聊天，幫助因疫情困在家中的婦女放鬆身心。而且，在這種危急時刻，中心竟然做不到事，這對我們會員而言也是很失望的，起碼派隻口罩給我們，或者關心一下啊！」
她表示，特殊時期也要有應變的特殊做法，比如物資可以安排合理發放途徑。由義工組成的聚賢社，籌集了部份口罩後，分時段發放到公共屋邨，或透過寄送方式發放。「我們這樣的小團體都會竭盡所能找點物資派給會員，你們這麼大的康健中心，反而做不到？」張麗英質問道。
基層醫療團體：醫療資源須「再分配」
在前幾位「地區代表」的口中，出場頻率很高的「醫護行者」，是在2011成立的非牟利組織，之後還於2018年在葵興設立「葵家社康匯」，主要為葵青區的在職低收入家庭提供各種專職醫療服務，這個20人左右的團隊包括護士、物理治療師、藥劑師、營養學家及社工—這樣的組合、所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看上去和康健中心有些相似。那麼，二者在設計上究竟是否重複？
醫護行者研究及倡議主任黎俊健解釋，二者雖都是做基層醫療，但實際上並無可比性，或者說是互相補足。他進一步解釋，從理念上來看，康健中心主要針對六種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壓、過重、糖尿病、肌肉及骨骼疾病（預防骨折）、冠心病和中風，而醫護行者關注的範圍比較廣，傾向從整體健康的角度出發。
倚賴醫護行者在葵青區扎根多年的經驗，葵家社康匯在幫助街坊解決健康問題的過程中，也會更加關注一些「無法在中心處理」的問題，比如教育、工作等：「人們失業的話可能會去勞工處、NGO這些地方。但我們知道，失業是會直接影響健康的，所以，我們就建議一些NGO多關注失業人士的健康問題，比如失業後身體變差，更難找到工作，導致一個惡性循環。」現時，醫護行者的會員人數約為一千人。醫護行者旨在消除社會上的健康不公平，故其將服務範圍對焦基層，如在職貧窮家庭、少數族裔、難民等：「我們會有目的地、為他們爭取多點資源。」
當然，作為一個創新型團體，他們也在設計轉型，以期帶出一些新的概念：「我們想選一些不同的生活形態作為界點，然後幫助他們去管理健康，比如為清潔工創造一個午餐空間，為劏房住戶的小朋友聯繫輔導班，與此同時，根據不同需求，發放不同的健康資訊，這是一套更生活化的模式。到時候就不再是現在這樣，人們因為有糖尿病，或是要做物理治療才來找我們了。」他稱現在的模式為1.0，而想要轉型的模式為2.0。
黎俊健亦指，社會是多變的，故針對社區的服務要盡可能多元化。他解釋：「單從性別上看，男女健康就已大不同，然後細分年紀，再計收入等狀況，群組就更要細分了。故每一個NGO都有要扮演的角色，不會是一個機構就做得完的，所以一定要用合作模式。」
提及康健中心目前不理想的運營情況，他認為，康健中心從一個自上而下的渠道去接收資訊，已有預設的agenda（議程），比如確定了要處理六類疾病，之後就會不斷圍繞這幾個類別去策劃之後的服務—這就是從上而下的服務。「而我們是做一些地區諮詢，從中找出社區的需求，比如發現失業率很高，我們就會想，這些人謀不到生，便會用大部份錢維持溫飽，為了省錢，減少外出、社交，這樣的情況會造成什麼健康隱患呢？比如會否因為事業放棄了健康，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會提供一些資源給他們，比如教他們用比較便宜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健康等。這就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方式，在做諮詢的過程中得到一些街坊的反饋，再據此設計服務。」
提及他們在醫療系統中的定位，黎俊健指，他們的模式為「社醫共生」，並非單純的合作關係，而是互相倚賴的共存關係。他也表示：「在醫療霸權背後需帶出的是，我們可否做好分工？分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令醫生能做到統籌的工作或複雜的事，毋須事事都由醫生去做—其實這就是醫療資源的再分配。」
康健中心：優勢與局限並存
作為本港第一間地區康健中心，再加上獲政府一年一億元的撥款，葵青地區康健中心難免會被置於聚光燈之下。面對各界對其「缺席疫情」的質疑，中心方面表示，疫情期間，中心接收了經醫管局轉介的八位新冠肺炎康復者，為其提供物理治療師、營養師、心理治療師的支援服務。除此之外，中心亦曾去部份區內有確診者的大廈派發口罩。
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主席周奕希對《香港01》說，現在中心剛剛起步，還需要做很多。比如，在大家頗為關注的收費問題上，他表示希望通過接下來一兩年的運作，跟政府商量將150元的服務收費再降低些，同時希望能夠降低藥品費用：「因為公立醫院看診只收幾十蚊，而且在香港看（公立）醫生一般是不需要另付藥費的，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將這兩個費用降低。」除此之外，周奕希亦表示，希望可以用更好的服務質素吸引不同的人群前來，如中產人士，而不只是基層人士，所以要加強宣傳。
康健中心的目標受眾是全區居民，自然需要顧及不同階層的人士。然而，正如吳堃廉所言，收入稍高的人較大機會會尋求更好、更快的健康檢查或物理治療服務，亦即選擇私家醫院或診所，健康意識也較基層人士高很多。所以，中心還是應將重心放在健康意識薄弱、收入和居住生活環境都在一般水平之下的人群，這才符合基層醫療理念中的「健康公平」。
康健中心隸屬本港醫療體制之內，相應地自然會面對一些局限。周奕希坦言，中心方面認為和區議員、區議會的合作很有必要，但畢竟中心為政府所設立，故一般需透過食物及衞生局跟區議會溝通。但他表示，今後會自行加強與區議會的直接聯繫，減少透過政府部門溝通。周奕希坦言，也是因為中心隸屬本港醫療體制，沒有辦法「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例如物理治療師一定需要醫生轉介。當然，除了局限也有優勢，他表示，康健中心提供的是「正規」的醫療服務，這意味着其會員能夠進入香港的醫療系統內，所以能夠建立正式的醫療記錄檔案。
上文節錄於第245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21日）《疫情期間不見蹤影 康健中心聽到社福界聲音嗎？》。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