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美麗島運動40周年　邀韓、港人士來台分享民主經驗

台灣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被視為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分水嶺，今（2019）年是美麗島事件40周年，台灣文化部所屬國家人權博物館於12月5日舉辦「美麗島40事件暨東亞民主化比較國際研討會」，邀請韓國、香港人士來台分享民主經驗。

曾被求處唯一死刑如今大不同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核心成員號召群眾在高雄發動群眾遊行抗議，訴求民主、自由、終結黨禁與報禁等等，最終釀成大規模的警民衝突，人數最多時約10萬人，一度欲衝擊警察局，但在鎮暴警察以催類彈鎮壓下，於半夜過後群眾逐漸散去。

事件過後國民黨政府發動大規模的搜索與逮捕，逾150人遭逮捕，其中8人被提上軍法審判，但在國際壓力下公開審判經過與被告陳辭，是為「美麗島大審判」，8被告均以有罪判以無期徒刑與有期徒刑不等。

台灣總統府秘書長陳菊到場致詞表示，自己是美麗島事件的當事人，當年29歲時在軍事法庭被以懲治叛亂條例的「二條一」起訴，一度求處唯一死刑，但40年後台灣已經有很多的不同，回想起來雖然很辛苦，但也很感謝能參與到那個轉變的時代，為台灣付出努力，其實也是一段浪漫的時代。

陳菊特別感謝國際特赦組織德國分會的克勞斯華爾特（Klaus Walter）、日本的渡田正宏、台灣長老教會的高俊明牧師，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時代，有人站出來保護施明德先生，讓他一時不被逮捕，顯示人性的善良以及對人類基本權益的愛與保護。

民主化有多種面相

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吳乃德在講座中表示，美麗島事件之後過了10年後陸續解嚴、開放報禁、黨禁等，是因為陸續發生林義雄滅門血案、派黑道殺手到美國刺殺作家江南案，引致台灣社會與美國政府的不滿；內政上又連續發生礦災累積死者200餘人以及十信銀行的擠兑風暴，各種因素之下影響到國民黨政權的統治穩定性，因此時任總統蔣經國對民主化運動讓步，並非是單一因素造成的。

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戴興盛、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黃長玲、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蘇彥圖，則從歷史、經濟、政治、憲政等各角度談論民主化的進程與發展，例如以開發、保育、觀光等不同名義，將原住民族的生活領域收歸國有，禁止其進入，並且將原住民族集團移住他地，至今仍不斷有原住民為此抗爭請願；儘管號稱人民作主，但民主制度中究竟由誰擁有何種程度的權利，仍然是必須釐清的議題。

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館長朱鎮五、韓國聖公會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金東椿，也應邀來台從歷史與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分享韓國的民主化經驗，朱鎮五認為人民有義務記住與昭示民主化運動中發生的事件真相，時時謹記國家權力的傲慢，但也要以一種共鳴與憐憫的心態去理解當時人的選擇，才能透過歷史得到和解與治癒。

金東椿則提到，韓國人民看似對各種街頭運動相當團結且熱情，但實際上是因為沒有街頭政治以外的選項。金東椿解釋，韓國長期是由「戰爭狀態」來構建政府治理的邏輯，因此缺少政黨輪替的日常政治，將所有批評一律打為「非國民」來鎮壓，在加上為求經濟發展使得財團坐大的「財閥體系」，這些都是韓國當前政治結構上的限制。

香港的分水嶺

香港人權律師暨人權監察副主席莊耀洸則為聽眾帶來香港「反修例運動」自6月至今的濃縮講解。莊耀洸提到，「反修例運動」並非是為了反修例而出現的，反修例僅僅是導火線而已；包括香港政府對2014年雨傘運動中「佔中九子」的判罪成刑，2016年對本土派議員的「DQ」（裁定失去競選議員資格），到2019年數次的百萬人遊行「反修例」無果與警民衝突，都導致香港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度升高，跟著是對和平手段的失望，最後導致「勇武派」大量增加以及出現廣範圍的暴力抗爭。

莊耀洸認為，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並非是運動的終止，因為半年的運動已經對香港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包括對衣服的顏色選擇、對商店與餐廳背景的注意、對住宅與地鐵安全的擔憂等等，這些都很可能會進一步形塑和加強港人作為一個集體身分的認同，從而延續運動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