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觀基辛格】遇東亞秩序變動之際　歷史上的朝鮮如何「選邊站」

關於世界秩序正在變動的說法，隨着中國崛起甚囂塵上。但許多人對此不以為然，持續以「靜態」的思想與眼界看待「動態」的世界，甚至避而不見。然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迎來全球大流行，似乎更加衝擊「靜態世界觀」。4月3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於《華爾街日報》的文章指出：「新型冠狀病毒之後，世界將不再是原來的樣子」。
基辛格的結論，多少帶着美國精英對現有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期許」。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究竟世界秩序的變化有哪些現象依循？其中，被點名「秩序破壞者」的中國是如何看待自己？與之相關的行動者又採取何種方式來應對世界秩序的變動？以上的問題，多維新聞將以「圍觀基辛格」為主題，透過系列稿件加以探討。本文為第三篇。

世界秩序的變化，並非如今我們所處的國際社會才會發生，在古代的東亞地區，同樣存在許多國際秩序轉換的時期，特別是體現在朝代的更迭興替上，除一般熟知的宋、遼、金、西夏、蒙古、渤海國之外，地處朝鮮半島上的高麗王朝（918─1392年），面對列強環伺的虎視眈眈，又是怎麼因應時局變化做出外交政策上的調整呢？

宋遼相爭　高麗藉以自保的事大主義

唐代末年，朝廷對內無力節制地方節度使互相攻伐，對外羈縻的影響力也大幅衰微，處於唐王朝邊境、朝鮮半島上新羅貴族弓裔（869─918年）起兵反抗新羅、建立泰封國（又稱大封國、後高句麗），不久大將王建（877─943年）推翻弓裔，改國號為高麗，經過對後百濟的戰爭與接受新羅敬順王（927─935年在未）的「讓國」，高麗王朝於公元936年一統朝鮮半島。

然而，面對高麗西面逐漸崛起的契丹族，儘管雙方曾有互贈禮物的友好舉動，但當公元926年契丹攻滅渤海國時，兩國領土接壤、高麗失去北方屏障，且契丹有逐步向東攻略的態勢，開始衝突不斷。高麗太祖王建鑒於「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背盟殄滅，此甚無道，不足遠結為鄰，遂絕交聘」，意即王建認為契丹曾與渤海結盟，後來又背信棄義將其滅國，不值得交往，遂與契丹絕交，故當契丹於942年送來50匹駱駝時，王建不僅將駱駝餓死，還把契丹使臣30人流放至海島，從此兩國交惡。

當宋朝建立後，高麗光宗（949─975年在位）便於宋太祖趙匡胤即位的第三年（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遣使入貢，不僅採用宋朝年號，更建立了宗藩關係，這也是高麗從中國五代時期以來一直延續的外交政策——事大主義。宋朝積極拉攏高麗以牽制遼朝，阻其長驅南下全力攻己；另方面，高麗為求自保，亦努力與宋朝交好，宋與高麗之間形成緊密的外交關係。但值得注意的是，高麗觀察到宋遼之間的戰爭互有勝負，自己既需要宋朝的綾絹、錦羅、白絹、禮服、瓷器、金銀器、酒、書籍、樂器等大量精美工藝品，促進本國的典章制度、文化藝術發展，又希望近鄰的遼朝不會輕易攻己，所以在兩強對決時並未徹底的「選邊站」或「一邊倒」。

高麗有時向宋朝修好、稱臣納貢，有時又迫於遼的軍事力量而被迫臣服，奉遼為正朔。台灣史學研究者張幸如認為，高麗反而是自在遊走於遼、北宋兩強之間，既顧全了遼在高麗的宗主權，使高麗的國防安全無虞，又可得宋朝方面文化與經貿上的利益。這種深具彈性的外交政策，使其不但未變成遼宋二國相爭下的犧牲者，反而成為遼、北宋、高麗三國中的最大贏家。

迨女真勢力在中國東北崛起、建立金朝，高麗看遼朝國勢日衰，隨即停止奉遼為正朔的外交舉動，並在遼亡金興的國際秩序變動時刻保持了觀望，為的還是秉持「事大主義」：首先要先辨別誰才是該事奉的大國。因此，當宋朝欲重新對高麗國王冊封時，高麗予以了婉拒，保持着「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遼朝徹底亡於金，金兵大舉南下攻宋時，高麗亦拒絕了北宋以經濟為誘因的乞援，意味着高麗把國家安全放在首位，文化和經貿需求的順位只能退後，並在宋、金之間做出了抉擇：奉金為上國，並上表稱臣、納貢。這不僅保證自己的國祚綿長、寸土不失，還在遼金戰爭時取得了保州（今朝鮮平安北道義州郡），百年間無重大戰事。

時過境遷，到了元朝末年，雖然蒙古鐵騎已無建國之初的威風赫赫，但退往北方草原的北元政權仍是不可小覷的一股勢力，所以即使在朱元璋（1328─1398年）建元稱帝后，高麗雖出兵元朝在咸鏡道的雙城總管府、殺死元朝派去的使者、停用元順帝「至正」年號，亦遣使明朝要求冊封、奉明正朔，但在恭愍王遇弒後，再次轉向親元，實行兩面外交，如辛禑王在位14年裏，高麗先後9次遣使至北元告喪、謝冊命、賀節日、賀郊祀、賀改元等，北元也曾10次遣使高麗，或冊封，或詔告改元、頒敕，以及企圖聯合高麗進攻明朝。

後金龍興　朝鮮卻以「再造之恩」一面倒向了明朝

在李成桂（1335─1408年）自立為王、建立朝鮮王朝後，即使「事大主義」依然被奉為國策，但《南風窗》東亞事務觀察員趙博淵認為，該國策執行到王朝中後期，未能審時度勢、教條化嚴重，最終演變成不容侵犯與修正的政治正確，凌駕於本國利益之上，最終導致屈辱地與後金簽訂城下之盟。由於明軍積極介入「壬辰倭亂」（萬曆朝鮮之役，1592年、1598年），終將日軍逐出朝鮮，使「藩邦」得以「再造」。朝鮮舉國上下在慕華、事大情感中更增加了強烈的感恩思想，對明朝的認同更進一步，稱「萬曆再造之恩，將百世不可忘也」，並仿朝鮮社稷壇建立「大報壇」，採用祭天的禮儀，但規制卻比社稷壇還要高，其隆重程度也遠高於宗廟祭祀，以祭祀、紀念明神宗的「再造之恩」。

因此，當明軍在薩爾滸之戰（1619年）大敗，朝鮮仁祖（1623─1649年在位）未能認識到後金已崛起成為新的大國，卻持續奉行反後金親明朝的政策，終止與後金的貿易，同時允許明將毛文龍（1576─1629年）以朝鮮鐵山城為根據地，不斷襲擾後金，致使1627年、1636年皇太極（1592─1643年）兩次發兵攻打朝鮮，並兵臨朝鮮京城漢陽府（今韓國首爾市），朝鮮仁祖只好出走至南漢山城避難，最後出城投降（丁丑下城），向皇太極行三跪九叩大禮谢罪，被迫同意長子、次子至清盛京（今遼寧省瀋陽市）作為人質、還需向清朝稱臣、朝貢，喪權辱國。

綜觀高麗、朝鮮兩個歷史上的王朝，藉由「事大主義」，在東亞國際局勢變動之際，以小國之姿遊走於各方之中、不輕易「選邊站」，保持外交彈性，不但保全自身且獲得好處。然而，像朝鮮仁祖時選擇「一邊倒」傾向日薄西山的明朝，後果將是滅頂之災。以史為鑑，甚麼才是理性且負責任的抉擇，已經不言可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