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與第五個現代化．四】疫情與輿情 當中共遭遇烏合之眾
突如其來的疫情，兩千多人的死亡，洶湧而來的新冠肺炎（俗稱武漢肺炎）疫情是一起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也是對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第五個現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對這場病毒肆虐的危機，人們不禁會問：過去的17年時間裏，中國應對突如其來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實的進步？還存在哪些亟待修補的短板甚至盲區？中國又該從還處於拉鋸戰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麼？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指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鑑於此 ，如何總結與反思這場肺炎疫情，就顯得尤為重要。《香港01》就此刊登系列文章，系統反思中國當前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本文為系列文章第四篇。
「請保持理性，不要再加入烏合之眾的狂歡！」這是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一個多月後，內地網絡上開始傳播的温和聲音，試圖平復人們的怒火，給官方的努力以更多時間。在此之前，面對日益攀升的感染數字，人們一方面封閉自己拒絕一切社會活動，另一方面則以慌亂和憤怒的複雜心情監視這場瘟疫和承諾為消滅這場瘟疫而努力的各方力量。
回顧這一個多月的輿情，不得不讓人深思。從公眾對武漢乃至湖北官員表達不滿，到揭露中國紅十字會等慈善機構的幕後操作，再到反思中國公共衛生體制，似乎正是烏合之眾的推動。爆料、披露、公開指正等方式衍生的話題高潮，使得2020年春節期間的中國社會輿情從未如此密集地訴諸互聯網。真相與謠言混合，讚美與抨擊並行，民眾每天都在不間斷的恐慌與時而憤怒時而感動中經歷着情緒的跌宕起伏。在這場尚未看到曙光的疫情面前，中國輿論場上演的到底是一場烏合之眾的狂歡，還是疫情監督的利劍？
對於從2019年12月迄今圍繞整個新冠肺炎（NCP）疫情輿論進行梳理與探討，試問，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在面臨如此重大公共危機時，政府、官員、民眾以及媒體究竟該如何參與、面對輿情，這次危機需要做出怎樣的反思。
雙面「烏合之眾」
圍繞整個武漢疫情發展的輿情，可以視為多種因素迭加之結果。首先，對於急劇擴散的疫情，儘管中國政府在努力「抗疫」，但是湖北省、武漢市官員初始表現得手足無措，進退失據，盡失民心。其次，互聯網信息的爆炸，無處可去在家留守的民眾急於想知道疫情最新情況的心態，在互聯網加持下，多重情緒迭加在一起。再次，持續近兩個月的疫情中，令人悲傷、憤怒的消息太多太多，尤其是疫情最早「吹哨人」之一的李文亮醫生的去世成為導火索，讓積攢多日的情緒火藥桶，最終在2月6日晚間轟然爆炸。在一些中國知識分子看來，這正是過去幾年政治意識形態掛帥，公共輿論全面收緊的結果。
民意從來都具有「兩面性」，作為部分民意集合的輿情，也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民眾很容易陷入某種集體情緒，尤其恐慌、憤怒等負面情緒。另一方面，民眾又很容易被引導，因此他們需要信心，需要去信任「英雄」。例如中國工程院院士、抗擊非典（SARS）領軍人物鍾南山，以及那些奮戰在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就贏得了中國民眾的巨大信任。
這種雙面性是烏合之眾的特點，輿論從來都不是絕對的真理和理性的集合，它所傳導的集體非理性焦慮和恐慌也無法避免。需要注意，這不是中國人所獨有，而是人類的共性。
疫情像一面鏡子，通過這面鏡子，可以看到中國部分地方官員的無能，看到某些機構慈善外衣下的利益勾兑，看到從目不識丁的民間百姓到被奉為權威的知識分子都暴露出的利己主義，甚至看到官方鏡頭之外不為人知的生死。世事紛亂之下，問題才更難遁形。只是輿情會很快隨着疫情的退去而轉入低潮，但反思才剛剛開始。
「一放就亂一亂就收」怎麼破
在眾多反思中，人們更關心，中共會如何自我批評、自我反思？
在2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就抗擊武漢疫情發表講話，在「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的部分，特別提到了「要加強網絡媒體管控，推動落實主體責任、主管責任、監管責任」。此前一度報道疫情時十分積極、激進的內媒開始「收斂」，部分報道被刪，有關疫情的網絡討論再度從嚴。
在互聯網時代，網絡媒體已經很難狹義地理解為原生於互聯網的新媒體與自媒體，傳統媒體、具有官媒屬性的市場化媒體同樣在互聯網端有着相當高的活躍度與影響力。特別是在此次疫情爆發後，一些大陸官媒「紙上的官方話語」和「網絡上的接地氣話語」明顯呈現出兩套話語系統並行不悖的現象。因此，網絡媒體在某種程度上也近似於中國整個媒體生態系統，這也就不難理解有觀察者會將「加強網絡媒體管控」視同為「輿論收緊」。
事實上，「加強管控」不應該成為中國宣傳系統管理者簡單粗暴地禁言刪帖的理由，關鍵在於找到輿論管理中「收」與「放」的平衡點，既能針對性治理網絡輿情中的亂象，又不損失媒體監督的透明度。如何正確理解「加強網絡媒體管控」，需要從此次武漢疫情爆發以來的輿情梳理中找出答案。
從2019年12月下旬關於「未知病毒」消息曝光，到2020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對疫情做出統一部署，可以視為第一階段。由於對病毒的專業認知尚處於初始階段，官方媒體大多按兵不動，即便是病情通報，也因循一些政治慣例，比如在每年例行的「兩會」期間輿論不能有負面消息，從而出現信息空窗期。
武漢8名醫務人員第一時間在社交媒體上猜測疫情「疑似SARS」，因被官方簡單粗暴地定為「造謠者」，從而讓新媒體與自媒體大多處於噤聲狀態。
1月20日是一個非常鮮明的分水嶺。從那一天到2月3日中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可視作第二階段。隨着專家鍾南山透露「可以確定病毒人傳人」、中共對疫情防控做出統一部署，「攀升的病例數、神秘的病毒源、被擠爆的醫院」瞬間引爆輿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與中國最高法通過社交媒體賬號發佈對於8名「造謠者」的「平反公告」的時間相隔不遠，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大陸官方媒體也加入反思大潮，批評武漢市和衛生部門疫情預判不夠，過度壓制輿論，並將第一階段「安撫」為主的調門轉變為「加油鼓勁」、「正能量」。
應該說，第二階段媒體在網絡端的強烈「反彈」恰恰是因為第一階段被過度壓抑，甚至帶有對過去幾年輿論環境不盡如人意的「補償心理」，極大加速了媒體介入公共危機事件的速度與力度。
值得一提的是，「犯錯誤」的並非只有典型意義上的網絡媒體，像「新華視點」這樣的國家級官媒也因一篇《上海藥物所、武漢病毒所聯合發現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的稿件，在社交媒體上開啟了另一種「病毒式傳播」，導致了一場「全民搶藥」的鬧劇。
對於「謠言」的反思
此次武漢疫情是對當代中國全方位的拷問，包括官員治理能力、經濟抗壓性、公民素質，以及現代傳播環境下，對於輿情，尤其是輿情中對謠言的態度。2012年後，中國曾經掀起一次長時間、廣範圍的打擊謠言運動，如果網民發佈一些未經審核的信息，在「造謠一張嘴，闢謠跑斷腿」政治正確的思維主導下，那些散播某些被視為謠言信息的網民，極有可能被當作造謠者而被約談。
今天這種思維可能要進行一些調整，中國人對於謠言，也需要重新建立一些認知。謠言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幾乎伴隨着人類歷史全部歷程，沒有一個社會能徹底禁絕謠言。雖然很多人痛恨謠言，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個沒有任何謠言的社會才是不正常的。這是因為，在某個事件發生之後，人們自然而然的心理便是儘快傳播更多的信息。
法國學者卡普費雷（Jean-Noel Kapferer)）在《謠言》一書中就指出，「謠言總是從公眾對事件自發地提出問題而未曾找到答案中產生的。」卡普費雷概括提煉出一個簡單的公式：謠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含糊不清。其實他還遺漏了一個維度，那就是時間。因為謠言如果無法澄清，就會隨着時間不斷髮酵。換句話說，如果一件事人們非常關心，但又無法迅速獲知明確的答案，那就必定會產生謠言。由於新的事件總是不斷湧現，不可能每件事都能在第一時間給大眾提供充分的信息，因而謠言的產生可以說是必然的。
在中文中「謠言」一詞常附有一層道德貶義色彩，造謠被看作別有居心，而信謠傳謠被視為愚蠢可笑。事實上，謠言其實是中立的，它未必是不道德的，信謠傳謠的人，也不見得就是愚昧無知的。如同早期傳播武漢發生疑似SARS病例的8人一樣，他們多數是直接參與早期患者診斷的醫生，在對一種新型病毒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要求這些普通人準確地傳達所有信息是不可能的。就如同事件早期，中國疾控專家們認為病毒沒有明顯「人傳人」，難道今天就說他們是在造謠嗎？
不可否認，此次武漢肺炎疫情整個輿情中，的確有很多居心叵測的謠言，但並不意味着中國政府要對這些造謠者動用國家機器進行打壓。今天在討論謠言的危害時，通常是指謠言在互聯網傳播環境中可以傳播得更快更廣。
所以謠言的破壞性，往往是因為沒有及時闢謠或澄清事實，讓錯誤的信息傳播得更快更廣。甚至有時是因為一些政府官員「懶政」，即懶於去闢謠，懶於糾正錯誤信息，讓真實的信息更加透明。這次武漢疫情給了我們更深的思考，誠然，謠言可以引發恐慌，但是想讓一個社會沒有謠言，僅僅依靠訓誡是不夠的。根治謠言的根本是政府面對謠言時，要做到更及時、更透明，這就要求官員更加「勤政」。然而現實是，這個要求對於很多中國官員而言是很難達到的，於他們而言，用「一刀切」訓誡的方式更加容易。
一場疫情，既是對中共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驗，也是對中國公民素質和社會參與能力的一次磨練。一個現代化的有為政府，只要在民眾中有信任，有「民心」，當烏合之眾的恐慌、焦慮撲面而來時，政府也很容易去化解、引導，這樣不至於使執政者踏入「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正如習近平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的一個重要論斷：此次疫情是對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這場考試，中共還沒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