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與第五個現代化．一】中國戰「疫」 一場危機與大考

突如其來的疫情，兩千多人的死亡，洶湧而來的新冠肺炎（俗稱武漢肺炎）疫情是一起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也是對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第五個現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對這場病毒肆虐的危機，人們不禁會問：過去的17年時間裏，中國應對突如其來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實的進步？還存在哪些亟待修補的短板甚至盲區？中國又該從還處於拉鋸戰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麼？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指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鑑於此 ，如何總結與反思這場肺炎疫情，就顯得尤為重要。《香港01》就此刊登系列文章，系統反思中國當前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本文為系列文章第一篇。

如果從2019年12月8日發現第一例病患算起，這場以湖北武漢為中心蔓延開來的新冠肺炎（NCP）已經兩月有餘。疫情中的各項指針數據發生了顯著變化，中央到地方積極防控做到「整體可控」，民間層面也由初始階段的「社會恐慌」逐漸平靜下來。當然，對於疫情的防控，仍須持審慎態度，不可掉以輕心，這場戰「疫」還沒有結束。

「拐點」是否已到，是人們現下最為關心的。從數據看，連日來武漢以及湖北新增確診迅速收窄，非湖北的全國新增確診數連續下降，多地新增確診比例個位數甚至部分省已經出現了零增長，累計治癒人數持續大幅超過累計死亡人數，全國治癒人數加速上升，連續多日新增治癒出院人數超過新增確診病例……這些都表明，整個疫情朝着向好的方向發展。

要對整體疫情態勢有科學的認知。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在疫情擴散中早就出現了三個交叉點，是非常重要的信號。第一，從2月5日起疑似病例與確診病例出現了交叉。第二，2月1日起全國累計康復病例已經超過累計死亡病例，並且，剪刀差越來越大。即使將湖北情況單獨計算，自2月5日起治癒病例也開始超過死亡病例，並且持續擴大。第三，2月8日，新增解除醫學觀察者人數首次超過新增接受醫學觀察者，而且是一上一下形成的黃金十字交叉。

原本，人們對「拐點」的認知就存在分歧。比如說數學的拐點，是增量的頂，而常識的拐點，是存量本身的頂，也就是增量歸零的點。前者更有預見性，但常識更直觀易感。以此比照，實際上意味着增量的頂大概率已經過了。而存量方面要看三個指標：尚處於醫學觀察病例、待排查疑似病例數和入院治療病例。這些全部大幅降低，應可以說，最壞的階段已經過去。至於官方目前對「拐點」不鬆口，這是一種謹慎的科學態度。

如同以往病毒對歐洲、對非洲、對美國的侵襲一樣，這一次，發生在了中國，並以中部城市武漢為中心擴散開來。面對這場病毒肆虐的危機，身處旋渦中的中國民眾的記憶被拉回到17年前的那場非典（SARS）之戰。因為幾乎相同的病毒，幾乎相同的疫情，幾乎相同的時間，幾乎相同的大城市，幾乎相同的搶購與恐慌。

被迫在家隔離的人們似乎也有足夠理由發出連串質問、表達憤怒，因為疫情發生的前期，確實有太多令人困惑的地方，有關部門遲滯的應對也讓民意如決堤的潮水一樣湧來。問題在不斷暴露，但改變也在同步發生着，以1月20日作為分水嶺，當抗疫主導權從地方升級中央，不管是信息公開透明還是舉國之力應對，疫情防控的變化尤為明顯。習近平說，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是對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第五個現代化）的一次大考。

現在這場「大考」還在進行中，當憤怒的潮水退去，各方迫切地需要冷靜思考今次新冠肺炎對於中國的意義，對於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如何走向現代化的意義。因為自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第五個現代化」至今，還從來沒有一次事件如此全面地檢驗中國的治理體系，也從來沒有一次事件如此係統地考驗官員的治理能力。疫情最終會過去，但對於諸多「問題」的反思，對於體系與能力的思考，才剛剛開始。

公共衛生防疫體系之殤

面對這場肺炎疫情，體系層面首先需要反思——公共衛生防疫體系。這就如同防洪大堤，必須按500年一遇的洪水標準來建，否則一旦真有了大洪水，就是數以千萬計民眾的生死問題。

因為17年前的沙士曾暴露出防疫體系嚴峻的短板，中國在公共衛生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制定了一套包括事故發生時的應對流程、組織專業人手、資源與裝備的後勤補給、相應的行政措施、領導決策、司法支持等在內的防疫機制，以防類似疫情再次發生。這一次武漢肺炎疫情發生後，在短短一個月左右就確定了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並證實是一種全新的冠狀病毒，的確是很大的進步，也獲得了世界衛生組織（WHO）乃至醫學領域的廣泛讚譽；非典之後，中國開始籌建生物安全領域的頂級實驗室P4實驗室，並最終於2015年1月宣布建成；同樣也是在非典之後，中國傳染病監控系統也於2004年得以重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簡稱中疾控，CDC）建立了一套網絡直報系統，「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橫向覆蓋全國，縱向「到鄉鎮衛生院的計算器裏都可以看到這個網絡系統」。

然而，當武漢肺炎疫情襲來，原本設計好的一切在嚴重遲滯的執行力面前似乎都失靈了。就比如說網絡直報系統，雖然保證了全國疾控中心人員的信息共享，但居然始終未能解決監控信息及時發佈的問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傳染病爆發、流行時，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負責向社會公布傳染病疫情信息。言外之意，隸屬於衛健委的疾控中心只負責監控，本身並沒有發佈信息的實權，更沒有如何應對的決策權。

有評論認為，十幾年前制定的《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宏觀指導有餘，細節規範不足，加上預案的實操性和時效性沒有迭代升級，特別是沒有充分考慮到交通網絡輻射性、季節/節慶高發易感性、地域人群流動特殊性、區域公共資源平衡性、社會動員力量主體性等諸多需要應對的複雜因素和時代變量，才導致本次疫情來襲時，雖有預案，雖有演練，效果卻不盡如人意。

中疾控流行病首席科學家曾光在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坦言，中國疾控系統只有「幹活的權力」，可以收集和分析數據，但不是決策機構，在衛健委系統中的地位也絕對是弱的，疾控情況只有政府授權你去談，才能談。疾控中心主要做的還是一個技術性的工作，對防疫工作只有建議權，沒有決策權。

中疾控前副主任楊功煥也透露，中國東北在二十世紀一十年代爆發鼠疫，由北京協和醫院創辦者、中國檢疫防疫事業創始人伍連德全權負責處置，他不只是個技術人員，他有行政權。現在中國這個做法確實是很難，指揮的衛生系統官員可能不太懂，疾控系統人員又沒有行政權，所以這中間涉及體制改革非常關鍵的問題。專家可以發表看法，但不能替代政府發佈。鑑於今次的教訓，楊功煥建議將防疫應急職能納入疾控行政部門，讓專業人員增加話語權，以改變目前外行指揮內行的局面。

不管是已有應急系統失靈，還是「外行領導內行」，以新冠肺炎作為血淋淋的教訓，暴露出了中國公共衛生體系存在着明顯「硬傷」。要知道，武漢防疫應對不力的問題不是湖北獨有，公共衛生與傳染病防治領域是中國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落後領域，甚至是盲點。從SARS到新冠肺炎，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短板始終沒有很好補上，整個公共衛生系統在人員、技術、設備各方面都遠遠落後，這才是導致缺乏防控大疫能力的根本性原因。必須要問的是，當又一次危機再來時，公共衛生防疫系統究竟有沒有一套獨立的治理體系。

「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這次疫情暴露出我們在城市公共環境治理方面還存在短板死角，要進行徹底排查整治，補齊公共衛生短板。」這是習近平在疫情發生後一再強調的，也應該成為疫情過後公共衛生防疫體系的總基調。立足當下，突如其來的疫情確實給中國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損失，但從長遠看，如果能痛定思痛，以此次疫情為教訓，大力加強公共衛生、傳染病防治領域供給側的全面改革，解決這一領域的方向性問題、系統性問題以及基礎性問題，也不失為一次系統改革的契機。

如果說治理體系層面的考驗相對集中地聚焦於公共衛生防疫體系上，那麼治理能力層面的檢驗，幅度則更大。從地方政府「維穩壓倒一切」的慣性思維，到積重難返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從基層「硬核防疫」走向極端化的簡單粗暴，到湖北紅十字會在物資調配時的混亂與種種黑洞，再到媒體角色從缺位到一擁而上的亢奮，諸多「亂象」背後，無一不是治理能力出了問題。

1月20日晚，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在與中央電視台《新聞1+1》的直播聯機中，首次證實了新型冠狀病毒存在人傳人現象，並稱已經有14名醫務人員在護理患者的過程中被感染。這樣的「證實」，與武漢市衛健委此前一直對外公布的「目前肺炎疫情尚未發現明確人傳人」說辭形成激烈對撞，也成了後續民怨沸騰的起點。

而隨着越來越多論文的公開發表，人們的憤怒也隨之水漲船高。因為包括中疾控主任高福、副主任馮子健在內的一眾醫學專家，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刺針》等國際權威醫學期刊聯合發表的研究論文明確指出，湖北武漢肺炎或早於2019年12月已出現人傳人情況。很多人心頭的疑惑是：既然相關部門都知曉情況的嚴重性，為何不盡可能早地對外公布疫情的真實情況？既然相關機構的人員都參與了論文撰寫卻讓實情引而不發，究竟是一己私利作祟還是出於維穩的考慮？

人們至今無法得知究竟是哪裏出了問題，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場與時間的賽跑從一開始就落後了。因為在鍾南山確認人傳人之前，肺炎病毒已經以武漢為中心，藉由飛機、高鐵、火車、汽車、遊輪等交通網傳導開來，在中國各個角落潛滋暗長了50天。加之恰逢年關，民眾根本沒有意識到，一場改變無數家庭和個人命運的瘟疫已經到來。

這期間，也有人試圖發出預警，卻被地方政府基於維穩的考慮扣上了「造謠者」的帽子。2019年12月30日，包括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在內的8名醫生在微信同學群中，提醒大家「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近期儘量不要前往。2020年元旦，武漢警方微博「平安武漢」發佈消息，稱「8名散佈謠言者被依法查處」。官微稱，武漢市部分醫療機構發現接診了多例肺炎病例，市衛健委就此發佈了情況通報，但一些網民在未經核實的情況下，在網絡上發佈、轉發不實信息，造成不良社會後果。公安機關已傳喚了8名違法人員，並依法進行了處理。

隨着疫情的急速擴大，「平安武漢」刪除了該條微博，民間為8名「造謠者」正名和平反的呼聲則不斷湧現，李文亮也被人們稱為難得的敢說真話的「吹哨人」，鍾南山稍後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也含淚稱其為「英雄」。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率先為8名「造謠者」平反。文章稱，「如果機械地理解適用法律的確可以認定，鑑於新冠肺炎不是SARS，說武漢出現了SARS，屬於編造不實信息，且該信息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混亂，符合法律規定的編造並傳播虛假信息的行為，給予其行政處罰甚至刑事處罰，有其正當性。但是，事實證明儘管新冠肺炎並不是SARS，但信息發佈者發佈的內容並非完全捏造。如果社會公眾當時聽信了這個『謠言』，並基於對SARS的恐慌而採取了佩戴口罩、嚴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動物市場等措施，這對我們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冠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人們積壓的憤怒終於在2月7日爆發。因為就在7日凌晨，「造謠者」李文亮因染上了新冠肺炎，經搶救無效去世。一時間輿情洶湧而至，悲傷夾雜着憤怒、控訴，倒逼公權力放低姿態傾聽民心、民意。終於，中國國家監察委做出決定，派調查組赴武漢「就群眾反映的涉及李文亮醫生的有關問題作全面調查」。

雖然調查已經展開，但仍然有必要從源頭檢視，地方政府尤其是公安系統深入骨髓的「維穩」意識在重大疫情面前還要壓倒了一切。那些封建主義的殘餘影響仍然在困擾一些官員，而原教旨社會主義對專政的濫用和對秩序的片面追求，又隨着政治向傳統回歸不當強化了某些官僚的專制情愫。一出事，想到的不是問題本身，而是最大限度剔除雜音。面對不明原因肺炎，最先應該做的，不是訓誡「造謠者」，而是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搞清楚病毒來源及傳播途徑，並在第一時間發出必要的社會預警。不妨聽聽民間的呼籲：能不能給有真才實學的專家和技術人員，在合適的場合渠道公布他們的發現的機會，而不要因為他們的判斷是負面的而一棒子打死？在爆出負面消息的時候，能不能安排一定的專家進行甄別，而不要一味封殺負面消息，打擊提出問題的人？

2月3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特別提到「科學防治」的重要性，因為疫情防控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科學地防、科學地控、科學地治、科學地管。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必須相信科學、依靠科學，運用科學力量戰勝疫病。以此次肺炎作為教訓，地方治理過程中「維穩壓倒一切」甚至壓倒了科學的做法，必須徹底反思。基於此，監察委派駐武漢的調查組也不能只調查「造謠」事件本身，而是需要對整個事件前前後後每個環節進行細緻的調查，找出問題的癥結，不留死角地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積重難返

從前期預警嚴重遲滯到後續疫情防控的混亂，湖北省與武漢市地方政府各個環節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不僅成了民怨沸騰的另一催化劑，而且也讓地方官員治理能力的不足與短板暴露無遺。

1月26日晚，湖北省政府召開疫情防控的首場新聞發佈會，在武漢封城、全國恐慌蔓延的關頭，這原本應該是一場穩定人心，給民眾以信心的發佈會，結果卻因錯漏百出適得其反，被網友戲稱為「大型車禍現場」、「教科書級的發佈會」。不僅在戴口罩的問題上鬧出笑話，坐在左側的湖北省政府秘書長別必雄露着鼻孔、中間的湖北省長王曉東干脆未戴口罩、右側的武漢市長周先旺上下前後口罩戴反，而且在回答防護服和醫用口罩生產數量提問時，省長王曉東出現兩次口誤，第一次是數量錯了，第二次是單位錯了；在回答武漢醫用物資是否充足的問題時，省長和市長的口徑更是南轅北轍，省長說「醫用防護服、口罩等防護物資仍然特別緊張」，市長周先旺則說「防護服緊缺問題已得到全面緩解」。

此後，類似的荒腔走板、手足無措不斷發生。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面對面專訪，一方面坦言「既有（信息）披露不及時的一面，也有我們利用很多有效信息來完善我們的工作不到位的一面」，另一方面卻推脱責任稱，「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這個信息以後，授權以後，我才能披露，所以這一點在當時很多不理解。」

1月30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召開新聞發佈會，時任省委書記、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指揮長蔣超良回答記者提問，當央視記者問到協和醫院醫療物資緊缺的問題時，蔣超良卻自顧自念着提前預備好的稿子，答非所問，讓一眾在場記者大跌眼鏡。

除了湖北及武漢主政者面對鏡頭時的糟糕表現外，當地政府在整個疫情應對和處置過程中，尤其是武漢封城之後各項應急處置措施的出台落實和後勤保障，可以說疏漏頻頻，以至於處處被動。

在最為緊要的醫療物資方面，甚至出現了頗似「魔幻現實主義」的場景：一面是一線醫務人員的緊急求援無果，被逼無奈要麼在前線沒有防護地「裸奔」，要麼用塑料袋臨時「自制」防護服和口罩，一面卻是湖北和武漢官方口口聲聲的「物資充足」以及對於海外救援物資一刀切地拒絕。而當湖北紅十字會的黑洞一層層被撕開，人們好像終於找到了急需救援物資為何難以抵達一線的「罪魁禍首」，加之紅十字會這個機構過往的不良記錄被各方自媒體充分調動起來，「新仇」加「舊恨」，憤怒隨即達到頂點。這種混亂情況，直到中央強力介入後，總體情勢才得以改觀。

需要承認，面對這樣突如其來且帶有很大不確定性的重大疫情，放在任何國家或中國的任何一座城市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讓民眾滿意。尤其是武漢採取「封城」措施，無疑是一個艱難的決定，放在其他國家可能無法做到，各層級官員必然承受着巨大的壓力，武漢市民的犧牲和付出更是不必多言。用周先旺市長的說法，「一個超千萬人口的城市，採取封城，他們有的說在人類史上沒有，在人類的城市發展史上沒有。」

可艱難歸艱難，人們還是有着樸素的期待，那就是如果在疫情發生後，少點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用公開透明的信息來化解民眾恐慌及遏制干擾防疫抗疫的各類謠言，付出的代價可能不至於像今天這樣慘烈。

「那些文件能救人嗎？」2月7日，武漢一家醫院一天內有三撥人員到場「念文件」傳達有關防疫抗疫工作的精神，以致負責急救的醫院主任率領一線醫生離場並如是發問。此外，重複繁瑣的填表任務、空洞鼓勁的動員會、停不下來的「迎檢大戰」、作秀留痕曬表揚等，這些重在刷存在感的行為，消耗了基層幹部大量時間、精力，耽誤了迫在眉睫、爭分奪秒的抗疫工作，引發群眾不滿。人命關天，文件救不了人，動員會也救不了人，湖北一眾官員反覆說的「內疚、愧疚、自責」，在民眾的巨大犧牲面前同樣顯得蒼白無力。

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專題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出對失職瀆職的，要依紀依法懲處。2月6日上午，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出現在武漢市疫情全面排查動員部署會上表示，杜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戰時狀態決不能當逃兵，否則就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同一天，湖北省紀委機關、省委組織部發出通知，要求大力整治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重點整治的問題包括「說假話、報假情」、「熱衷於刷標語、喊口號、做表態」、「向上級和公眾報喜不報憂」、「消極應對、漠視人命」等。

17年前沙士肆虐時，臨危受命的王岐山曾說「軍中無戲言」。說得好！所謂「一將無能、拖累三軍」，前線指揮的一句口誤、一次疏漏，不僅會挫傷一線工作人員共同抗疫的信念，對於民眾的信心更會造成成千上萬倍的損耗，政府公信力的折損更是不可估量。習近平在講話中也提到，「越是兵臨城下，指揮越不能亂，調度越要統一。要讓基層幹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線，而不是以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方式來給基層增加負擔、消耗基層幹部的抗疫精力。」

2月13日，湖北及武漢多名主政官員被更換調整：上海市長應勇任湖北省委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任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市委書記。此前，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黨組書記張晉被免，由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新任湖北省委常委王賀勝兼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任疫情防控中央指導組副組長。可喜的是，隨着湖北官場地震告一段落，危重疫情區的防控工作也逐步從雜亂走向有序。

「硬核」基層治理背後的軟肋

雖然肺炎疫情在去年12月就已經出現，鍾南山在1月20日首次公開證實「存在人傳人」，可一直到1月26日，也就是農曆正月初二，疫情的嚴重性和防疫的緊迫性，才從一線城市傳導至廣大縣城和農村，而且傳導幾乎是一夜之間發生。

因為此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習近平再次就新冠肺炎疫情發表講話，其中特別談到了農村防疫的重要性。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決定成立由李克強牽頭的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隨着「中央精神」傳導至每個村落，一場聲勢浩大的「硬核」防疫旋即開場。各個村落拉起了「話糙理不糙」的橫幅，警告村民嚴防死守抗擊肺炎；很多村落響應號召進行交通管制，非本地村民禁止入內；也有一些地方利用已經過時的大喇叭廣而告之，將人們的記憶拉回到了上世紀；而利用高科技比如無人機的定向喊話，則成了與大喇叭遙相呼應的存在。總歸一句話，基層的這些「硬核」手段，很鄉土、很中國，在短期內的確也很管用。

但管用之外，這樣的「硬核」防疫也很快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比如橫幅和標語除了善意的提醒，亦不乏恫嚇、威脅甚至是詛咒，如「今天沾一口野味，明天地府相會」、「帶病回鄉、不孝兒郎，傳染爹孃，喪盡天良」，「今年上門、明年上墳」等。為阻斷病毒傳播，不少地方的交通管制層層加碼，淪為簡單粗暴的封路、堵路，癱瘓公共交通，有的地方用大貨車、挖掘機等大型車輛堵路，有的地方故意把道路挖斷或運來渣土堵路，有的地方砌牆或搬來大石頭作為路障，有的地方甚至安排專人手持紅纓槍坐在路中央勸返外來車輛和行人，嚴重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更有甚者，一些基層人員以防疫之名為所欲為，將防疫運動化、極端化，比如湖北孝感一家三口在家打麻將被粗暴打砸，江西豐城一名教師因為在空曠無人的小區跑步沒戴口罩結果被強制隔離14天，還捱了單位處分，還有視頻拍到西安一小區的防疫人員以疫情期間不能遛狗為理由，將業主帶下樓的寵物狗「杖斃」。凡此種種突破道德底線的做法，讓人不由聯想到文革時期的「紅衛兵」。

在重大疫情面前，農村作為最廣大也是最薄弱的防疫環節，非常時期運用非常手段可以理解，但這樣的簡單粗暴切實暴露出當前中國基層治理的「軟肋」，一些基層管理者的治理能力也顯露無遺。可能在一些基層管理者看來，這樣的「大動作」一方面能給上面交代，一方面也算是對下負責，殊不知這樣的做法已然偏離了治理的現代化軌道，走向了極端。

尤其當這樣的基層治理軟肋暴露在湖北這一核心「戰場」，招致的不良後果更不容低估。比如武漢之外的市縣，均不同程度出現救治不力、物資調配混亂情況，這可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怎麼經禁得起耽擱？一個極端的例子便是湖北黃岡「一問三不知」而被火線免職的衛健委主任唐志紅，在危機關頭，連最基本的床位數和病患數都搞不清楚，如何能讓當地民眾放心、安心，這樣的「庸者」、「劣者」又是如何被提拔上來的？

政治學博士、中共中央黨校副教授強舸就此評論道，唐志紅的提拔反映出一些地方幹部工作中存在另一個導向有問題的非正式慣例，即「某某副處都幹了十幾年了，也該給解決正處了」，於是就找了衛健委主任這個崗位給她解決。而且「衛健委常被視為不太重要的部門，可以用來安排幹部。安排的幹部即使能力不足，平常也不會出什麼問題，但在重大突發事件面前，將帥無能，就很容易拖累三軍了」。

以肺炎疫情作為一面鏡子，既照出了中國強大的動員力，一聲令下後可以深入到每個鄉鎮和村落，同時也照出了基層官員治理能力存在的問題。而這，也是「第五個現代化」的真正難點所在。因為中國廣大農村說到底還是人情社會，法治意識淡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基層官員治理的難度。

湖北紅十字會的黑洞

每次災難的關頭，紅十字會這一中國政府領導下的從事人道主義工作的社會救助團體，都會不出意外地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成為眾人口誅筆伐的對象，這次武漢肺炎期間更是演變為一場全民「扒皮運動」。

人們有充分理由表達憤怒和不滿，因為作為官方指定的唯一物資捐贈「統一歸口」，湖北紅十字會不管是接收環節，還是分發環節都存在巨大漏洞，而且面對質疑時的傲慢、官僚做派，更是助燃了人們的怒火。憤怒過後，人們也在追問：從汶川地震到郭美美風波，每次都說要「徹底整改」，為什麼至今還是「扶不起的阿斗」？當武漢肺炎疫情這股潮水過去，「底褲」已被沖走只能裸泳的湖北紅十字會，真的能重整旗鼓嗎？

一次的失誤可能是偶發，或是個別人的問題，可是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反倒積重難返，可能就是系統性和結構性的問題。面對爭議，有武漢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在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坦言，「紅十字會的職能是接受社會的捐贈，但是沒有權力去決定物資的發放和分配。在物資發放這塊，不會說我們想給誰就給誰，所有的分配由衛健委和防控指揮部來決定。確實我們和衛健委、疾控中心、醫院之間存在協調的問題，這個銜接協調不通暢，每到一個環節都有很多關卡，在災情發生面前，這是不正常的。」

同樣「不正常的」，還有在重大疫情面前紅十字會的一家獨大，大到不能倒。1月27日，時任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稱：「我們強調所有捐贈物資一定要通過紅十字會」，「統一歸口，避免在現在疫情防治的過程中由於混亂，被某些人或者有一些人來鑽空子。」而在一番「扒皮」後，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應急保障組又發佈消息呼籲，儘量通過紅十字會統籌實現捐贈，以免繞開紅十字會定向捐贈後，增加醫院查驗負擔，帶來安全風險，對繞開紅十字會直接向有關單位捐贈的防護用品，凡涉嫌違法違規的行為將依法處理。

其實在紅十字會之外，數量龐大的社會組織也是一股被低估甚至忽略的力量，比如在這次疫情中，韓紅基金會、飯圈女孩救援團等都表現不俗。在物資調配運輸方面，官方「統一歸口」的初衷是便於管理和保證效率，如果考慮到紅十字會的人力和能力，就應該充分靈活發揮社會各界的作用，將物資運輸等工作委託給專業物流公司或組織，也不至於出現大量物資囤積在倉庫而一線醫務人員赤膊上陣的情況。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賈西津在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評論道，「不論是慈善法還是一級響應相關預案規定，政府限制慈善組織主體，是沒有權力依據的。同時，限制接收主體還會帶來很多副作用，比如導致更少的人行動、出現物資堆積、降低運行效率，很可能無法保證達到預期效果。」此外，從效果上講，政府物資調配與社會力量參與的作用完全不同。政府作用是集中、聚焦，解決重點問題，而社會組織多元，有發散的信息渠道，可以關注政府指揮部關注不到的角落。兩者不能相互替代，不是資源總量的問題，而是機制特點功用不同。

湖北紅十字會被圍攻之後，很多人開始追問中國社會組織在過去幾年的式微，隱含的邏輯是：如果沒有當局對非政府組織（NGO）的打壓，今天在危機關頭也不至於只能靠一家劣迹斑斑的紅十字會這樣的「豬隊友」。這樣的歸因心理和「恨鐵不成鋼」可以理解，但這不是一個「摁下葫蘆浮起瓢」的問題，也不能因為紅十字會今天的無能就全然否認NGO自身的問題。換言之，紅十字會作為政府組織有自身治理能力的問題，而NGO組織亦有更多複雜問題的存在，一股腦將此前中共對於非政府組織的管理視為「打壓」，也是以偏概全。

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民間組織雖然在此次疫情中貢獻了不少物力，但真正能用於一線救援的合格物資少之又少，最終反而成了某種負擔，好心辦了壞事。再將時間線拉長，2008年汶川地震加速了公益機構、各種援助項目的井噴式增長，但「量變」卻並未帶來真正意義上的「質變」，災後一年，無組織的志願行動基本結束，以組織形式堅持下來的公益行為也大面積退潮。反倒是政府的救助與災後重建高效並高速，創造了世界救災史及災後重建歷史的奇蹟。

我們反思今次的肺炎疫情，尤其是中國社會治理存在的問題與缺失，不是要打倒紅十字會代表的政府組織，也不是藉此機會給非政府組織「鳴冤」與「正名」，而是應該以此為契機，認真思考「國家—社會」的權力關係，才是走向現代化的起點。而紅十字會的黑洞與非政府組織的潛力，則更為直接且有力地發出了警醒：中國社會治理距離真正的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輿論管控 關鍵在怎麼管怎麼控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當李文亮去世的消息傳來時，他生前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說的這句話，成了最能引發公眾共鳴的表達。

李文亮去世後，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方方在一篇文章中借「醫生朋友」之口反覆追問：大家也知道「人可傳人」，卻沒有人大聲說出來，因為不準說，不準說就不說嗎？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實，所有人都不說出，難道不也是問題？醫院的領導為什麼不準說？他們不準說，難道我們就不說？

在民間輿論場，有着更直接且充滿悲情的表達：我們都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不得不說，在1月20日之前，湖北本地媒體乃至國家級媒體是真的「死亡」了，因為無一例外都在沿着官方統一口徑報道，比如8名造謠者被依法處理，武漢官方的「可防可控」、「不存在人傳人」。明明疫情已經發酵，媒體還在報道有關部門的「團拜會」，還有四萬餘個家庭參與的那場熱鬧喧騰的「萬家宴」……

但以1月20日作為轉折點，媒體彷彿一夜之間「復活」，不管是國家級媒體還是地方媒體，也不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再加上數量龐大的自媒體，以及自帶麥克風的普羅大眾。面對這場重大肺炎疫情，各方或多或少帶着恐慌、憤怒和不滿情緒，被充分動員起來，輿論場一時間沸反盈天，也是隨着這一波「開閘」，各類「懷疑論」、「陰謀論」什麼都來了。

在輿論場從來都有兩個平行空間，民眾會歸罪於嚴格的管控，因為言論管控才讓他們接收到的信息是「一個聲音說話」、「報喜不報憂」、「粉飾太平」，然而這個「聲音」又往往弱不禁風，在被「揭露」之後顯得很無力；而作為主政一方，心心念念擔心「一放就亂」，然而全媒體時代，人人都手握着麥克風，當「一個聲音說話」的「美好」被戳穿，各種消息便會被輕易當作「真理」到處擴散、傳播，而很多人又在不清楚事實的情況下成為謠言的放大器，到最後越擔心什麼就越來什麼。

輿論管控不是問題，問題是如何適度地「放」，如何有效地「收」，這裏面就存在一個「度」的問題，這也恰恰考驗着宣傳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真實水平。坦白說，這個「度」並不好掌握，何況背後還有數量龐大官員的「心魔」作祟。原本，政府信息公開是建立透明政府、陽光政府的實踐之一。重大疫情關頭，第一時間發佈權威信息並廣而告之，不僅是避免公眾恐慌的有力舉措，更是建立和考驗政府公信力和透明度的關鍵節點。可是在一貫「心魔」的作祟下，輿論陣地一開始就丟了，而且丟得很徹底。尤其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有人還試圖用「刪帖」、「封號」等老一套來緊急公關，將民眾看作是「不明真相的群眾」，把民眾自然而然的恐慌看作是一種干擾抗疫的阻力，更是愚蠢透頂。至於湖北官方媒體在危難關頭呼籲替武漢市長「暖暖心」，則是另一種低級紅。危難關頭需要的只是一種最單純的責任感，不需要任何扭捏的浪漫主義姿態。

如果說疫情是一場跟時間賽跑的硬仗，防控是第一戰場，輿論就是第二戰場。在特殊時期，多數人是非理性的，隨着各路信息披露越來越多，那些不對稱的信息就容易引發情緒誤導，這種情緒誤判會直接導致全民心理極度緊張和焦慮，甚至引發恐慌，進而會進一步影響防控疫情的工作推進速度。

從這個層面看，習近平在2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到要「加強網絡媒體的管控」，是有其必要性的。只是這裏的「加強管控」，絕不該被簡單粗暴地理解為一刀切，一關了之，一禁了之，否則還是跳不出「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死循環。

疫情加速中國之變

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今次的肺炎疫情也是如此。一方面，這場公共衛生危機確實暴露了中國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諸多問題，以上提到的幾個方面之外還有很多細微之處，但另一方面，當各種中阻梗破除之後，當各方權責捋順之後，中國製度的優勢和麪對疫情時顯現的強大動員力，比如參照「小湯山模式」火速建立的雷神山、火神山醫院，以及後續追加的方艙醫院等，還有全國一盤棋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也讓人們有了終將戰勝疫情的信心與決心。

更欣慰的是，在重大危機過程中，決策者能很快找準節奏，全國一盤棋。一個重要的時間點是2月12日，這不僅是防控中各項指針數據出現積極變化的節點，而且這一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明確提出「緊要關頭，實事求是尤為重要」、（要）「分區分級精準防控」，而後的2月17日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進一步就此出台了指導意見——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兩條戰線均不容有失，低風險地區防控過度則貽誤戰機，高風險地區防控失位則前功盡棄。

這其實就是治理能力的要求和挑戰。特殊時期，施策難言精準。嚴格防控帽子一戴，復工復產緩上一緩，外地來人拒之門外，一些過度防控行為看起來是落實任務，實際上是怕負責任，看似有擔當，實則亂作為，本質上就是官僚主義。中央直接鍋蓋揭開，直插要害，是對治理能力的糾偏。也算是在哪裏跌倒，就從哪裏開始爬起來。

疫情發生以來，世衛組織對於中國的嚴格防控舉措始終給予了肯定與讚賞。該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在許多方面，中國實際上正在為疫情應對制定新的標準。」而該組織突發衛生事件規劃執行主任邁克爾•瑞安博士（Dr Michael J. Ryan）則稱，世衛組織在中國實地工作團隊的主要優先任務，首先是學習和了解「新中國歷史上最為重大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之一」。雖然1月31日世衛組織宣布中國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但發言人也坦言：WHO對中國控制疫情的能力十分有信心，也相信中國有能力盡早控制疫情。WHO委員會充分認可中國方面的努力以及信息的透明程度。

此外，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24日在瑞士日內瓦亦表示，中國人民為儘量減輕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負面影響，實施嚴格的防控措施，以犧牲正常生活的方式為全人類做出了貢獻。

世衛組織和聯合國對中國的肯定並非沒有緣由，因為從最初的封城決定到「不漏一戶、不漏一人」的拉網式排查，從解決幾千萬人日常的吃喝用度再到整個國家按下暫停鍵，做到這些並不容易。歷史上發生了那麼多次瘟疫，還沒有哪個國家像今天的中國這樣不惜一切代價、舉全國之力抗擊疫情。而且必須承認的是，這是一場突如其來且帶有極大不確定性的疫情，放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讓各方滿意，都不可避免會犯錯。以「鑽石公主」號郵輪為例，日本面對的只是三千餘遊客，尚且捉襟見肘飽受詬病，何況中國面對的可是14億人。

重大疫情面前，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漫漫人類發展史本就是人類與瘟疫的鬥爭史。從十四世紀那場導致歐洲超過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到1918年那場造成四千萬人死亡、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可怕的全球性H1N1甲型流感疫潮，再到近些年由野生動物引發的鼠疫、中東呼吸綜合徵、埃博拉、非典等疫情，病毒宿命般地每隔一段時間就侵襲一次人類，瘋狂肆虐一番後又戛然離去。這次肺炎疫情發生在中國，發生在武漢，下一次會發生在哪裏沒有人會知道。如果經歷過這麼多次瘟疫侵擾，還有人帶着意識形態偏見狹隘地認為這次疫情是「中國製造」，那隻能說以往歷次瘟疫用血淋淋的代價留給人們的全部知識和記憶，只是一場空談。

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場危機，一場大考，但同時也是一個契機。因為全民族冷靜下來，是一個國家集體反思的開始。目前來看，不管是治理體系層面還是治理能力層面，都在進行一番刮骨療毒的改革，問責風暴也在持續，有關部門對於問題的處理與反饋也越來越快速、及時，人們期待的「拐點」在緊張有序的救援之下也會很快到來。抗擊疫情這場人民戰爭過後，中國如何重整旗鼓再出發，習近平在2月初的講話中已經給出了總的原則，那就是「該堅持的堅持，該完善的完善，該建立的建立，該落實的落實。」而經此一疫，各方更應認識到「第五個現代化」的關鍵意義和歷史作用，它不能停留在紙面上，而是需要全社會都建立這種能力。當社會不同階層都具備這樣的認識後，中國才有可能最終走向更現代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