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北京觀察：疫情籠罩之下的大國與小民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抗戰尚未結束，如何復工復產又成為壓在中南海案頭必須面對的國家大事。
武漢因為肺炎疫情宣布「封城」整一個月後，2月23日，中共召開了一場史無前例的17萬人大會——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這場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做主要講話的電視電話大會，首次覆蓋到縣和（軍）團級以上官員。
按照官方的說法，此次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中共而言「是一次危機，也是一次大考。」前者容易理解，後者卻是一個複雜的大問題。
所以在2月23日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悉數出席的17萬中共官員電視電話會議的第二天（2月24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新辦）就安排國家發改委、工信部以及財政部主要官員一起，召開專門的記者會，回答外界關切的復工復產如何推進、宏觀政策如何調節等問題。2月25日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也召開全國春季農業生產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強調統籌抓好農村疫情防控和春季農業生產，迅速恢復農業生產秩序。
「大政府」下的「小民」之怒
眾所周知，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剛爆發之時，因為官方沒有足夠及時地向公眾發出預警，以至於武漢「封城」前「有500萬人外流」，直接導致疫情在其他省份的輸入性擴散。加之此後湖北官員的不知所措、當地紅十字會對捐贈物資分配的無序失當，以及以李文亮為代表的醫生前期（2020年元旦前夕）疫情「預警」被官方判定為「謠言」後的事實反轉，這一切讓民間對政府的不滿情緒空前爆發。
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中共是奉行「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政府掌控着從企業到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事情，被稱為萬能型政府。比如2015年A股市場崩盤，國有資本大舉進入股市，這種情景在西方几乎不可能實現。中國政府既然是全球「大政府」的代表，那麼它不僅有西方政府沒有的全局掌控力，在問題出現時，也自然而然成為問題的唯一承擔者。
加之非政府組織（NGO）未能有很好的發展環境，所以在中國，民間自助系統近乎為零，民眾對政府有着極高的期望，理所當然的認為政府應該去解決一切問題。就此這次肺炎疫情，需要承認各級官員——比如湖北，在疫情的防控指揮過程中出現了各種不足甚至愚蠢的問題。也需要承認，新病毒的出現讓這場疫情防控非常的複雜和困難。官方要在資訊不確定、不完整時做出重大決策，無論決策是早還是晚、是温和還是激進，都存在風險。
但是很少參與政治的民眾，並不願意去「理解」政府決策中面臨的不確定性與複雜性，也不打算包容目前這種不理想的結果。病毒與死亡帶來的壓抑與官員失責與經濟停擺帶來的憤怒結合在一起，讓民眾只是要求政府承擔責任。對官員的無能與無德的怒罵，對基層管理手段落後甚至弄虛作假的不滿，在武漢乃至湖北省範圍內沸反盈天，直接引發整個中國民間輿論場的共鳴。
無論是中央政府直接拿過指揮棒的「全國一盤棋」還是「國家動員」下其他省份對湖北的對口支援，還是湖北政壇多次臨陣換將（甚至包括省委書記和省會城市武漢市委書記換人），均是中央政府的一種應對舉措。這就是數千年高度集權的中央王朝歷史留下的「大國」與「小民」的政治和文化基因。它是中國政治運轉的一種獨特特徵，對政府而言某種時候也是一種枷鎖。
即便在香港這樣一個由西方殖民了一個半世紀的華人社會，動輒上街遊行的市民對港府的期待和想法也沒無什麼本質改變。上至政治體制，下至口罩廁紙，香港市民希望政府能給他們所有滿意的答案。
體制之錯還是政策之錯？
雪上加霜的是，在國內民間輿論抱怨不斷的同時，一直對中共持反對立場的西方政客和媒體，開始藉此次疫情批評中共的在政治體制。在他們的口中，因為中共政治體制的問題，才導致了疫情的爆發和氾濫。甚至還有西方傳媒刊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文章標題。可見，想要借疫情行政治或者意識形態甚至民族歧視之事的力量不是沒有，它切實存在且可能長期存在。
不管西方國家接承認受與否，一直為西方所批評的中國舉國體制，在這次的疫情防控過程中確實發揮了它獨特的作用——中央政府利用自己對地方整理的強力控制能力，讓這一場防控戰役全面啟動、並將指令覆蓋到其官僚體系的每一個毛細血管——基層公務員。
而近日意大利、伊朗和韓國等國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證病例人數的陡然增高已經證明，這場疫情的發展和政治體制實在是沒什麼關係，它的防控效果如何，更多和一個國家或地區建立了怎樣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有關。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初期的失控，不僅因為湖北地方官員的瞞報和無能，正如2月23習近平在17萬人的電視電話會議上所稱，「在這次應對疫情中，暴露出我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等方面存在的明顯短板。」
此次疫情發展過程中，中國的衛生應急系統成為輿論猛烈批評的目標之一。要知道，早在2003年SARS疫情之後，中國政府就花重金在疾控系統打造了「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2017年11月新華社曾在報道中將這套系統稱為「全球最大」。按照規定，一旦出現不明原因的疾病，在完成化驗後，地方疾控中心需要在四小時內向中央匯報。與此同時，中國衛健委（原衛計委）辦公室對外稱，已經牽頭建立起20多個部門參與的應對突發急性傳染病疫情聯防聯控工作機制。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生與發展已經證明，中國這套網絡直報系統以及衛健委的聯防聯控，並沒有有效發揮它應有的作用。為什麼？問題在哪裏？這不僅需要湖北武漢等地政府的官員們去反思，整個中國的衛生管理系統更應該去反思。
「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挑戰
中國政府體現出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應該予以肯定，但其中諸多中觀及微觀的治理方式亟待革新，亦是需要承認的客觀事實。一直以來，在分析中國政府面對的經濟及社會管制悖論時有個說法——「一管就死，一放就亂」。
在這場與肺炎疫情的對抗戰中，中國政府同樣面對如此的困境：把疫情防控放在第一位強力防控，會使得整個社會經濟被凍結停擺，經濟損失慘重；放鬆管控促進復工，讓經濟社會秩序恢復正常，疫情很可能很快反撲。
目前對中國政府來說，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平衡好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所以就如本文開頭所稱，在各省疫情感染人數增加值大幅下降且多地出現零增長之後，中南海的會議緊鑼密鼓：2月23日的政治局七常委一起出席的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2月24國新辦的復工復產如何推進介紹會，2月25日全國春季農業生產工作電視電話會議。
但是就在身在中南海的中共高層們宛若走鋼絲般地忙於平衡宏觀調整政策時，在四川和江西分別出現民眾聚集消費的視頻，對於已經在家「繃」了一多個月的中國民眾來說，急於找到任何能證明疫情已經「過去了」的證據，來給自己一個放鬆的理由。但是顯然，民間的這種放鬆很可能讓官方之前的努力付之一炬。所以人們會看到地方政府一邊要鼓勵勞動力走出家門復工復產，一邊要對上述聚集現象「連夜喊停」。
2019年9月，美國暴發了最嚴重的一次流感，近1900萬人感染，18萬人住院，1萬人死亡，紀錄片《流行病：如何預防流感大爆發》隨之誕生並在2020年1月22日開始播放。片中有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靠大眾自己不能抵抗流行病，醫生不能，政府也不能。只有三者通力合作，才能擊敗它。」這句話，同樣適用於今天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