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與第五個現代化．五】從沙士到新冠肺炎　有些錯還在犯

突如其來的疫情，兩千多人的死亡，洶湧而來的新冠肺炎（俗稱武漢肺炎）疫情是一起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也是對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第五個現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對這場病毒肆虐的危機，人們不禁會問：過去的17年時間裏，中國應對突如其來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實的進步？還存在哪些亟待修補的短板甚至盲區？中國又該從還處於拉鋸戰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麼？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指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鑑於此 ，如何總結與反思這場肺炎疫情，就顯得尤為重要。《香港01》就此刊登系列文章，系統反思中國當前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本文為系列文章第五篇。

歷史不會原封不動重演，卻總有着驚人的相似。17年前的非典（SARS）最初被稱為「廣州肺炎」，和2020年的「武漢肺炎」一樣，疫情開始的時間點都是上一年的年底；最初引起的關注都有限，主要侷限在地方；疫情擴散軌迹也有着諸多相似性。17年過去了，面對重大公共衛生危機，雖然在信息革命和科學技術的助推下應對有了不少進步，但一些曾經犯過的錯還繼續錯著。

三方面須再檢討

可以從三個方面，對這兩場頗為相似的疫情進行比較。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公開問題。兩次疫情都明顯存在信息公開不到位的問題，特別是在疫情初起之時。非典時期，由於存在晚報、瞞報的情況，導致流言擴散，給當時的疫情防治造成很大的影響。當時疫情發源地廣東省政府除了禁止媒體報道有關病情，還切斷香港電視台的新聞片段，要求媒體不要過度渲染該地區的疫情，以免引起民眾恐慌。北京非典爆發期間，時任中國衛生部部長張文康以及時任北京市長孟學農因防疫不力、瞞報疫情而被免職。

武漢以及湖北省的官員，並未從非典疫情中汲取經驗，在疫情的信息公開上犯下諸多失誤甚至重大錯誤。早在2019年12月1日，武漢市就出現了第一例不明肺炎患者，到了12月中下旬，情況已經比較嚴重，進入2020年1月後更是出現較大範圍的人傳人，可武漢以及湖北省的官員非但一直未公開向社會發出預警，反而一再聲稱「未見明顯人傳人」，「可防可控」，甚至不當處置8名提醒同行注意防護的醫生。時至今日，究竟從2019年12月初出現肺炎病例到2020年1月末展開防控行動，這幾十天發生了什麼，民眾都在等待一個覆盤。

第二，疫情防控初始階段的不力。與17年前非典爆發之初，相關官員應對不力相似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舉措上，從武漢市、湖北省相關官員到國家衛生管理部門，起初嚴重缺乏作為，錯過最佳防控時機。期間至少500萬人由武漢「遷徙」至各地，其中大多數人未做任何防護措施，直接釀成疫情大爆發並蔓延海外地區。正是因為應對不力，造成民怨四起，2月13日湖北和武漢的一把手均遭撤職。

第三，面對重大疫情，應急保障是另一個關鍵因素。17年前非典時期，曾出現醫療物資短缺問題，事後中國完善了醫療物資儲備制度，但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湖北的醫療物資還是嚴重供應不足，可見醫療物資儲備制度未能有效落到實處。雖然現在情況有了改觀，但還是說明非典時期的教訓並未轉化成今天的優勢。

不足之外 也有進步

非典時期，在疫情爆發後的4個多月後，各地才開始陸續採取嚴格的防控措施。武漢新冠肺炎疫情從爆發到全國性防控，時間大約為50天左右。中央層面成立了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掛帥的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中國所有省份均啟動針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最高級別的防控舉措，地方各級也成立了相應的疫情防控工作小組。中國對於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獲得了國際上的一些認可，世界衛生組織（WHO）對中國採取的措施表示歡迎。英國醫學期刊《刺針》（The Lancet）亦稱讚中國調動資源的能力，稱「沒有其他國家能以這樣的速度調動資源和人力」。

以信息公開透明應對疫情，避免引發社會恐慌，是非典留下的經驗和教訓。非典時期，在疫情爆發之後的4個月，才開始建立疫情公開制度，向WHO通報疫情並召開新聞發佈會。

此次疫情，跨過疫情初期公開不力的階段後，武漢市從2020年1月11日開始對疫情每日通報。尤其在1月20日，新冠肺炎被列為法定乙類傳染病，並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之後，在全國範圍內對疫情信息採取一日一報，實時公開的「日報告、零報告」機制，這一時間距離發現疫情大約50天。

應該反思什麼？

17年前非典突如其來時，無論是中國政府職能機構，還是公共衛生學者、科學家都缺乏應對的措施與方法。非典事件推動了中國公共衛生預防與應對機制改革與完善，建立了應急機制。非典疫情結束後，中央政府大幅度增加衛生防疫經費投入，在全國建設各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特別是增加對農村地區的經費投入。非典的爆發，提高了民眾的個人和公共衛生意識，以及對疫情的警覺和自我防範意識。

然而回看針對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國在非典之後建立的疫情預防和應對機制，並沒有在第一時間發揮作用。武漢等地方政府以及公共衛生管理部門的滯後反應，耽誤了最佳的防控時間節點，從而導致武漢乃至湖北疫情的擴散和失控。儘管這次疫情恰值春節假期人口大幅流動的高峰期，各級政府如果能夠及時發出預警並實施科學的衛生防控措施，仍然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全國乃至世界性的疫情擴散。

這之中自然有地方官員能力不足，甚至失職瀆職問題，但公共衛生預防與應對機制沒能有效運行，仍是其中更為關鍵的因素。即便經歷過慘痛的非典疫情，中國治理體系中似乎並未有應對突發疫情的預案，這也是為什麼面對又一次非典重演時進退失據的根本原因。坦率地說，地方官員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機制上的缺失更為致命。

疫情通報機制在疫情初起時的失效，也是肺炎疫情中另一個應該反思的方面。這一點與前述缺乏應急預案，應對機制沒能有效運行的問題息息相關，特別是在官場官僚主義盛行之下，就顯得更為突出。疫情信息透明度缺失的問題，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和輿情的洶湧。最為負面的效果是，政府的公信力一度受損，很多人甚至不願再相信官方疫情通報，致使謠言流傳、輿情混亂，社會恐慌情緒瀰漫。

儘管現在隨着中國以舉國之力抗擊疫情，情況已有明顯好轉，但這個過程中疫情釀成的代價實在太大。如果當初能更好吸取非典教訓，建立更為現代的疫情防控體系，絕對不至於帶來這麼大的傷害。吃一塹，長一智。針對今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的短板，中央及地方政府應該做足應對類似突發事件的應急準備和預案，提升執政官員應對公共危機的能力。希望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經此次新冠肺炎事件後獲得有效提升，莫如17年前的非典疫情教訓那樣，時間久了一度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