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換人】請各方擺正心態 駱惠寧不是「香港黨委書記」
在轉戰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僅僅一週後，「退居二線」的前山西「救火」省委書記駱惠寧突然二度出山，南下香港接任香港中聯辦主任，令不少人錯愕不已。一周以來，駱惠寧見媒體，會特首，訪深圳，進廣州，可謂腳不着地忙碌不已。
但是請輿論場中的各方，無論是大陸民眾還是香港乃至外媒，都請擺正心態：駱惠寧仍然是負責溝通的中聯辦主任，他不會也不可能是「香港黨委書記」。各方應該雖然對駱惠寧寄予厚望，但是中央既不想打破「一國兩制」，干涉香港；輿論也不要指望駱惠寧是「萬能靈藥」，能夠讓香港立刻「藥到病除」。這是中央堅持「一國兩制」的心態以及香港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長期性、複雜性所決定的客觀現實。
對於這次異乎尋常的任命，《香港01》此前已有多番分析討論，外界也以種種所謂理由研判駱惠寧的出馬，將對「後修例運動」的香港產生深遠影響；甚至以駱惠寧政治個性，既往從政經歷以及此次任命的反常性來判斷，認為駱惠寧必會在香港掀起不小的風浪。
坦率講，這其中不乏合理性的判斷。的確，駱惠寧不是一般意義上涉外、涉港台系統培養起來的「自家人」，也並非中央機關空降或者閩粵沿海交流任職的後備部級官員——這二者在此前數任中聯辦主任（或前身新華社駐港分社社長）中頗為常見。相反，駱惠寧可以說是個中共涉外涉港台工作中的「生面孔」，但是他不是迷信「業務範圍」的技術派官僚，而是在秘書崗位上工作多年，又主政過至少兩省區的封疆大吏。從主政青海到「救火」山西，他所要面對的局面遠較一箇中聯辦主任要全方位得多，而所承擔的責任也更繁重複雜得多。這樣一位封疆大吏主政香港中聯辦，尤其是香港剛剛經歷反修例運動風波人心浮動的時間節點履新，被外界寄予過多的想象，甚至被認為是北京問責甚至洗牌香港中聯辦、強勢介入香港直接管轄的信號，自然不足為奇。
但是，這種想象或者期待是相當危險的，而且也是不切實際的。人們不應該對駱惠寧的履新賦予如此之重的期待——這種期待有時候已經超過了北京賦予香港中聯辦主任這一角色的界定。
這要從三個方面理解：其一，從駱惠寧本人來說，駱惠寧從政經驗豐富，從知青到工人，從安徽地廳級主官到文宣負責人，從青藏高原多民族多宗教雜居的青海到官商勾結窩案叢生的資源型省份山西，其能力應該說是值得肯定的。就在2019年秋卸任山西省委書記時，與之搭伴的新任書記樓陽生評價說，「三年半前，惠寧同志由青海來山西工作之時，正值山西政治生態在治亂中奮力治本、經濟發展在下行中奮力前行的關鍵時期。三年多來，在以惠寧同志為班長的省委正確領導下，全省上下按照『一個指引、兩手硬』的工作思路和要求，持續全面從嚴管黨治黨，反腐敗鬥爭在形成高壓態勢基礎上奪取壓倒性勝利，資源型經濟轉型取得顯著成效……」他並總結道，「駱惠寧同志政治堅定、經驗豐富、做事嚴謹、待人寬厚，善於把方向、謀大事，善於創造性開展工作，善於抓班子、帶隊伍，勇於擔當，真抓實幹……」
這些評語或有溢美之嫌，但空穴來風總能讓人解讀到某些蛛絲馬迹，比如「創造性開展工作」即點明駱惠寧並非一個守成之人，而是一個勇於擔當的；但是，他同時又是「政治堅定」的，應該說是懂規矩、講政治，能夠獨當一面的實幹型大員。
其二，香港剛剛遭遇修例風波的重創，其社會裂痕和相互敵意已經深埋，恐怕時間內是不可能渙然冰釋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今天社會問題氾濫，乃至今天釀成曠日持久的街頭暴力運動，其背後的香港經濟停滯、產業不合理問題，後殖民地教育和官商共治問題，政治轉型改革停滯與特區政府「不作為」問題等等自身的深層次是不言而喻的。這一節，《香港01》已多有分析，不再贅述。
事實上，這些沉痾痼疾是需要抽絲剝繭的耐心，需要一一找出應對方法並「拆彈」操作的智慧，乃至管治團隊自我轉型的勇氣的。所以說，問題的嚴重性擺在那裏，容不得任何人抱持不切實際的樂觀態度。
其三，香港中聯辦不是代表中央政府的香港「管治機構」，中聯辦主任也不是香港的「黨委書記」，所以中聯辦代替不了港府，駱惠寧也不會取代林鄭。根據1999年國務院第24次常務會議決定，將中央人民政府授權的工作機構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國務院同時賦予中聯辦五項職能：聯繫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聯繫並協助內地有關部門管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處理有關涉台事務；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
同時，北京也在修例風波背景下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表態，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但這不是對中聯辦角色的新設定，而是對中聯辦角色的本質要求。無論駱惠寧肩負怎樣使命，他都不太可能突破既有的「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框架之外，尋求解決香港危局的方式。
實際上，正如上文所言，香港之病病在「腠理」、在「膏肓」，所以終究要靠香港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當然，曾經，香港中聯辦的確奉行「井水不犯河水」的角色，即使「聯繫」「架橋」也從不承認自己對香港本土事務有指手畫腳的行為，角色確實尷尬，也確實被動，因此在當前形勢下需要化被動為主動，但是主動不意味着「插手」。
總之，人們宜以用一種比較「保守」的心態來看，不要指望駱惠寧能夠大破大立。如同當年調任山西，駱惠寧更多應該是個逆轉頹勢的破局者，只要邁出這一步其政治任務即算完成。
「破局」在這裏有兩層含義，對於活躍在香港的中聯辦力量來說，中聯辦首先要界定好自己的角色，甚至進行內部隊伍整肅。聯絡不是官商勾結，不是販賣「贖罪券」干擾香港經濟發展和陸港合作關係，而是要洞察香港的社情民意。
另一個層面，香港中聯辦要扮演好自己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的「聯絡關係」。駱惠寧一定會立足政治高度，將北京中央政府要求香港管治團隊完整準確、不走樣、不變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信號清晰準確不折不扣地傳達；也不會對港府採取綏靖政策，熟視無睹於國家安全的現實威脅，漠視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