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號角吹響】期待一個日漸寬鬆和開放的中國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自文革結束、政治生活逐漸制度化和規範化以來，中共歷次黨代會召開之前，都會有一個長周期的佈局和籌備。最近中共連續出台了一些文件，其中如《2019—2023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皆是橫跨2022年二十大的安排。幾乎與此同時，中共在十九屆四中全會後進行了一輪密集的省部級人事調整，直接關係二十大的人事安排。考慮到中共歷來的行事邏輯，這些將影響未來數年的安排，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中共決策層對二十大的長遠佈局。

二十大是習近平等中共新生代領導層執政10年後的黨代會，從國際層面來看，是中美關係日益深陷結構性衝突、中美貿易戰爆發後的首次全國黨代會，從中國國內來看，是中共「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交匯下的全國黨代會，政治意義不同尋常。

鑑於全國黨代會在事實上具有中國最高政治權力、能調整和決定重大政策，故過去多年，每當臨近全國黨代會召開的時候，世人總是會寄予期望，希望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政策能因應時勢和民之所欲，與時俱進地調整、改革，推動國家進步。

那麼，對於中共二十大來說，世人又有哪些期待呢？

毫無疑問，不同人基於不同的身份、立場和價值觀，會有各種各樣的期待，不一而足。但若將世人的訴求匯聚起來，尋找重疊共識或最大公約數，一個日漸寬鬆和開放的中國應該是多數關心國家發展的中國人共同的心願之一。這是人之天性，多數人都渴望自由，希望活在一個相對不那麼嚴厲和封閉的社會環境內。尤其是在今天這樣一個日益重視人權、自由的互聯網時代，這樣的訴求更加強烈。另外中共建政70年的歷史和正反面教訓亦說明，日漸寬鬆和開放才是國家長遠之道。

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之所以能迅速擺脱文革期間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秩序瀕臨崩潰的困境，從長期貧窮落後的封閉國家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實現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所說的「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經濟社會進步」，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徹底反思文革時的極左錯誤，回歸常識理性，通過有序改革，融入國際社會，變得日漸寬鬆和開放。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因為一系列複雜原因，中國社會滋生和積累了一些矛盾，腐敗肆虐，社會思潮撕裂，中共「黨的領導」和中央決策層權威陷入危機，不少人質疑「政令不出中南海」。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為了解決政治社會危機，中共新生代決策層推出了一系列舉措。若沿用傳統「左」「右」的認知分野，經濟層面的舉措偏向「右」，更加開放，包括主張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降低外資的市場準入門檻、擴大金融開放和進口。政治社會層面的舉措偏向「左」，包括大幅收緊公共輿論管控，在各個方面強化了中共「黨的領導」，實現了政治權力向決策層的快速集中。坦率說，過去幾年的調整、改革，確實有效緩解了之前的危機，重塑了官場生態，建立了一個更具組織動員能力、更加強有力的政治秩序，用中共十九大報告來說，「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尤其是反腐行動，有效扭轉了腐敗肆虐的態勢，革新了官場形象。

但與此同時，隨着十八大前的問題得到有效解決，近年來強化管控、政治權威高度集中的邊際效應逐漸遞減，甚至已經開始滋生新的問題。比如，在公共輿論管控層面，過去幾年中國經歷了多年未有的罕見收緊，這在國家轉型、內外挑戰嚴峻的時候有其內在邏輯，但不能產生路徑依賴，目前已經被普遍認為超出了合理限度，抑制了社會活力和公共輿論監督空間，不利於全面深化改革、國家長遠發展。在強化中共「黨的領導」和決策層權威層面，固然合乎既有政治秩序的內在需要，確實應該建立一個權威穩固的以最高決策層為核心的政治秩序，但目前目標早已達成，甚至已經由此造成技術官僚缺乏相應權威、官場不作為、形式主義盛行。

有鑑於此，期望二十大後中國各方面能有序變得更加寬鬆、開放。在政治上，既然核心早已落定，新的黨國體制已然穩固成型，那麼不妨在此基礎上，去塑造政治上的寬鬆開放氛圍，保持必要的民主，保障技術官僚的制度性權威，激發官場積極性與活力。在社會和公共輿論層面，為了國家長遠發展，為了適應現代化治理的內在邏輯，中共應在維護既有秩序的情況下，推動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一個社會的政治正向演變，歷來都是因時制宜、順應時勢。過去幾年，中國政治由於因應十八大前後所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方向性調整，呈現了強化管控的鮮明特徵。現如今，隨着問題早已得到有效解決，強化管控的負面影響日益暴露，知識界普遍有一種焦慮感，中共自然應該順應新的形勢，在已有政策基礎上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