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號角吹響】不止換屆　如何看待輿論場五大關切

中國國產航母服役、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訪問澳門並將主持澳門回歸20周年慶典、中美第一階段協議或在2020年第一週簽署……近期一系列圍繞中國的大事之下，從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之後至今仍然在進行中的政壇人事變動不容忽視。

伴隨着這一輪人事變動，中共高層在12月初下達了一份關於政壇人事的重磅文件——黨政領導班子「五年計劃」（《2019-2023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這份跨越「二十大時間」的官方文件，被認為是中共高層開始佈局二十大的直接證明。

其實不止換屆。從2018年3月中國全國兩會之後至今，關於距離尚且「遙遠」的中共二十大，從高層換屆，到「接班人」培養，從政治局常委會否從7變9，到「習近平思想」是否會寫入中共黨章，乃至在中共宣稱要努力實現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大背景下，中共總書記是否會恢復黨主席舊稱，都成為輿論猜測和關注的焦點。

為什麼外界會關心這些猜測，作為關心中國政治和未來前途的人們，又該用怎樣的心態去看待這些「關切」？無論是「連任」還是「接班人」，亦或者「黨主席」的猜測，對於中共而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們要去思考，為何外界會如此有這些關切？在從今天到中共二十大期間還有不足3年，關於本文提及或未提及的各種猜測，一定會越來越多。在兩會、記者會等會議上與之相關的提問也一定會越來越多，中共該如何回答？

同時也希望關心二十大的人們，不要將此作為政治八卦或輿論場的談資，而是更應該隱含對於中國未來命運的思考，秉持期盼中國越來越好的初衷。中國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無論是經濟困局、還是國家安全所面臨的挑戰，都不是以中共領導者的意志為轉移，而是中國發展到今天這個體量和世界變局大勢的多重合力所決定的。

正如中共高層所稱，每個領導者都有他自己的歷史使命與長征路，用更加科學、理性的眼光去看待中共二十大，看待未來中國的國運，更應該成為一種共識。

「連任」

2018年2月25日，新華社公布《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其中最受關注的建議是將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之後同年3月的中國全國兩會通過了這份憲法修正案。這意味着修憲後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可以無任期限制，2022年連任滿兩屆的習近平如果屆時繼續擔任國家主席將完全合乎憲法規定。

從彼時起，西方輿論普遍將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稱為「終身主席」。對於這種輿論，中國官方媒體曾經在第一時間進行了解釋。2018年3月1日，《人民日報》在第三版發表文章稱，在國家主席任職規定上作出修改，是着眼於健全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在憲法上作出制度安排。這一修改，不意味着改變黨和國家領導幹部退休制，也不意味着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

這篇署名「軒理」的文章強調，相關修憲建議是「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軒理」或「鍾軒理」是官方在《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中央媒體發佈文章時所用的署名，一般被解讀為中共的正式表態。

不僅如此，2018年中國全國兩會甫一結束，習近平也曾對中共修憲、取消任期限制的決定進行了「說明」，稱這樣做是為了同中國「政府」和「黨」的相關領導職位相一致（編者注：也就是中共所說的「三位一體」領導體制）。對這一變化引發的爭論，以及其合理性與必要性分析，多維新聞網在修憲伊始就進行過深入討論。

英國《金融時報》2018年4月15日的爆料稱，在習近平看來，西方這種輿論是對中共修憲的「誤讀」。該報報道稱，「在近期三次同外國嘉賓及中國官員的會議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到，他個人反對領導終身制，外國觀察家誤讀了中國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的決定」。

「接班人」

由習近平是否會在中共二十大連任，而衍生出來的一個話題是「接班人」問題。2018年6月29日，中共最高層的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關於適應新時代要求大力發現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幹部的意見》，表示要建設一支「適應新使命新任務新要求、經得起風浪考驗，數量充足、充滿活力的高素質專業化年輕幹部隊伍。」

緊隨其後的 7月2日，習近平在同共青團中央新一屆領導班子談話時要求，「必須把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根本任務」。7月3日，習近平出席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時再次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鍵在黨，關鍵在人，歸根到底在培養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

事實上，從2018年年中開始，中共對於年輕官員的任用開始加速。年輕幹部大範圍得到提拔。中共的此番動作，別認為必然對未來10年到30年接班梯隊產生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接班人」以及二十大潛在「可能入常者」也成為外界競猜的熱點。

2019年4月15日，習近平在重慶調研，主管扶貧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1963年4 月生）和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1960年9月生）一同出現在畫面中，一時間，關於「雙接班人」的話題成為外界的炒作目標。不同於一年前的修憲與領導人終身制問題，中共官方對此話題並無回應的意思，甚至委婉的暗示都沒有。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落幕後，中央黨校副校長謝春濤於2019年11月19日出席中國記協「新聞茶座」活動。11月26日有香港媒體披露謝春濤未公開的講話稱，中國共產黨已經在此前有序地解決了領導人接班問題，並稱「完全不擔心，領導人的平穩、有序地更替問題」。這則新聞引得各家媒體紛紛轉載，其根本原因就是謝春濤的講話中出現了「接班人」三個字。

謝春濤說，中共在選人用人方面，已經形成了比較好的制度，黨內民主也能得到非常好的體現。值得注意的是，謝春濤上述有關接班人的問題並沒有在中國大內媒體披露。

7變9？

2019年10月28到31日，中共召開十九屆四中全會，這次全會距離上次全會已經20個月。伴隨着會議的召開，坊間開始流傳中共中央政治局或將「7變9」——把兩名可成為習接班之人任命為新任常務委員的傳聞。

在四中全會召開之前大約一週時（10月23日），本港《明報》發文稱，此次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習近平的接班人可能會亮相。現任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和重慶市市委書記陳敏爾可能會晉升為常委。但是四中的閉幕，證明這種傳聞並未如中共十八大至十九大之間五年的各種反腐傳聞那般——往往謠言變成預言。

之所以在此次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之前出現這樣的傳聞，大約是當前中美貿易戰造成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物價節節高攀，香港反修例抗爭數月未息的背景下，外界認為面臨多重壓力的中共領導人，或通過高層結構變動的機會來緩解壓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數並非一成不變。不過一般認為，為了在重大問題表決上採取簡單多數制，人數往往採用單數。中共十四屆和十五屆時，政治局常委人數為7人，十六屆和十七屆變為9人，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則再次恢復為7人。

消息稱，2012年5月上旬，中共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和300多名省部級和軍隊正大軍區級以上官員在京西賓館開會，用投票方式對十八屆政治局人選進行了摸底。在這次摸底會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已開過數次會議，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拍板將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將從9人調整為7人，政法委書記不再「入常」，結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9常委制的格局。

不過，十八大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間是平行的權力結構，隨着十八大後的頂層權力結構調整，習近平成為領導核心，原有的平行結構變為上下級結構，政治局成員需要向習近平匯報工作，在中央權力已經「定於一尊」的結構下，常委人數是不是單數，或是會不會再有數量上的調整還有待觀察。

「習近平思想」

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就曾有傳聞稱習近平思想將出爐並寫入中共黨章。但是實際上中共十九大隻是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在這一說法被正式提出前，該思想一般被中共官方和中國官媒稱為「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多用於2016年10月十八屆六中全會前）、「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用於十八屆六中全會確定習近平為「核心」後，有時省略「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習近平本人在十九大正式提出這一思想前一般稱「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2017年10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從此，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成為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後第三個以領導人的名字命名的中共指導思想。2018年3月11日，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該思想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南。」

在距離兩年多才要召開的二十大上，中共是否會會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成為繼毛澤東思想」簡化為「習近平思想」並寫入中共黨章，成為外界好奇的問題。因為中共十九大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時，就有分析稱，這為以後中共修改黨章、正式提出「習近平思想」埋下伏筆。

有一個先例可供參考，那就是鄧小平理論的提出。1992年中共十四大時，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被寫入黨章，但沒有提鄧小平的名字。5年後的中共十五大，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壓縮精煉成「鄧小平理論」，確立為中共行動指南並寫入黨章。不過，假如習近平在二十大繼續擔任中共總書記，考慮到之前中共已經有「毛澤東思想」的稱呼，一般認為，即便是人們已經習慣在口頭上稱呼「習近平思想」，對中共官方來說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簡化壓縮為「習近平思想」的可能也不是不大。

恢復「黨主席」？

中共十九大召開前，還曾有傳聞猜測中共將恢復黨主席之稱，但是因為缺乏事實佐證，所以該傳聞很快不了了之。2019年10月底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召開後，關於主席與總書記的稱謂轉換猜測再次興起。

外界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猜測還不清楚，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作為對最高領導人職務的稱呼，中共也曾長期使用「主席」這一叫法，尤其在毛澤東時代，而習近平今天在中共黨內的權威已經有直逼毛澤東的趨勢。

而且因為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主題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於黨主席是否比總書記更符合「現代化」的爭議也在坊間興起。

在中共成立後早期，最高領導人的職位先後為中央局書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主席等。抗日戰爭結束，中共組織結構趨於穩定後，從1945年中共七大到1982年十二大，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職位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直到十二大上重新恢復總書記的稱謂。

關於為何十二大做此決定，曾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曾表示，「主席制度和總書記制度如果同時存在，在國內外實踐的結果表明，往往或者總書記有名無實，或者主席有名無實。因此，同時實行這兩種制度是沒有必要的；當主席和總書記由一人兼任時，這樣就更沒有理由了。」

其背後的原因，是中共七大規定「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中央在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而八大則規定「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時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並未規定在中央書記處的職務。由此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便分開，主席制和總書記制變為兩種不同的制度，決策機關與日常辦事機關也分開了——在日後的發展中，出現了「總書記有名無實，或者主席有名無實」的情況，因為更接近中共的絕對核心毛澤東，書記處這個辦事機關很多時候甚至比決策機關的消息還要靈通。由此中共十二大對此進行扭轉，重新使中共迴歸集體領導。

在中共的政治語境中，主席和總書記的異同事實上是頗為微妙的，二者既同時體現中共在理論上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各級黨組織均以委員會作為決策中心；但其各自內涵又有差別，前者更體現最終決策權而後者更體現辦事服務性質——這或許也可視為觀察中共二十大後主席制是否迴歸的重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