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誤判中共：香港的教訓對台灣的啟發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他的作品《論中國》中描寫了與中國打交道時不應低估或錯誤估計中國。他寫到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前後的故事。毛澤東起初在內外時機不成熟前對印度保持克制和忍讓，待內外時機成熟後，見印度仍步步緊逼，便果斷決定大舉進攻，重創印度邊境軍隊，達成戰略目標。

儘管港台的情況與印度有重大區別，但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香港在與內地、台灣在與大陸打交道時，應該注重對話，尋求理解，而不能陷入相互對抗的惡性循環。2019年修例風波後香港政治秩序的大變既反映出香港民主派、港獨力量在北京重拳出擊之後的不堪一擊，又無疑是對屢屢刺激大陸的台灣民進黨的有力警示。

本來，中印邊境糾紛是近代中國屈辱命運與英國殖民印度共同遺留的問題，解決之道是對話和談判，而非衝突。然而，據基辛格描述，印度在中印邊境地區奉行「前進」政策，對中國軍隊步步緊逼，誤把中國起初的克制態度理解為中國不會抵抗。

那時毛澤東說的「小不忍則亂大謀」並非只是忍讓，而是進行縝密籌備，待時而動。當年中國一方面顧慮美國會否趁中印邊境衝突而放手讓蔣介石反攻大陸，另一方面擔心美國在老撾的舉動。後來隨着中國確信美國當時不會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以及老撾問題順利解決，毛澤東便決定對印度發動大規模進攻，通過重創印軍而有力威懾了印度。基辛格寫道：「敵方低估了中國的力量，無人質疑情報是否準確，又大大地錯誤估計了中國對其安全環境的看法以及中國對軍事威脅的反應。」

這讓人想起香港社會與內地打交道的故事。本來，香港社會念茲在茲的民主化目標是可以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付諸實施。儘管香港民主派與北京關於民主的理解存在區別，對推進民主化的節奏有不同看法，但不能不承認的是，在2019年修例風波前，香港立法會和特首的選舉確實呈現民意代表性持續擴大的面向。如果香港民主派懂得民主所應包含的妥協精神，不急於否決2017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政改方案，而是在已有民主化成果基礎上穩步向前，香港勢必會有不同的命運。

然而，遺憾的是，在實力影響的政治秩序下，香港民主派錯誤判斷形勢，猶豫不決，未能有效約束港獨力量並與之切割。最終，在2019年，因為香港建制派無能，民主派被港獨力量裹挾，而港獨力量又自以為「氣勢如虹」，愈發激進，不惜鋌而走險，釀成嚴重的騷亂，讓香港面臨六七暴動以來最嚴峻的危機。

屢屢被刺痛的北京忍無可忍，重拳出擊，通過港區國安法和選舉制度改革重塑香港政治秩序，昔日那些不願妥協的香港民主派和鋌而走險的港獨力量迅速在政壇煙消雲散。如果當初香港建制派積極作為，民主派懂得妥協，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與北京良性溝通，香港本不至於發生修例風波，北京便會給香港更多的政治空間。只可惜，歷史不能假設，惟願今後北京和香港一道努力，共同探尋長治久安的道路。

2019年的修例風波讓輸掉2018年「九合一」選舉的民進黨和支持度大幅下滑的蔡英文通過渲染「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而重獲支持，最終贏得2020年台灣大選。這其實是對大陸的有力提醒：香港的治理與台灣的人心走向密切關聯，只有當「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越來越繁榮、公平、自由、民主，才能贏得越來越多台灣人的認同。孟子說的「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仍富有意義。

經過民進黨在蔡英文時期的執政，兩岸關係從馬英九時期的和平穩定狀態倒退回李登輝、陳水扁時期的冰冷、對抗狀態，台海一度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地球上最危險地區」。台海兩岸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相互刺激，兩岸關係持續惡化，大陸輿論場的對台強硬聲音明顯上升，台灣內部被民粹「反中」氛圍和對抗邏輯裹挾。最近，性格執拗、台獨意識形態強烈的賴清德贏得總統大選，有可能讓蔡英文任內本就惡化的兩岸關係雪上加霜，未來兩岸的轉圜空間恐怕會日漸縮小。

目前台灣形勢頗與2019年修例風波之前的香港有些相似。一方面大陸基於內外形勢考慮保持克制，哪怕是2022年的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台事件，都只採取十分有限的反制措施。另一方面在台灣綠色政治光譜持續擴大的背景下，國民黨連續三次輸掉總統大選，在年輕選民當中缺乏認受性，有點像修例風波之前的香港建制派，柯文哲的民眾黨有點像香港民主派，過高估計自己的角色，自以為可以在兩邊同時要價，民進黨有點像港獨，被對抗邏輯困擾，認為可以「以小博大」。然而，如果國民黨、民眾黨不能有效約束民進黨的台獨衝動，如果未來民進黨和賴清德對大陸的刺激突破危險臨界點，恐怕會把兩岸推向不應有的對決境地。

台灣和香港有區別，更不同於印度，但基辛格說印度「大大地錯誤估計了中國對其安全環境的看法以及中國對軍事威脅的反應」，仍具有現實意義。台灣人普遍珍視的自由、民主和所習慣的「小確幸」生活，離不開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識形態，但在處理現實問題時應該考慮複雜的現實力量對比。如果台灣能與大陸友好溝通，理性對話，互相釋放善意，兩岸問題相信會在未來有理想解決的希望。反之，如果台灣罔顧現實，對兩岸關係持續惡化的風險視而不見，仍舊沉浸在「以小博大」和單方面依賴美國的幻想中，一旦未來內外形勢發生大變，美國自顧不暇，而台灣對大陸的刺痛已經突破臨界點，後果不堪設想。

台灣不應忽略的是，大陸和美國在台海的實力對比已經發生變化，而美國的精力又被以哈衝突、俄烏衝突佔用，嚴重撕裂下舉行的2024年大選更被世界最大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視作全球2024年最大政治風險。

為了兩岸問題的理想解決，大陸當然應該去不斷提升政治感召力、文化吸引力和經濟融合力。當有朝一日，大陸能如鄧小平說的那樣「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大陸的科技與文化影響力覆蓋全球，相信不單台灣問題將不再是問題，而且今天多數人夢寐以求的中國將成為現實。這一切依賴於和平穩定外部環境下的勵精圖治和改革開放。

但與此同時，台灣不能誤判大陸，不能不吸取香港民主派在修例風波前後的教訓，不能因一時之利而去屢屢刺激大陸，而要積極為兩岸問題的理想解決創造條件，預留轉圜空間。因為善意的累積與對抗的惡性循環，勢必帶來截然不同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