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是2024年全球最大風險？將民主從選舉泥潭中拯救出來

大約一千年前，北宋大文豪蘇軾寫過：「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一千年後的當下，美國選舉民主正面臨類似困境。

2024年1月8日，全球最大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發表報告指出，美國總統大選無論誰贏，都將是全球2024年最大政治風險。該報告認為：「美國已是全球最分歧、最失衡的先進工業民主國家。2024大選將加劇這個問題，無論誰當選都一樣。」這一大膽預測雖有待現實驗證，卻不乏警示意義。

作為當今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大選既影響未來4年美國的內政外交，又在全球範圍內具有風向意義。在美國撕裂加劇，深層次問題積重難返的形勢下，如果是備受爭議的特朗普（Donald Trump）贏得選舉，必然讓相當比例的人質疑他德不配位，進而再次嚴重傷及美國選舉民主的信譽。如果是特朗普敗選，他也許會像2020年那樣在缺乏實據的情況下指控選舉舞弊，有可能再次激起他的狂熱支持者鋌而走險。由於特朗普現象深深困擾美國，不論是哪一種結果，2024年總統大選恐怕會讓本就嚴重撕裂的美國社會雪上加霜，成為危及美國穩定的不確定性事件。

特朗普現象本就是美國撕裂和深層次危機的具體體現，無論是特朗普在2016年勝選還是他在2020年連任失敗後炒作選舉舞弊並在一定程度上誘發2021年的國會騷亂，都已經說明美國選舉民主已經深陷泥潭，若不能對症下藥，風險將越來越大。

2020年拜登（Joe Biden）的勝選不是因為他眾望所歸，而主要是因為反特朗普力量的整合。遺憾的是，拜登上任之後雖努力讓美國回歸常態，卻無法化解造成特朗普現象的深層次危機。這正是特朗普很有可能捲土重來的現實土壤。假若2024年美國大選像2020年那樣再次淪為特朗普和反特朗普之爭，不滿於現狀的特朗普支持者只會愈發狂熱，反特朗普的力量本就只是鬆散同盟，在經過拜登政府不盡人意的施政後勢必產生分化，其中不少人甚至已經變得心灰意冷，其結果是被壓抑4年、滿腔怨氣的特朗普支持者將對決鬆散、分化而又同樣夾雜失望情緒的反特朗普力量，雙方狹路相逢，美國有可能面臨是否發生重大騷亂的嚴峻考驗。

特朗普現象背後是美國過去一些年持續加劇的貧富分化和政治撕裂。正如僑居美國60餘年的匹茲堡大學榮休教授、歷史學家許倬雲所說：「美國本來是一個還算平等的社會，但最近三十年來迅速變化，現在大概已經進入長程演變的第三個階段：貧富差異的程度加大，各階層之間彼此異化，已經無法逆轉。」

本來，自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新政以來，美國急劇擴大的貧富分化有所緩解，二戰結束後，伴隨着一系列社會改革，美國漸漸形成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據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紀資本論》中的論證：「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間達到了最低谷。」然而1980年以來美國貧富分化進入持續擴大的長周期，社會撕裂不斷加劇。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爭日益白熱化，「紅藍兩色的分野，在今天非常顯著地表明瞭美國的分裂……如此分裂的美國，兩個群體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也已形同兩個世界。」

持續擴大、超出合理範圍的貧富分化，往往是社會撕裂、政治極化的深層原因。關於這點，美國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麥迪遜（James Madison）早就分析過，黨爭潛在原因「深植於人性之中」，「熱心於有關宗教和政體的不同意見，以及其他許多理論和實踐上的見解，依附於各種野心勃勃、爭權奪利的領袖或依附於其財產使人們感覺興趣的人，相繼把人們分為各種黨派，煽動他們彼此仇恨，使他們更有意於觸怒和壓迫對方，而無意為公益而合作」，但黨爭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財產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產者和無產者在社會上總會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受到不同情感和見解的支配」。

而黨爭一旦持續惡化，其後果便如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所警告的：「在美國存在着黨派分立的危險……那些常見的黨派思想的形式，往往是最令人討厭的，並且確實是政府最危險的敵人。它往往干擾公眾議會的進行，並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眾中引起無根據的猜忌和莫須有的驚恐；挑撥派系對立；有時還引起騷動和叛亂。」

社會撕裂、政治極化的後果是美國的選舉民主、權力制衡機制、法治都將遭到侵蝕。為何那麼多美國人近乎偏執地支持特朗普？為何會發生國會騷亂？根源便是不少美國人的常識理性、對於民主的信念被政治極化所裹挾，搖搖欲墜。這將侵蝕美國民主和削弱國家治理效能，讓原本用於權力制衡的政治體系扭曲為黨同伐異的工具。福山在《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中寫道：「政治的司法化，利益集團的廣泛滲透，美國政治制度最終塑造的政府結構破壞了集體行動的基礎，形成所謂的『否決政治』……美國政治體制的分權制衡比其他國家更為嚴格，或者說，所謂的『否決點』很多，導致集體行動的成本升高，甚至寸步難行。」

這樣下去，美國進行結構性改革的難度將不斷增大，貧富懸殊問題、階層固化問題難有實質性緩解，那些長期看不到希望的中下階層難免心生怨念。而這將為激進主義和民粹思潮提供土壤，其中一個例證便是特朗普現象。特朗普現象絕非憑空而生，更不會突然結束，不論特朗普本人有什麼樣的政治命運，以他命名的特朗普現象恐怕將長時間困擾美國，成為美國危機的外在症狀。許倬雲在談到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時曾寫道：「美國社會下層正在出現的一批將要永遠沉淪在貧窮無靠中的群眾……這些人滿腹憤怒，對未來一無指望……美國開國元老麥迪遜早就擔憂：如果社會底層大眾心有不滿，這一群知識程度較差的『群眾』可能衝動之下，擁護出『僭主』，憑藉大位胡作非為。今日美國的情形，被麥迪遜不幸言中。」

為何會這樣？這背後有諸多複雜因素，其中一個根本因素是選舉民主的內在困境。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儘管把民主窄化為選舉，但他道出了選舉民主的困境：「未履行民主所允諾的好處，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選舉民主的高質量運行須以多數選民的理性為前提，因為只有多數選民理性，對現實政治知情懂行，才有希望選出無愧於此的賢能政治家，才能讓政府既公平又行之有效地協調多數普通人和少數強者之間的矛盾，推行致力於化解深層次危機的結構性改革。然而這只是一場夢。

在自利理性支配下，因為社會分工的不同和職業、興趣、資源的分化，一個選民除非他的職業、興趣、切身利益與複雜政治問題有關並且能夠承擔他成為專業政治人士而付出的成本，不然的話，他在許多時候對除常識理性範圍之外的複雜政治問題將缺乏切中要害的認識。與之相反，少數強者要麼有足夠條件去成為知情懂行的政治專業人士，要麼能夠聘請知情懂行的政治專業人士作為遊說代表，進而能對現實政治施加遠超多數普通人的影響力。少數強者和多數普通人因社會分工、知識、資源的分化而不可避免產生的不對稱博弈，勢必讓選舉民主下的政府籠罩在既得利益集團操弄和民粹主義的陰影之中。

筆者曾經寫過，選舉民主體制的問題在於選舉時因為多數普通人的政治理性不足和少數強者憑藉資源、知識、能力的優勢地位積極運作，被推選出來的政治領導人常見類型是擅長選舉的平庸政客、與少數強者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政客，他們是難以在選舉結束後公正協調多數普通人和少數強者的矛盾。因此，當選舉結束後，選舉民主體制下常見問題是：平庸政客、與少數強者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政客造成政府應盡公共責任難以有效履行，少數強者披着民主外衣，利用訊息和資源的不對稱地位遊說、拉攏領導人和議員，讓公共政策在多數選民因理性不足而未能察覺的前提下向少數強者傾斜，從而鞏固既得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每一次公共政策傾斜都可能是緩慢的、不易被發現的，但時間一久，日積月累，本是追求公平的選舉民主體制會扭曲為少數強者擴大私利的工具。那些容易利益受損的中下階層民眾，面對自身境遇的日漸惡化，勢必滿腔怒火，對既有政治體系產生深深的不信任感，進而容易所託非人，被野心家、僭主趁機利用，埋下社會不穩定的潛在隱患。（關於改進和超越選舉民主，詳見《給民主另一種可能　揚長避短的新方案》）

這正是美國選舉民主制度下特朗普現象產生的一個根本原因。當美國強大的時候，選舉政治的問題容易被遮蔽，民主容易被窄化為選舉在世界範圍內流行。可當美國選舉政治的危機日積月累，積重難返，既會造成重大風險，又會讓民主的信譽因選舉而受損。政治是共同體和民眾之間的契約，民主是人的解放和覺醒之後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其中一個重要形式便是選舉民主，但選舉並非民主全部，更不是民主理想的終點。既然政治是共同體和民眾之間的契約，那麼有效維持契約的前提是回應和解決民眾的訴求，贏得人心。否則，若選舉民主產生的政府遲遲不能化解困擾民眾的深層次危機，一旦突破臨界點，民眾的不滿量變引起質變，共同體和民眾之間的契約將毀於一旦，本有歷史進步意義的民主政治恐被無辜牽連。民主依舊充滿道德感召力，是人類對抗暴政的有效工具，但選舉民主早已危機四伏。

無需贅言，美國依然有許多先進的科技、經驗值得學習，美國社會的創造力和對於外來人才的吸引力仍然具有全球優勢。但不論歷數美國多少優點，都不能不承認的是，理念中的美國和現實中的美國有較大落差，支撐美國大廈的選舉民主基石正愈發變得不再牢固。2020年特朗普敗選讓美國在2021年初釀成國會騷亂。儘管在長期以來的民情、法治的作用下，多數人依然認同起碼的政治規則與選舉程序，美國順利度過危機，總統大權平穩交接。但長遠來看，如果不將民主從選舉泥潭中拯救出來，給民主另一種可能，如果依舊在既有迷思中不思進取，對正在聚積的風險視而不見，任由選舉民主的內在困境不斷侵蝕美國政治的健康因子，越來越多民眾困於失望和憤怒情緒後所激起的風浪，將讓美國越來越難以化險為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