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三 ｜來自亨廷頓的警示：中美政治衝突可能帶來悲劇後果

俄烏戰火未停，以巴衝突又起，面對四處起火的世界，以及愈發緊迫的氣候問題、能源危機等，人類仿若真的再一次走在了十字路口。是戰爭，還是和平？是「歷史重啟」，還是「文明衝突」？又該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面對的全球秩序？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強世功以《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面對的全球秩序》為題，揭示「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分析「普世文明」與「世界帝國」的歷史起源及其內在衝突，為我們全面深刻理解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的時與勢，提供了重要思路。本文原載《開放時代》2022年第2期，鑑於文章篇幅較長，故分為六篇發布。此為第三篇。

如果說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是冷戰結束後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政治意識形態，那麼悖謬的是，美國的政治生活並非歷史終結的樣板。雖然美國精英熱衷於考入商學院和法學院，但美國始終保持着在軍事上征服世界的激情衝動，始終保持着超越「舊世界」的優越意識。這種優越意識植根於清教徒的「選民」觀念，植根於建立「山巔之城」的「昭昭天命」，而正是這種優越意識推動美國人在建國之後開疆拓土，不斷髮動和參與戰爭，甚至成為一個「危險國家」，並最終建立起控制全球的世界帝國。

冷戰結束後，處於「歷史終結時代」的美國按理來說應該馬放南山、刀槍入庫，解散北約，銷燬核武器，退出全球佔領的軍事基地，應該在聯合國這個「普遍同質性國家」的聯合體中思考如何推動解決南北經濟不平等問題，或者全球面臨的風險問題。然而，後冷戰時期的美國不斷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反而是歐盟更接近於歷史終結的狀態。這就導致了卡根（Robert Kagan）所說的「美國人就像是來自火星，而歐洲人來自金星」。

在卡根看來，後冷戰並不意味着歷史終結，世界帝國依然有自己的政治敵人，其中不僅有摧毀世界帝國象徵（紐約世界貿易大廈）的恐怖分子，更重要的還有俄羅斯和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單極霸權的世界帝國體系所構成的挑戰。

就在西方普遍關注中國崛起的2008年，卡根寫作了《歷史的回歸與夢想的終結》，宣告福山所謂的歷史終結夢想徹底破滅了，因為俄羅斯和中國的崛起對美國的挑戰意味着歷史中的「政治」鬥爭再次展開，這場鬥爭依舊是「民主軸心」與「集權俱樂部」之間的鬥爭，而鬥爭的主線依然是自由主義與專制主義。

卡根對歷史終結論的批判集中在政治問題上。然而，他所強調的「政治」依然是傳統的以民族國家為基點的實力政治。政治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所強調的「國家間的鬥爭」。而國家之間的利益競爭歸根結底是由人性所決定的，即霍布斯所說的人與人之間圍繞榮耀、財富和權勢展開的競爭。然而，這種對人性的理解受到了解釋主義的挑戰，因為人對其利益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

正是從文化價值和文化認同的理論視角入手，亨廷頓批評了這種經典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認為「在冷戰後的世界中，族群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對國家最重要的分類不再是冷戰中的『三個世界』，而是世界上的七八個主要文明。……在這個新的世界裏，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衝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衝突，而是隸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衝突。……而最危險的文化衝突是沿着文明的斷層線發生的那些衝突。」

國內不少學者對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提出批評，認為文明之間不應該強調衝突，而應該強調文明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借鑑。這種批評忽略了亨廷頓的理論着眼點始終是「政治」，尤其是在「我們是誰」這個認同的根本分歧上形成的敵我劃分的政治。亨廷頓對現實主義理論的修正不僅在於從文化認同的視角來重新釐定「國家利益」這個概念，更重要的是他敏鋭地洞察到全球化已深深地改變了歷史，國家主權受到嚴重削弱，世界歷史不再可能回到17世紀經典的主權國家作為政治主角的時代，而是已經進入了帝國時代。

雖然亨廷頓並沒有將「帝國」概念作為其理論分析的核心概念，但他所說的「文明」概念實際上就隱含着帝國政治。因此，他強調後冷戰的全球政治已經不再是摩根索所關注的「國家之間的政治」，而是「帝國之間的政治」，其中既包括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帝國體系與各個抗爭中的主權國家或者文明之間的政治衝突，也有各種文明之間的衝突。在這種「文明的衝突」中，主要矛盾就是作為全球整合力量的西方文明與幾個缺乏共同性的非西方文明之間的鬥爭。可見，對於亨廷頓而言，「文明」概念不過是「政治」概念的偽裝，基於認同的「文明」更容易降低群體與群體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辨識敵我的成本，從而成為一種更方便用來整合鬥爭力量、劃分鬥爭陣線從而組織政治動員力量的口號。

因此，亨廷頓在使用「文明」這個概念時，實際上包含了兩重含義。一方面，他從文化的角度將「西方文明」與其他「非西方文明」放在一個共同的層面來討論，強調每一種文明所具有的文化價值觀念；另一方面，他又從政治的角度將「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區別開來，認為前者代表了一種「普世文明」，基於西方政治經濟力量在全球的支配實力。

在前一種意義上，文明的核心是文化或者宗教，而在後一種意義上，文明的核心乃是帝國政治。文明是帝國政治的閃亮外表，而帝國政治才是文明的堅實內核。帝國政治根據文明的外表來區分敵我，因此，亨廷頓在界定每一種文明時特別關注文明的「政治結構」，即每一種文明都需要有核心國家，也就是該文明中最強大，文化上居於中心地位的一個國家或一些國家。

「文明的核心國家是文明內部秩序的基礎，而核心國家之間的談判則是文明之間秩序的基礎。」所謂「文明的衝突」本質上是核心國家所凝聚起來的帝國政治的衝突。由此，亨廷頓認為要區分「歷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前者總是和地理空間以及帝國的體系等聯繫在一起，也就是區域性的文明帝國，而「今天的文明」則出現了「單一文明」和「多元文明」的區別。這裏所說的「單一文明」就是西方崛起後能夠將全球整合在一起的世界帝國秩序。

然而，與福山對後冷戰以來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的樂觀不同，亨廷頓從長期的歷史趨勢中看到「西方主宰天下的時代正在終結。與此同時，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權力中心的興起正在促進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復興進程」。這種對全球政治趨勢的觀察，實際上源於對人性的哲學洞見，即人並非利益計算的理性動物（「末人」），相反，在關於「我是誰，我屬於哪裏」的問題上，人最終將接受宗教的解答。因此，他對「文明」的劃分始終以宗教作為基礎，其中最重要的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

可見，他對文明的理解始終沿着權力政治（核心國家）與文化認同（宗教）這兩條相互交織的線，將文明衝突理解為非西方文明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來自經濟上崛起的中華文明和原教旨主義復興的伊斯蘭文明的挑戰。儘管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的共同性遠遠比不上二者與西方文明的共同性，卻被認為「共同的敵人將產生共同的利益。伊斯蘭社會和華人社會都視西方為對手，因此他們有理由彼此合作來反對西方」。可見，文明衝突的根本乃是政治的衝突。

從某種意義上說，亨廷頓關於文明衝突的理論及其對後冷戰全球政治的分析，比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更為準確地預測了後來全球政治局勢的發展走向。尤其是「9·11」事件之後，歷史終結論退出歷史舞台，而文明終結論則廣為傳播。這種「政治」的復歸也連帶地讓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強調「敵我劃分」的政治學說在西方開始復興。儘管亨廷頓也強調「文明斷層線」上的衝突，即圍繞伊斯蘭文明與其他文明的衝突是全球文明衝突所面臨的首要挑戰，但亨廷頓並不認為伊斯蘭文明的挑戰的是致命的。這不僅是因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依賴宗教激情，更重要的是伊斯蘭文明缺乏核心國家來挑戰西方的世界帝國體系。

在他看來，真正對西方文明構成挑戰的乃是中華文明，甚至在《文明的衝突》一書的最後，他以台灣地區的軍事衝突為出發點，沙盤推演了中美兩個文明的核心國家可能爆發的戰爭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政治格局的變化，並以此來警示中美政治衝突可能帶來的悲劇性後果。為此，他從保守主義的立場出發，對美國的政治家提出忠告，即美國必須放棄推行普世主義，放棄世界帝國體系的建構，而應着眼於在文化多元和文明多元的基礎上構建世界和平。這個主張無疑與中國政府始終強調的「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治主張相契合，對於今天美國的政治家們而言無疑也是一副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