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二 ｜科技理性終結歷史？福山為什麼錯了？

俄烏戰火未停，以巴衝突又起，面對四處起火的世界，以及愈發緊迫的氣候問題、能源危機等，人類仿若真的再一次走在了十字路口。是戰爭，還是和平？是「歷史重啟」，還是「文明衝突」？又該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面對的全球秩序？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強世功以《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面對的全球秩序》為題，揭示「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分析「普世文明」與「世界帝國」的歷史起源及其內在衝突，為我們全面深刻理解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的時與勢，提供了重要思路。本文原載《開放時代》2022年第2期，鑑於文章篇幅較長，故分為六篇發布。此為第二篇。

在世紀之交，人們普遍認為最能把握時代精神的莫過於福山在1989年發表的「歷史終結」演講。在隨後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中，他系統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即自由民主體制儘管在現實中遇到各種挑戰，但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自由民主的理想則已盡善盡美」。

這本著作既是後冷戰來臨之際對全球政治歷史現實的思考，也是西方思想界內部對話的產物。他要對話的或者要批判的理論，除了作為對手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各種理論（如依附理論等），還有種種對自由民主提出批評的理論，包括從兩次世界大戰出發對現代化理論及其背後進步主義內核的反思與批判。這些理論挑戰都指向一個問題：「究竟自由民主是全人類的普遍熱望，抑或他們早先的自信只不過是自己種族中心主義的反映」？這本書試圖從政治哲學的視角為自由民主進行徹底的辯護。

在福山看來，任何政府都必須面臨正當性的挑戰，而在回應「一個人為什麼可以統治別人」這個問題時，他認為，與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及各種宗教神權思想相比，自由民主乃是人類歷史上能夠發現的最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因為它深深地植根於人性之中。因此，「如果我們現在無力想象一個與我們自己身處其中的世界本質上不同的世界，也找不到明確的或顯然的方式，來表明未來世界會對我們的當前秩序有一個根本的改善，那我們也就必須來考慮歷史本身可能走到了盡頭這樣的可能性了」。

「歷史終結」作為一個哲學概念，思考的是一個「大寫的歷史」，即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明曾經在不同的地理空間中按照自己的歷史傳統向前發展，當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文明崛起推動的全球化使得這些不同地理空間中的歷史軌道連接在一起，形成彼此互動的全球歷史的時候，就需要在哲學上探求一種面向全人類的「普遍歷史」（universal history）。也就是說，要在這種彼此分割，且人種、語言、文化、信仰完全不同的複雜歷史現象背後，找到一個指引人類生活未來發展方向的目標或意義模式，產生出一種真正的普遍主義哲學，由此來形成對全球普遍歷史的敘述。人類歷史唯有在這個終極目的下才可以獲得理解和終極意義。

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思考「普遍歷史」本身就意味着一種全新的歷史哲學，即歷史不是像古典思想家們所理解的那樣是循環的，而是有一個指向未來的目的和終點。這種線性時間觀念源於基督教，也是獲得科學支持的。上帝從創世到末日審判奠定了一種線性時間觀念，而科學家相信在複雜多樣的人類歷史和社會發展變化背後能夠找到普遍法則。

因此，關於普遍歷史及歷史終結的思考實際上是基督教救贖歷史觀的世俗版本，歷史取代上帝，人類最終的哲學意義取代上帝的末日審判。更重要的是，伴隨着地理大發現，全球不同地理空間中發展出來的各種文明傳統共同參與到了這場普遍主義的爭奪中，而歐洲的崛起及其對全球的征服為歐洲人書寫普遍歷史奠定了政治基礎。正是在這種普遍主義哲學的基礎上，福山認為人類歷史上關於好的生活方式的競爭終結於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也被視為「福音書」。

福山回顧了西方思想史上圍繞歷史終結論展開的自由主義版本與馬克思主義版本之間的辯論。福山的闡述並不具有理論上的原創性，但他用通俗的語言，系統地總結了西方政治哲學對人性及人類歷史邁向自由民主之內在機制的理解。

一方面，他從「經濟人」的唯物主義視角總結了科學技術進步為自由民主政體提供的前提條件；另一方面，他從「激情的人」的唯心主義視角總結了人類尋求承認的鬥爭如何推動自由民主政體的最終實現。

由此，他的理論實際上是黑格爾與馬克思兩種版本的歷史終結論的調和，也是對柏拉圖思想中關於人性中「慾望」與「激情」這兩種力量的調和。由此，自由民主政體並非像馬克思主義者所批評的那樣僅僅是對私有財產的政治保護，而是來自更高的精神層面對渴望獲取承認的追求。

歷史終結是以對人性中的激情和慾望的馴服作為前提條件的。福山清楚地意識到，在「歷史終結」處乃是人人平等所帶來的那種尼采所說的「末人」當道的世界，整個世界將陷入虛無主義。對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不滿以及由此產生的超越物質財富的精神追求，是否會導致「歷史終結」與「歷史重現」之間的循環？在福山看來，保障「歷史終結」之後歷史不再「重返」的，不是對人人平等的精神渴望，也不是「哲學王」式的理性引導，而是科技理性所創造的某種必然性：「現代自然科學的宏偉機制，是防止歷史重啟和向最初的人回歸的一道防護堤，這一機制由無限的慾望所驅動，並由理性引導。」

這裏所謂的「理性的引導」，一方面是將人追求卓越的行為引導向體育和商業，將戰爭衝突變成體育競賽和商業競爭，精英們超越和征服的慾望就通過湧入商學院和法學院來實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讓不甘當「末人」甚至渴望成為「超人」的人們意識到：「優越意識在現代世界的復活，既意味着與這個強大且充滿活力的經濟世界的決裂，也意味着扯斷技術發展的邏輯的企圖。」顯然，福山在這裏所提供的理由不再是哲學論證，而是訴諸全球政治的歷史經驗：

這些決裂在某些特定的時空被證明是可能的，比如德國或日本那樣的國家為了獲得民族承認而把自身獻上祭台時，但這樣的決裂是否可以在整個世界長時間保持，則是可疑的。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戰爭期間，德國和日本固然是受到獲得優越性的承認這一慾望的驅動，但是，它們也認為自己也是在通過Lebensraum（生存空間）或「共榮圈」來保障各自未來的經濟。後來的經驗向這兩個國家表明，通過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要比通過戰爭更容易保證各自的經濟安全，而軍事佔領這條路是對經濟價值的徹底毀滅。

在此，福山再明確不過地指出，「歷史終結」之所以終結於西方自由民主政體，就在於西方人壟斷着科學技術，控制着「經濟世界」，由此，任何大國崛起帶來的超越努力，哪怕像「超人」一樣偉大，最終也要服從科技理性和經濟世界的法則，科技理性和經濟理性的力量才是最終決定性的力量。可見，「末人」之所以不屑於「超人」的理想，是因為他們掌握支配世界的科技力量和經濟力量。用今天的話來說，隨着算法統治時代的到來，「末人」甚至會被「機器人」所取代，真正的歷史終結處乃是機器人統治的時代。因此，歷史終結的政治根基在於美國通過對經濟世界的控制而建立起控制全球的世界帝國。如果說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關於歷史終結的論述以歐洲作為政治想象，從而將歷史終結歸結到普遍主義的同質性國家，那麼福山無疑是以美國作為政治想象，認定歷史終結於世界帝國的建立。

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終結實際上意味着政治的終結，即一個控制全球科技和經濟力量的世界帝國壟斷了政治，從此，當面對任何崛起大國的挑戰時，世界帝國所需要的僅僅是評判執法活動。在哲學上，歷史終結就意味着在一個「末人」當道的世界上，不需要圍繞「何為好的生活方式」展開嚴肅的討論，更不需要根據這種爭論所產生的根本分歧而劃分敵友，因為自由民主已經成為最好的生活方式。這也意味着軸心時代以來所形成的多元文明時代的終結。因此，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伴隨着冷戰的結束，成為美國以全球化的名義來推動世界帝國建設的官方意識形態。然而，自由民主政體僅僅是基督教文明的產物，還是源於基督教文明但具有潛在的普遍性，從而成為一切國家或文明必須接受的歷史命運？這恰恰構成福山和他的老師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