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福與秦剛被免職　給兩岸「民主」帶來什麼啟發？

10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議，免去李尚福的國務委員、國防部部長職務，而已在7月25日被免去外交部部長的秦剛，則在此次會議中被免去國務委員職務，兩雙靴子終於落地。對於兩人被免職的重重幕後，依舊是外界好奇窺探的對象，西方和台灣還是拿着「權鬥」的放大鏡，又或者是奔着中共黨內高層的秘辛而去。

事實上，李秦兩人去留過程，無論對於自詡為「民主燈塔」的台灣，抑或是追求「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中國大陸來說，都可以從中看到一些對於「民主」的啟發。

首先，對台灣而言，應該看到中國大陸高層官員的任免，正走上「依法治國」的道路，按着明確的規則起用與免職官員，不再是刻板印象的「集大權於一人」的「獨裁」，不是說上就上、說下就下，而是有着明確的「遊戲規則」。

大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於2021年3月11日「兩會」期間經過修正，第31條規定：「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可以決定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的任免；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名，可以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任免。」以及第32條規定：「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委員長會議、國務院總理的提請，可以決定撤銷國務院其他個別組成人員的職務；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請，可以決定撤銷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個別組成人員的職務」。

該次修法，雖被認為是人大常委會人事權「擴權」，但也理解為更加明確了全國人大在政府機構人事任免的職權。可以看到，當秦剛長時間消失於鏡頭前，直到7月25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後，決定免去其外長職務；再到10月24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後，決定免去其國務委員職務。說明對於秦剛的問題調查，經過兩階段的釐清後，並依法經人大常委會決議，而有了最終的定案。

而李尚福則是在10月24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一次被免去國防部部長與國務委員職務，說明了中國政府對李的問題，已經有了完整的結論。

相對於此，台灣的政府部門官員任免，起用一名政府部會首長，基本上體現的是總統或行政院長等黨政高層的意志。而一名首長的下台則更為複雜，就算其施政不滿意度再高，只要獲得高層信任，便可以在位置上高枕無憂；要不然便是牽涉到政黨惡鬥以及選舉利益考量，才可能令一位部長層級的官員落馬。

在台灣還可以看到，官員的下台可能是「以退為進」，避避風頭之後，又出任了另一職位。例如台灣前農委會主委、改制後的第一任農業部長陳吉仲，無論台灣人民再怎麼買不到雞蛋而怒火中燒，但他依舊在職位上坐得安穩，直到火燒到執政黨的選情了，才在含淚悲情中依依不捨的離開位子。

固然台灣的民選體制，總統具有民意代表性，但民意往往只展現在投開票那一天，之後的政府運作，展現出來的幾乎完全是執政黨的盤算與算計。中國大陸被台灣視為「不民主」，但官員落馬卻需要經歷嚴謹的調查程序，以及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反而更加突顯其民主性、規範性與法治意義。

其次，對大陸而言，秦剛和李尚福在正式被免職之前的長時間「隱身」，給了外界不必要的大做文章空間，各種繪聲繪影，對「第五個現代化」的實踐還是存在着不健康的影響。

中共既然講「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且在十八大之後有了更多更具體完善的立法與修法，那麼應該在人事上照着規矩走，揚善懲惡，秉持自信對內對外說明任一官員涉犯的問題，一來得以消弭外界不必要的耳語傳聞，二來得以樹立嚴格治黨、依法治國的典範，三來還可以給其他官員提供警惕。

如今傳統的民主大國，例如美國已流露出民主失能與失靈的亂象，甚至國會議長的上上下下，都成為黨爭的戰場；而英國如流水般的首相更迭，也令世人看傻了眼。越來越多政治學者體認到，「治理」是「民主」成功和延續與否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那麼讓高層人事任免制度化、透明化、規則化，必然是「良治」組成的關鍵，為「中國式現代化」的說服力與影響力經由實際作為充實內涵。

李尚福、秦剛的下台，並不代表問題的結束，而是解決問題的開始。台灣需要放下自己的意識形態偏執，看到中國大陸走在軌道上的「第五個現代化」，在高層人事的免職亦須依法依規，而非政黨政治算計；大陸則需要有更強烈的自信，破除外界有意加諸於其身的神秘性，在依法依規免職有問題的官員之時，讓外界看到奠基於「第五個現代化」的制度優勢，從而杜悠悠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