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觀情緒持續蔓延　中國經濟「凜冬將至」？

《中國經濟步入放緩 40年飛升期恐告終》、《「對未來沒什麼期待」：在經濟困境中掙扎的中國人》、《就業形勢嚴峻 中國青年夜不能寐》、《中國的經濟危機有多可怕》……這是國際媒體連日來針對中國經濟狀況的報道，諸如此類的悲觀論調還有很多。隨着中國青年失業率高企不下、房地產龍頭企業接連暴雷、一系列政策工具兼不起實際作用之後，這樣的悲觀情緒開始加速蔓延，美國總統拜登甚至將中國經濟視作一顆「定時炸彈」。

面對這樣的境況，人們不禁要問：在改革開放40多年的狂飆突進之後，中國經濟真的「凜冬將至」了嗎？在疫情三年之後的今天，全力拼經濟的關鍵究竟是什麼？

早在今年6月，《香港01》即在《清華教授呼籲警惕打仗思維 「全力拼經濟」的關鍵是什麼？》一文中，引用了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的觀點，指出全力拼經濟的重點在穩預期。按照孫立平的說法，「現在人們經常在講一個詞，預期。可以說，這是一個真正的癥結。預期是什麼？是對外部環境的感受和反應，是對未來的某種想象。為什麼很多人節衣縮食減少消費？為什麼一些本來很想幹事情的企業家不願做長遠的規劃和投資？是因為心裏不踏實。所以，要走出經濟疲弱的狀態，關鍵是要營造一種讓人踏實的營商環境，營造一種讓人踏實的生活環境。怎麼才能營造這樣的環境？正常、平和、穩定、明確、彈性，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

官方也知道要營造一種讓人踏實的營商環境，所以不僅在大小會議和各種場合喊話民營企業和對外資的肯定，還接連出台了《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優化外商投資環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資力度的意見》；官方也知道要營造一種讓人踏實的生活環境，所以面對民眾反映強烈的問題，涉事部門都儘可能及時回應，並不斷從「總體賬」和「長遠賬」的維度穩信心、穩預期。諸如此類的舉動，在效果層面卻並不盡如人意。

一方面，經過疫情三年的消磨，中國社會面臨很大的信任危機，尤其是公信力危機。加之官方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形同兩個平行時空，這進一步加劇了信任危機，並導致官方對社情民意的把握極其有限。

作為「中國通」的美國人龍安志在其著作《朱鎔基傳》中，多次談到朱鎔基所強調的對社會心理的把握。龍安志說，當他問朱鎔基總理在他做出那些重大的經濟金融決策時，在做最後決定的那些關鍵時刻，他在考慮些什麼？朱鎔基回答道，「我認為中國的改革是成功的，尤其是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最重要的是有強大的核心力量，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的12.5億人民對黨有信心。因此，在任何艱難時期，我們的決定都能得到實行。每個人都知道，在經濟學中有社會心理學效應，也叫『羊群效應』。如果人們對你的決策失去信任，即使是正確的決定也很難實施。因此，中國目前的決策層全面估量各個方面，分析、比較，在做出政策決定之後，全黨全國人民都必須支持它的實施。如果我們擔心這個政策有缺點，今後可以調整，進一步完善。這一點給我印象最深。如果人們懷疑你的政策，即使它是對的，也很難實行，不會產生任何效果。」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朱鎔基於2002年11月在香港進行為期三天的考察訪問，期間朱鎔基出席特區政府舉行的歡迎晚宴，並在晚宴上發表講話。在講話中，朱鎔基再次談到了對社會心理和脈搏把握的重要性。「我記得1998年的時候，美國克林頓政府的副總統戈爾（其實他最近到過香港），他見我，他說：『聽說你很崇拜Mr. Greenspan（格林斯潘，時任美聯儲主席）。』我聽了，我不太高興。我說，『我很尊敬Greenspan先生，我願意向他學習，但是他在美國乾得很好，到中國來不一定幹得比我好。』」緊接着，朱鎔基表達了自己的底氣所在，「我因為在中國搞經濟半個世紀多了，50多年了！我對於中國經濟的每一個脈搏的跳動，我都還是聽得出來的。」

聽得出來每一個脈搏的跳動，才能更好的研判民心、民意，才能更好地規劃未來。當民心、民意從具象走向抽象，當「人們懷疑你的政策」，再多的刺激恐怕也很難取得實效。

另一方面，雖然疫情結束了，但社會面很多「物力隔離」並沒有徹底清除，反倒形成了某種路徑依賴，這阻礙了社會的正常化、彈性化。

武漢大學社會學教授呂德文日前在《大學之大在開放》一文中，重點談了高校自疫情以來的封閉管理情況。作為長期關注基層治理的社會學者，呂德文延續了其一貫單刀直入的風格，在開篇即寫道，「今年以來，由於國家的疫情管控已經放開，學術活動也多了起來。筆者在北京、上海、武漢、南京、天津等諸多高校集中的城市，都有學術活動。這些城市的幾乎所有高校，都還在採取封閉管理措施，每到一所高校訪問，都要預約。外面的客人可以預約進校，本地的市民卻無權出入。」

在正文中，呂德文提到，「這就造成了一個奇觀：大學已經不是市民的大學，不是城市的大學，而是少數人的大學。」「其實，問題何止於此？現如今，最嚴峻的問題是，城市和大學已經隔離了。」「這些物理隔離，隔離不僅是空間，還是人心。」「高校成了『禁地』，公共部門成了『重地』，這個城市還有何活力可言，社會還談什麼平等？」

叩問之外，呂德文還在文章最後建言獻策，「高校還是要有點社會責任感。現如今，各個高校都在強調自己的社會服務功能。各個高校還是從身邊的小事做起吧。最實在也最可行的社會服務，不是為城市產業發展轉化多少成果，為城市治理提供多少智力支持，而是開放校園，讓大學成為城市的一部分。」「大學之大，不在大樓，在大師，也在開放。城市不設防，大學要開放，人心才自由，社會才有活力。」

事實上，不只是高校延續了疫情期間的封閉管理模式，很多公共部門也在疫情之後成了嚴防死守的「重地」。最為典型的，便是天安門廣場。時下正值暑期，很多家長帶着孩子來北京旅遊，天安門廣場便是必打卡地，可現如今，天安門廣場不僅需要提前預約才能進入，而且層層加碼的安檢讓人精疲力竭，廣場四周的層層圍欄，隔絕的，同樣是人心，以及一個剛性的而非彈性的社會。

所以當我們從上到下都在全力拼經濟時，公信力的重建、社會互信的重建，以及回歸一個彈性的、正常的社會樣態，更不容低估。因為這不僅關乎拼經濟的實際效果，也關乎我們究竟能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