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阿南友亮：五大事項促成第四次台海危機　中共臨兩大難題

作為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台灣問題不僅牽動着中美關係，其最終如何解決也將成為影響世界格局走向的重大事變。一年前，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反對訪台，引發人們對第四次台海危機的聯想與想象。一年後的今天，台海危機並未隨着訪台熱潮的結束而降温，反倒在被改變的現狀之下一路狂飆。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中國的鄰國，日本所扮演的衝鋒者的角色頗為突出，不僅「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成了日本政客口中的高頻詞，而且日本的台灣執迷也促使北京開始將「琉球」問題擺上枱面。

日前，日本中國研究所在日本東京東洋文庫博物館舉辦《中國年鑑2023》出版紀念研討會，日本東北大學教授、知名國際問題專家阿南友亮出席並做了題為《第四次台海危機如何產生》的演講。值得一提的是，阿南友亮的祖父是舊日本帝國時期的前陸軍大臣阿南惟幾，父親是曾擔任日本駐中國大使的阿南惟茂，母親則是美裔歷史學者阿南史代。阿南惟茂於2001年至2006年擔任駐華大使。由於父親是外交官，阿南友亮也在小學五年級至初中二年級期間隨父母在中國學習生活。作為日本知名的政治學者，阿南友亮長期研究和關注中國歷史，並著有《中國革命與軍事》（2012）、《為什麼中國繼續擴大軍事力量》（2017）等。

在圍繞第四次台海危機所做的演講中，阿南友亮開宗明義，「佩洛西訪台僅僅引爆了美中兩國圍繞台海博弈所保留的最後的『靜默』，第四次台海危機其實始於更早之前。」阿南友亮進一步解釋道，中國在進入習近平時代後，走的是不同於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的路線，同時，習時代的中國更加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或者說是正統地位。一個明顯的變化是，發展軍力被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美中之間的對抗，具體表現為台海危機，這是所謂第四次台海危機的本質。」

緊接着，阿南友亮從五個方面展開論述，解釋了何以釀成第四次台海危機，以及為何中共要舉行規模空前的圍台軍演。

首先是香港自2019年以來的變化，這樣的變化看在台灣眼裏，「直接後果是香港現狀之於台灣的觀感——藍綠兩大陣營乃至一般民眾已無法再回到一國兩制的預期中討論統一的問題。」在香港修例運動爆發之際，台灣藍綠陣營即不同程度地開始「吃豆腐」、「揀槍」，並喊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然則即便沒有香港修例運動，北京提出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也未能成為台灣朝野各黨乃至一般民眾願意接受的選項。

其次，阿南友亮談到香港修例運動的另一個「溢出效應」，那就是推動了2020年蔡英文在總統大選中的勝選。這樣的結果，「讓中國大陸在政策上對台灣倍加警惕，兩岸的緊張不僅沒有得到緩和，雙方對於對方的不信任感反而都在增強，由此開始醖釀危機的形成。」

第三是外界不斷觀察到中國針對台灣及周邊國家強化軍事壓力。「舉例來說，根據資料統計，中國大陸解放軍的軍機近年來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圈的架次大幅增加，2020年大約有380架次，到了2021年就增長到了約950架次。2022年6月舉行的QUAD日美澳印四方首腦會談期間，中俄轟炸機編隊聯合繞日本列島飛行一周，而2021年和2022年，中俄海軍聯合艦隊也環繞日本列島航行一周，這讓日本方面也感受到來自中國的軍事壓力。」

第四，阿南友亮提到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徹底轉向，也即從以往的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把台灣問題定義為所謂民主和專制之間的對決，並已經在多個場合下公開表示，台灣是民主陣營的一員，美國理解並將繼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但台灣作為民主陣營的重要成員，其發生不測事態時，美國將進行軍事幹涉，這對於中國來說，美國的背信棄義又成為『切齒之恨』。」

最後是近期歐盟議員對台交流的活躍化。「可以看到，在2020年之後，歐洲議會和歐盟成員國的議會議員團就開始陸續訪台，這是之前不曾出現過的現象。」歐洲和台灣交流的活躍化也使得北京加大了在台海的立場宣誓和軍力存在。

阿南友亮認為，上述五點原因是促成第四次台海危機的短期直接誘因，但他同時強調，從本質來說，台灣問題的根本還是美中關係內涵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作為國共內戰歷史的研究專家，阿南友亮進一步回溯了台灣問題更大的歷史脈絡。

「從歷史來看，台灣問題是二戰結束後發生的國共內戰的延續，1970年代，美中之間關係開始回暖，隨着美中建交，中國藉由穩定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抓住地緣政治戰略機遇期，着手解決台灣問題。1980年代，中國大陸解放軍海軍司令員劉華清提出近海防禦戰略，從戰略上確定了中共完成長期未完成的內戰，解放全部領土，結束中國的國家分裂狀態。從這點來看，中國大陸和台灣，北京和華盛頓的之間緊張的種子從一開始就種下了。因為這一時期，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啟動，日本、美國和歐洲的企業和資本大舉進入中國市場的時期。因此，日中關係和美中關係從一開始就存在着經濟熱絡但軍事緊張的結構性矛盾，而這一結構性矛盾在1995年、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中表現的淋漓盡致。針對這種情況，日美兩國的戰略是，在兩國內部調整日美同盟關係，完善台灣有事時的各種準備。而兩國對中國則是繼續加強經濟交流，並且堅持『經濟發展→社會變化→政治體制民主化改革』這一政治反應會在中國發生的戰略認同，並認為這一劇本的實現會給地區緊張局勢帶來緩和。但日美並沒有認識到由於中國內部本身存在着其特有的結構性矛盾，西方這種劇本其實根本不可能實現，只不過是不切實際的異想天開。」

顯然，從一開始，中國就不會沿着西方設定的「劇本」走。習近平上台後，更加堅定地走適合中國自己的道路，十八大報告提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十九大報告提出供各國選擇的中國方案、中國道路，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無疑都是在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此，美國方面承諾的「四不一無意」，也即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製度、不尋求通過強化盟友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既是對以往異想天開「劇本」的推翻，也是面對崛起的中國不得不展示的姿態。

針對中國在疫情之後內政外交方面的變化，阿南友亮在回應《香港01》記者提問時，提到了中國道路面臨的兩大困境和難題。其一是結構性的貧富分化，以及由此導致的官民對立和社會穩定問題。「人口占比不多的新興富裕階層和中產階層擁護現在的體制，並與權力階層連結，而人口數量龐大的一般底層民眾的收入增長緩慢，始終無法出現質的變化，這就是目前中國出現的結構性貧富差距。」在阿南友亮看來，這種貧富差距所生成的不滿，很容易導致官民對立，進而造成社會維穩成本的增加。

其二是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國內排外的民族主義增強。在阿南友亮看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樣的宏大敘事要求中國在戰略上必須收復台灣、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南海的諸島礁等「失地」。在這樣的戰略下，伴隨着經濟發展，中國輿論場中對外強硬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排外的民族主義表現得十分明顯，這也是導致中國外交走上「強硬路線」的要因之一。同時這也使得中國與自身發展經濟所需要的各個夥伴國的關係變得很不穩定，反而給中國實現國家復興帶來了負面影響。「本來應該是促進包容融合的改革開放，竟然在不斷誘發排外和閉關鎖國，這也讓中國自身陷入兩難，而類似的情況在清朝末年清政府主導的各項社會改革過程中也曾出現過，非常值得今人反思借鑑。」阿南友亮最後說。（旅日資深媒體人海鳴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