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漢朝和武帝類比當下中國？非蠢即壞

日前，有一篇網文《大漢王朝之：我們為什麼遲遲不救經濟》在內地輿論場上流傳。該文認為漢武帝之所以不去拯救經濟，是為了服務於北擊匈奴的國家擴張政策，是為了後續發行過量貨幣以集中國民財富預備政策空間。該文雖寫的是漢武帝時期，但多處流露出對當下中國社會現實的關注，甚至引述中國共產黨二十大以來的高頻用語——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該文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對人民疾苦的同情，但主要關注點還是漢武帝的國家擴張政策和漢武帝時期所立下的不世之功。

這篇文章不是孤例。在內地輿論場上，總是有一部分人喜歡拿大漢王朝來對比當下社會，並不時流露出對於漢武帝的嚮往。在他們的潛意識中，彷彿今天中國需要像當年漢武帝那樣奉行國家擴張政策，進而讓四海賓服、萬邦來朝，重建大國榮光。

應該說明的是，這樣的想法並非主流，更和當下市場經濟時代的中國內政外交政策有着根本性衝突。自毛澤東、周恩來時期以來，中國便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作為國際交往的基本原則。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將和平與發展作為世界潮流，對外反對霸權主義、主張國際秩序的民主化，奉行務實主義外交路線，對內把經濟民生作為國家政策的重心，一心一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過去一些年以來，中國政府又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倡導國與國之間的平等交往與和諧共處。與之相比，傳統中國社會所期待的四海賓服、萬邦來朝的圖景，早已不合於時代潮流。

用大漢王朝和漢武帝來類比當下中國社會現實，是非常不恰當的。大漢王朝是君主專制體制，是生產力水平非常低下的傳統農業社會，是整個社會的觀念保守與落後。與之相比，今天中國雖有各種各樣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問題，但不能否認的是，今天中國是在近代民主共和的浪潮下產生，又經過改革開放45年的發展，不論政治、經濟還是社會文化，早已經與傳統中國有根本性區別。正因這樣，今天中國注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注重通過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來建立合法性。這才是現代國家競爭的關鍵和王道。

不應忽略的是，內地不少人對於漢武帝存在相當多的誤解和幻想。誠然，漢武帝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他很有能力和作為，他的任內創下封狼居胥的軍事奇蹟，大漢王朝的軍事實力和疆域達到鼎盛。但被人忽略的是，漢武帝同樣是一位窮兵黷武、殘暴無情、縱情享受的專制君主，在他大國榮光的背後是民不聊生，是動輒大規模人口死亡，幾乎釀成大亂。漢武帝用他的好大喜功生動闡釋了什麼叫「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中國古代傑出的史學家司馬光曾這樣形容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禍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在漢武帝后期，面對國窮民竭、百姓流離失所的困局，他不得不承認他的所作所為已讓大漢王朝有「亡秦之跡」。所幸的是，漢武帝晚年修正錯誤，下達輪台罪己詔，開始「禁苛暴，止擅賦」，再加上他臨終託孤時選擇了對的輔政大臣霍光，適時推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才不至於讓漢朝迅速滅亡。可即便如此，經過漢武帝的折騰與揮霍，大漢王朝早已元氣大傷。

如果信奉歷史的書寫應該站在人民立場上，那麼在傳統中國的君主中，漢武帝並非一位值得稱道的君主，他比唐太宗李世民差遠了。所以說，在經歷過民主共和浪潮洗禮的當代中國，一些人再去片面歌頌漢武帝是不恰當的。用過去一些年中國積極作為的內外政策來類比大漢王朝和漢武帝，更是非常不合適。當下中國的積極有為政策是在改革開放45年以來的大框架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理念下進行，與漢武帝迷信武力、濫用民力有根本性區別。去年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台，激化台海局勢，當時不少人都在鼓吹軍事打擊，但中國保持了高度的理性和清醒。這有力說明一些人對於大漢王朝的鼓吹與當下中國的內外政策完全背道而馳。

去年6月，《人民日報》頭版刊發的《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認為：「應深刻認識到，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體量巨大、向上發展的國家來說，外部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不安全因素歸根結底屬於外因，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能不能在新徵程上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歸根結底要看內因，看我們能不能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該文重提當年鄧小平說的「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幹」，認為「沒有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形成的強大實力」，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就不可能在世界大變局中開創新局、在世界亂局中化危為機」。

從去年應對佩洛西到《人民日報》的發聲，已經說明今日中國與大漢王朝的根本差異。時代已經不同，社會情勢千差萬別，國家競爭、政權合法性的形式和內容都已發生深刻變化。在今天的世界，比的是誰讓人民生活過得更好，誰能有更先進的科技，誰能讓社會實現良政善治。這也是改革開放45年以來的寶貴經驗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