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關鍵是什麼？

日前，中辦印發《關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雖然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高層已經有過多次預告，但當升格之後的中辦印發專門的《方案》，結合該內容，仍能看出一些高層大興大調研的意圖與端倪。

先看《方案》本身，歸結起來有三點值得關注：

其一是很鮮明的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

《方案》在第一部分「重要意義」和第二部分「總體要求」中列明了該《方案》推出的內外背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國內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躲不開、繞不過，各種風險挑戰、困難問題比以往更加嚴峻複雜，迫切需要通過調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找到破解難題的辦法和路徑。」為了突出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堅守黨性原則，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聽真話、察實情，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報喜又報憂，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

其次是列明了12大調研內容及工作步驟，避免《方案》本身淪為缺乏可操作性的走過場。

《方案》在第三部分「調研內容」中，詳細羅列了包含12個大項的調研內容，包括：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全面依法治國中的重大問題，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挑戰，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維護社會穩定中的重大問題，全面從嚴治黨中的重大問題，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長期未解決的老大難問題等。在全面從嚴治黨中的重大問題中，方案提到，落實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不夠強，幹事創業精氣神不足、不擔當不作為，應對「黑天鵝」、「灰犀牛」事件和防範化解風險能力不強，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特權思想和特權行為等重點問題。

第四部分「方法步驟」還給出了調查研究的6個步驟，其中要求：黨委（黨組）主要負責同志要親自主持制定方案；縣處級以上領導班子成員每人牽頭1個課題開展調研，同時，針對相關領域或工作中最突出的難點問題進行專項調研；對短期能夠解決的，立行立改、馬上就辦，對一時難以解決、需要持續推進的，明確目標，緊盯不放，一抓到底，做到問題不解決不鬆勁、解決不徹底不放手。

第五部分「工作要求」還羅列了一些負面清單，比如：調查研究要嚴格執行中央八項規定及其實施細則精神，輕車簡從，厲行節約，不搞層層陪同。要採取「四不兩直」方式，多到困難多、群眾意見集中、工作打不開局面的地方和單位開展調研，防止嫌貧愛富式調研。要加強調研統籌，避免扎堆調研、好倉調研、重複調研，不增加基層負擔。要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搞作秀式、盆景式和蜻蜓點水式調研，防止走過場、不深入。要在調查的基礎上深化研究，防止調查多研究少、情況多分析少，提出的對策建議不解決實際問題。

最後是提到「對錶現在基層、根子在上面的問題，對涉及多個地區或部門單位的問題，上下協同、整體推動解決。」這至少說明，高層對基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表現在基層」的問題是有認識的，所以才要協同解決「根子在上面」的問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基層治理研究員對《香港01》表示，《方案》所列明的12大項問題，其實都是「表現在基層、根子在上面」。2022年7月中國還在嚴防嚴控新冠疫情之際，筆者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背後的頂層設計之問》中，曾以防疫過程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進行分析，「面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除了批評，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政策導向和頂層設計，亦在間接加劇本就積重難返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從《方案》回歸到政治現實，全黨大興調查研究自有其歷史邏輯、理論邏輯、現實邏輯，中國今天面對的內外挑戰也不可謂不大，但其中的關鍵，還是決策層能否在紛紛擾擾的世界變局中把握社會脈搏，走進問題，真正做到以人民為中心。

於外部，世界百年大變局愈發凸顯，中美新冷戰已成為最保守估計，台海局勢成為引爆危局的不定時炸彈，雖然前台灣總統馬英九以祭祖名義訪陸已經啟幕，大陸也給予了高規格的接待，但仍無法從根本上化解台海危局，因為台海背後是中美的結構性矛盾在起作用。對於中美之外的其他國家而言，經濟現實主義和政治站隊的平衡將面臨越來越大的考驗，這方面，已經啟程訪問中國三地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無疑是最有危機感的國家領導人，新加坡的平衡術將成為越來越多國家學習的標杆。這樣的國際局勢，對意欲在國際場合展示大國領導力的中共和習近平來說，既是挑戰，當然也是機遇，中國推動沙特伊朗復交，並正在俄烏問題上積極斡旋，便在於此。

於內部，雖然三年疫情在表面上已經成為過去式，封控已久的人們也急於告別疫情，但這場疫情對中國造成的全方位衝擊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其中最大的衝擊，就是公共信任。雖然疫情三年作為一個整體看，中國在早期取得了不錯的防疫實效，但民眾的主體記憶往往又取決於近期，所以上海疫情以來的防疫亂象，構成了人們對疫情三年的總體記憶，並切實衝擊着政府公信力。這樣的衝擊，也突出地體現在後疫情時代，比如近期圍繞「孔乙己脱不下的長衫」和「年輕人上班上學不如上香」的爭論，人們不買賬官媒言論一方面說明官方輿論場與民間輿論場的巨大鴻溝，另一方面也是公共信任出了問題。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此前在接受《香港01》專訪時也表示，疫情三年的最大沖擊是公共信任，「中國社會對專家和政府的不信任感短期內會變化那麼大，這有點超出我的想象。這樣的不信任感，並不僅僅存在於批評性知識分子群體中，也存在於原本對政府和專家信任的群體中。這就意味着人們對未來沒法有穩定的預期，大家生活在擔心中，這是疫情對中國社會最大的一個衝擊。」

早在2002年11月，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在香港進行為期三天的考察訪問，期間朱鎔基出席特區政府舉行的歡迎晚宴，並在晚宴上發表講話，在談到有無治港良策問題時，朱鎔基講了一個故事——「我記得1998年的時候，美國克林頓政府的副總統戈爾（其實他最近到過香港），他見我，他說：『聽說你很崇拜Mr. Greenspan（格林斯潘，時任美聯儲主席——編者注）。』我聽了，我不太高興。我說，『我很尊敬Greenspan先生，我願意向他學習，但是他在美國乾得很好，到中國來不一定幹得比我好。』」緊接着，朱鎔基表達了自己的底氣所在，「我因為在中國搞經濟半個世紀多了，50多年了！我對於中國經濟的每一個脈搏的跳動，我都還是聽得出來的。」

聽得出來每一個脈搏的跳動，才能更好的研判民心、民意，才能更好地走進問題，進而規劃未來。這大概也是今次中共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關鍵所在，也是經過疫情三年消磨尤其是公共信任出現問題之後面臨的突出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