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連醫改抗議註定是一場「公婆之爭」

醫改放在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因其涉及範圍大，牽扯利益廣，都是一項難度極大的改革。中國新一輪醫保改革引發的武漢、大連等地的群體抗議，只是讓這一世界性難題從隱形走向顯性，從抽象走向具象。

基本事實面的情況並不複雜。早在2022年4月，因應於新階段的發展需要，國務院辦公廳出台《關於建立健全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門診共濟保障機制的指導意見》。隨後，中國各地紛紛出台配套的實施意見，並劃定了落地實施的時間表、路線圖。最早爆發群體性抗議的武漢，於2022年12月31日引發《武漢市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門診共濟保障實施細則》，定於2023年2月1日實施。內容包括職工醫保參保人的普通門診治療費用納入醫保統籌基金支付範圍，調整個人賬戶計入比例以及實施個人賬戶家庭共濟等三個部分。今次起自武漢、後來蔓延至大連的抗議，源自於參保人自覺個人賬戶的錢變少了，產生了被剝奪感，故開始走上街頭表達不滿。

為了平息事態，官方近期也在不斷通過媒體釋疑解惑。參保人個人賬戶的錢「縮水」多少？個人賬戶裏少的錢去了哪兒？為何要在此時推行改革？改革後參保人虧了嗎？誰是這場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圍繞這些問題，雖然官方反覆解釋，但民眾層面似乎並不買賬。

站在官方立場，醫保改革必然是一筆總體賬、長遠賬，按照東南大學醫療保險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江蘇省醫療保險研究會副會長張曉教授的解釋，「此次改革的核心關鍵詞是『權益置換』，即將原劃轉進醫保個人賬戶的約一半資金，放入大的統籌基金池，共同提高門診保障水平」。但對民眾來說，只能算短期賬、具體賬，「權益置換」使得個人賬戶錢變少了是很具體的、即刻的，而官方承諾的「參保人群均會從這次改革中普遍獲益」則是抽象的、隨時可變的。

從這個層面來看，這場被不少媒體冠之以「白髮運動」的抗議，從一開始就註定是一場「公婆之爭」，官方也好，民眾也罷，站在各自立場都很理直氣壯，也都有各自行動的充分理據，也因為這樣，當矛盾以群體性抗議這樣的形式呈現出來，官方再多的釋疑解惑，也無法在短期內奏效。再加上以年輕人為主的反封控示威所激發的民眾層面的「賦能感」，也即認為通過大規模的群體抗議可以改變政策、倒逼政府讓步，故此也讓今次以退休人員為主體的醫改抗議夾雜了理想主義的一面。

以結果論，雖然今次醫改抗議雷聲不小，但最終卻很難扭轉頂層設計。不過今次抗議仍有積極的面向：一方面，舉凡涉及到民眾切身利益領域的改革，比如醫療、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在推動之前務必要做好各方面解釋和鋪墊工作，畢竟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另一方面，隨着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不同階層維護個人權益的訴求不斷增長，表達訴求的方式也趨於「共同體化」，這對於各個地方社會治理現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過去地方上習以為常的維穩手段，只會讓矛盾進一步激化，不斷空耗本就脆弱的公信力。

不能因中國防疫後期的混亂否認前期的成效，同樣地，不能因今次醫改引發的抗議而否認中國醫改過去這麼多年取得的成績。2021年1月 28日，國家衛健委發布《全國第六次衛生服務統計調查報告》，《報告》數據顯示，調查地區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達到96.8%，比2013年提高1.7個百分點，城市地區和農村地區居民基本醫保參保率分別為96.1%和97.6%。該調查自1993年開始，每5年在全國範圍開展一次。2012年，英國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出版中國特刊，對中國醫改政策制定和實施給予積極評價，並認為如何提高醫保覆蓋率、降低成本、應對非傳染性疾病的巨大挑戰，是全世界都要面對的難題。中國的醫改進程、解決方案和經驗教訓，為激發討論提供了證據，這不僅影響中國的未來，也將影響全球的醫療模式。

所以今次的醫改風波，看似是特定群體利益短期內受損的應激反應，其實背後是早已有之的世界性難題。這也是為什麼當這樣的抗議發生後，不少揪著「氣球事件」不放的媒體並沒有將其放大解讀的深層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