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京大學姚洋・三｜香港問題：在儒家倫理與自由主義之間
導語：北京時間2月7日，習近平在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延續二十大報告，對於如何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發表講話。在講話中，習近平重申了中國式現代化五個方面的特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並直言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
提到「現代化」，很多中國人都不會陌生。因為自鴉片戰爭以來，被西方的堅船利炮叩開大門的中國，就不斷在「刺激—反應」模式下艱難尋求着現代化。從洋務運動的器物現代化，到戊戌變法的制度現代化，再到五四運動從文化上尋找病根，中國的近代史，既是一部充滿戰爭與混亂的歷史，也是一部探尋中國式現代化之路的歷史。日前，《香港01》記者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問題專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以下為訪談第三篇。
香港01：同樣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國化部分，您比較含蓄地談及了前三十年中國共產黨在社會改造過程中犯的錯誤，並認為「有些錯誤的後遺症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其中最重要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在您看來，「在革命時期，這種否定是必要的，因為舊制度是依託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的政治文化而存在的。但是，進入建設時期之後，黨更需要的是長治久安的理論以及促進經濟建設的實踐。」習近平在建黨百年大會上，第一次提出「兩個結合」，兩個結合也寫入了二十大報告和黨章。從全面反傳統到今天的擁抱傳統，在您看來，我們找到正確處理傳統與現代關係的路徑了嗎？
姚洋：我覺得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無論是所謂的自由派還是保守派，都拒絕傳統。在自由派看來，要全面擁抱西方的制度和主流價值觀，認為我們目前西化的還不夠。而所謂的保守派也拒絕傳統，他們擁抱什麼呢？擁抱西方的激進思想，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很多人沒有看到這一點，包括保守派自己，也沒有看到，保守派覺得自己在維護中國，實際上根本不是，他們仍然是在擁抱西方，他們還是沒有走出革命的話語體系。而自由派可以說走出了革命的話語體系，但同時又進入了另一個訊息繭房，也就是西方所謂的主流文明的繭房裏，兩者本質上都是反中國傳統的，很多人對中國傳統是嗤之以鼻的，一說到中國傳統，就覺得是腐朽的、沒落的，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
所以像我們這樣處於中間的人就很不受待見，左和右對我們都不滿意。之前我看到網上有搞馬列研究的人批評我，其實這也反映出一個問題，為什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麼難，關鍵在於那些搞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人拒絕中國化，當然他們可能也不知道怎麼中國化，包括我很多做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者朋友，他們實際上並不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對傳統文化也是一種拒絕的態度。他們還沒有明白，我們在經歷西方文明衝擊的過程中，通過吸收西方文明，最終一定要回歸到中國文化傳統中去。因為，要構建一個理論，一定要有一個根。就好比種一棵樹，種子是中國的，長出來的枝葉和果實具備了西方文明的特性。可能有人會反問：為什麼不把人家的果子直接摘了吃了？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還是生活在民族國家，還是得有自己的理論，自己的根，這在短期內不會變化。
1921年，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首次提出文化三路向，之所以文化有路向，在梁漱溟看來，是因為西方人、中國人、印度人持有的人生態度不同。西方文化面對的根本問題是人對物的問題，也即向外用力的態度，這是人類最先要面對的問題，重在「征服自然、利用自然」，這也是文化發展的第一階段；中國文化的核心問題是處理人與人關係的問題，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也即向內用力的態度，人與人如何相處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印度文化則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人否定人生，追求佛家思想中的解脱和最後的解放。需要注意的是，梁漱溟並不認為處於第二問題的中國和第三問題的印度沒有面臨第一問題的困境，而是認為同樣是實現物質的高度發達，但中國可以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非要沿着西方道路。不過歸根到底，這三大文明都對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
香港01：談到這個部分，我想舉一個具體的例子，那就是香港。我們知道香港受西方衝擊是以殖民統治這樣的劇烈方式展開的，在港英政府時期，英國在香港展開了系統的殖民教育，最終培育了香港西化的本土文化，從而在文化思想與意識形態上將香港與內地隔離開來。香港回歸後，中央並沒有推動香港的去殖民化，香港殖民地時期形成的價值觀念繼續進行「文化再生產」，以至於香港精英普遍認同西方世界，認定香港是西方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對中國文化和香港是中國的有機組成部分普遍缺乏認同。
我此前在採訪北京大學強世功老師時，他將香港問題歸結為「在儒家倫理與自由主義之間」。金耀基先生則認為，儒家文化在香港仍然是有生命力的，但是已經發生了轉化，並將香港形成的新的價值取向稱為「理性傳統主義」，這種「理性傳統主義」也是促使香港成為成功的新型工業社會重要和有利的文化因素。結合您前面談到的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以及對其他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吸收，您怎麼看香港的具體實踐？
姚洋：香港在港英時期覺得過得很好，殖民者將香港帶入了現代社會，而且比祖國大陸要發達得多，因此產生了一種自豪感，以及對西方文化的認同感、歸屬感。這種自豪感和歸屬感的背後，實際上是殖民者帶來的，在特定的情形下回歸祖國後，很多人心裏的彎還沒有轉過來，因為對這種優越感所謂何來沒有搞清楚，於是就形成了一種扭曲的優越感。具體到香港在殖民時期的現代化，可以用經濟學裏的一個「收斂理論」來解釋，那就是當一個地方採取和中心國家同樣的制度，然後和中心國家進行貿易和人員往來的時候，就會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就像東歐加入歐盟之後，經濟增長非常快。
但香港丟失的是什麼？就是丟失了文化的主體性，雖然香港早年的電影和歌曲中還是有很強的文化底藴，知識分子群體也還是有，但總體上已經丟失了很多。從香港看向內地，看向整個國家，文化的主體性不僅不能失去，而且還要為世界做出更大貢獻。我們可以跟日本比一下，日本的傳統並沒有因現代化而失去，但日本給世界貢獻了多少思想呢？很少。中國這樣一個有着五千年文明且文化從未中斷的國家，是要對世界有更大貢獻的。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學者會認為，二十大預示着「中國模式」來了，因為中國文化底藴就決定了其會有這樣的抱負。但西方也不用害怕，或者再強化中國威脅論，因為二十大雖然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次向世界表明中國的雄心，但這個雄心並不是要挑戰西方所有的東西，也不是要輸出中國模式，而且更加堅定地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