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避免轉型崩潰？改革開放是一面鏡子
自上海疫情爆發以來，中國似乎進入到問題和矛盾集中噴湧的周期。上海的「入户消殺」、「一人陽性、全樓隔離」引發民怨沸騰，法學界亦表達着對於如何守住法治底線的擔憂；同一時段爆發疫情的北京雖然未有全城靜默，卻不斷曝出核酸檢測造假問題，及後推出的強制「疫苗令」更是在輿論的一片聲討中被緊急叫停；河南儲户被賦紅碼事件，則成為又一起消解官民互信的極端案例，其後由此爆發的群體性維權事件，進一步引發人們對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的擔憂；在疫情的陰霾還未散去之際，中國多個城市的「停貸潮」，伴隨着第二季度經濟數據的出爐，切實加劇着人們對於中國未來的悲觀預期……
究竟該如何理解過去一段時間中國的問題與矛盾？人們還能對中國抱持積極期待嗎？放在過去三個月的周期中，中國無疑是問題不斷、百病叢生，有不少企業和人員已經用腳投票，以逃離中國的方式表達對中國的失望。但放在改革開放的周期中，中國今天面對的問題不僅可以解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和教訓，還能成為一面鏡子，為中國接下來直面問題與挑戰找到出路。
自上海疫情以來，《香港01》一直在呼籲，中國亟需重建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兩大基本共識：第一個共識是，持續不斷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可能與世界脱鈎、走向「閉關鎖國」；第二個共識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放在任何時候都不過時。（更多內容見《大疫撕裂中國 重建兩大基本共識到了最危急時刻》）
之所以反覆呼籲這兩大基本共識，在於這既是中國改革開放得以成功的關鍵所在，也是理解今天中國亂象叢生的一把鑰匙，因為說到底，今天中國所有的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的問題，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正是解決發展問題的有力抓手。換言之，經濟發展能在很大程度上彌合甚至掩蓋了各種尖鋭問題，以及消解了社會情緒，一旦經濟發展的紅利不再，進入中低速的新常態，問題與情緒自然如泄洪般噴湧而出，一發不可收拾。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回看回歸至今25年，香港之所以一步步走向泛政治化的泥潭，港獨勢力崛起，險些將整個城市推向失控的邊緣，最根本的原因即在於回歸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香港的發展與繁榮掩蓋了深層次矛盾，在回歸之際就應該解決的問題，比如國民教育的問題，一再被擱置，積累到一定程度，終以修例風波的形式，將多年積累的問題與矛盾來了一次總爆發。
在高速發展中積蓄資本和能量，在低速發展中發現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謀求更高質量的發展，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本身也是「正、反、合」過程。
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7月2日在中國國際金融30人論壇主辦的一場活動中發表題為《如何認識中國面臨的挑戰——基於外交史和改革開放史的思考》的主旨演講，將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歷程以2012年為標誌，分為前後兩大階段，並坦言這兩個階段有很大不同。「前一階段面臨的問題是改革開放之前形成和積累的，要解決的主要是經濟轉軌和高速發展問題；後一階段面臨的問題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和經濟起飛後出現的，要着重解決的是經濟社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問題。這兩大段面臨的問題起源不同，應對的思路也不會一樣。應對當前國內面臨的挑戰，關鍵在於如何從經濟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如何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還要解決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積累的諸多問題，如收入分配、環境資源、人口老齡化等，以及利益多元化下如何凝聚共識。」
所以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既是發展的陣痛，也是轉型的陣痛。在這階段，關鍵的問題在於，中國如何避免轉型崩潰。對於這一點，改革開放同樣提供了經驗。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在其主編的新書《中國與西方——當前經濟、政策與應對》中，便着重回答了這個問題。在林毅夫看來，儘管中國在過去40年轉型期的經濟表現非比尋常，但也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價。中國得以避免轉型崩潰的關鍵在於，當中國開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並沒有如同其他同樣遭受經濟崩潰、發展停滯和危機頻發的國家一樣，以新自由主義為旗幟，將華盛頓共識作為己任推動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這一戰略的立論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失利是因為政府過度干預導致了資源配置不當，故為了改善經濟表現，立即消除所有扭曲並結束政府幹預，以使市場發揮作用便順理成章。但隨着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改革之後，許多國家為了保住工作崗位、維持社會穩定而重新引入補貼和保護措施。概而言之，要想避免轉型崩潰，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缺一不可。
談到中國如何避免轉型崩潰，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教訓常常會被提及。在蘇聯解體30周年之際，曾兩度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講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接受《香港01》專訪時，將中國避免重蹈蘇聯覆轍、走向轉型崩潰歸結為三個方面：
其一，中國改革是「向前看」而蘇聯改革是「向後看」。鄧小平看清了中國社會面臨的嚴峻形勢和存在主要問題和矛盾，他毅然決然把中國人民的目光引向經濟建設，引向對美好幸福生活的嚮往和追求，而戈爾巴喬夫選擇了「向後看」，試圖以否定前人的方法獲得合法性，結果挑起了社會大混亂、大動盪，把社會引向新的紛爭，最後不僅是非沒有分清，整個國家也被葬送了。
其二，中國是「兩點論」而蘇聯是「單向度」。鄧小平的方法是，既然不知道改革什麼，就從不能改什麼入手，這是鄧小平的智慧，他以辯證的思維方式看待改革開放，他把否定「文革」左傾路線與堅持四項原則「對沖」，並以此設為改革開放的邏輯起點，由此出發，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修正，儘可能把風險放置於可以調整控制的範圍之內。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大膽改革，成功的推廣，發現錯誤趕快改！總之，鄧小平指導的改革開放的靈活雙向的。反之，戈爾巴喬夫則採取了「單向度」、「單車道」的有去無回的改革。
其三，中國是「摸着石頭過河」而蘇聯是「一攬子計劃」。「摸着石頭過河」的意思是，在改革開放的探索中強調實踐第一，從問題出發，靠問題推動改革開放，而不是事先人為制定一攬子計劃或搞什麼「頂層設計」。改革開放無現成經驗可循，改革現有制度和體制十分複雜，從問題出發可以避免主觀性、盲目性，可以避免系統性風險。「摸着石頭過河」還有一層意思是經濟試點，採用「試錯法」。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則是從「頂層設計」開始的，他的《改革與新思維》就是一個從理論到實踐，從國內到國際的「一攬子」方案。而社會問題是複雜的，社會進程是「單行道」，一旦失誤滿盤皆輸，連糾正的機會都沒有。蘇聯改革就是吃了這個虧。
經過40餘年，中國改革開放經受了不少考驗，同樣也經住了實踐的檢驗。當改革開放的步伐行進到今天，雖然內外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於外部，中美新冷戰、俄烏衝突伴隨着新冠肺炎疫情、氣候危機、糧食危機等，世界彷彿正在走向失序的邊緣；於中國內部，不僅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網路時代的蓬勃發展時刻都在加速傳導着社會各個角落發生的問題與矛盾，以及人們對於公平正義的訴求，但鄧時代改革開放依然是一面鏡子，既可以避免轉型崩潰，通過給予民眾更多自主空間來激發社會活力和積極性，也能透過迷霧看清未來的出路。
如章百家所言，「新興大國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會經歷一個外部環境趨緊的時期。」「面對外部壓力，要有多手細緻的準備，頂住壓力，適度反應，如此才能避免陷入惡性循環。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新興大國，中國必須重視培養健全的國民心態，擺脱歷史悲情主義，避免自負的民族主義，不卑不亢地與世界各國交往。」能做到這些，再堅守住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兩大基本共識，未來的中國，依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