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內地學者：與民族惡根性鬥爭 是這一代中國人的命
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蕭功秦。本文轉載自其微信公眾號「蕭功秦論評」，原標題為「在艱難時期如何安身立命：疫情中的思考」。
一 上海街頭出奇的寧靜
我住的小區是上海徐匯的一個封控小區，目前還沒有解封，但只要向居委申請通行證，還是可以出門看病的。在電話聯繫以後，我到居委填寫了一張表格，寫明最近兩次做核酸的時間與出門事由，居委大白蓋了一個章，我就可以憑這個申請單出門了。
五月四日清晨，我騎電瓶車去第九人民醫院看牙科門診。這是一個多月來第一次上街，頗有一種重獲自由的新鮮感。從小區到醫院的一路上，空曠的大街見不到一個行人，即使是快遞小哥也不多。往日繁華的林蔭道，連汽車也不見踪影，這種出奇的寧靜，倒還別有一番趣味。我就在路邊停車，拍了張街景照片作為留念。這可以說是上海建城一百多年以來未遇的奇觀，解封以後就再也看不到了。
40分鐘騎車途中，看不到一個交警。近醫院的一條小路邊上，遇到一個大白，他問我上哪裡去，我說去九院看病。他也沒查看我的通行證，就讓我走了。
醫院大廳裏人不多，相當於過去的五分之一，我在九院底樓掛號窗口看到一個掛號的老人讓人同情。掛號時他的核酸檢驗報告還沒有出來，等到報告出來時，他預約的專家門診號已經失效了。他向窗口裡的工作人員苦苦爭辯解釋，但對方回答，這就是醫院的規定，沒有辦法。
我真為這位老者擔憂，一個月不能出來看病，估計也不是小病，好不容易申請到了通行證，到醫院看病時卻遭到拒絕，這是多大的打擊？世上總有很多不幸的事，我們的制度規定是不是應該更人性化一些，來減輕普通人的困難與不幸呢。
這次疫情也顯露出我們社會中一些消極的東西，例如，某些官員素質不高，凡事一刀切，層層加碼，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上下反饋機制的不足，社會自組織能力的匱乏，人道主義文化的缺失，體制與社會文化中的種種短板也很多。
疫情中顯露出來的這些社會問題，會成為影響中國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國運的深層次因素。希望疫情過後，我們社會能從上到下，都對這場災難進行深入的理性總結與反思。古人說，「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社會困局中的經驗與教訓也是一個民族的財富，然而必須通過深刻的反思，才能轉化為民族的經驗資源。
二 與一位極端思維者對話
我把出小區治病的這段經歷與途中拍的相片發到朋友圈裡了，有一位我不認識的人士在我的朋友圈裡責問說，「你居然在空曠的大街上看出來別有趣味」！他極為憤慨，認為我是一個「麻木的人」，「對疫情中的苦難缺乏同情心」，並認為我不配是一個文人，他決定把我從自己微信中刪掉。
我在朋友圈是這樣回覆他的：在你刪除我以前，請容許我對你說一句。我特別欣賞俄羅斯作家格林說過的一句話，他說「我每天總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看到美麗的太陽升起」。
沒有艱難歲月中的浪漫和瀟灑，不配是一個真正的人。不懂得苦難中的浪漫和瀟灑，也無法理解真正人生。
格林是俄羅斯20世紀初期的一位浪漫主義作家，格林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始終保持著樂觀向上的精神。他以自己對生活的信心與熱愛，超越了種種人生苦難。他的中篇小說《紅帆》被改編成電影，並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中國放映過。當時我還是個少年人，我至今對電影中的浪漫詩意印象深刻。我之所以想到引用這句話，因為它曾是我在人生最艱難時刻的座右銘。
這位對我不滿的先生很快又回覆了，我以為他消除了誤解，會同意我的看法。沒料到的是，他說，「在垃圾堆上欣賞太陽，那是典型的犬儒主義」！並寫了一段帶有侮辱人格的話，他說，「都如你這般，如蛆蟲一樣，在糞坑裏看見一絲熱的大便就歡心雀躍」。他把我的話等同於「粉飾太平」，還要求我不要對他回覆。他寫道，「你回覆了，就是承認自己是蛆蟲了。」另外還寫了一些不宜引用的、不堪入目的罵人的話。
他的回覆讓我出乎意外，可以說，我遇到了一位具有極端思維的網絡人士。從人類的思想史上來看，無論是左的極端，還是右的極端，無論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的極端，無論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羅伯斯庇爾，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柬埔寨的波爾布特，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充滿著自以為是的「道德優越感」。凡是不同意自己意見的，就是動機不良，就是不正義，就是邪惡，凡是邪惡，就必須予以清除、打倒乃至從肉體上予以消滅。
「道德優越感」——「正邪」兩值分類——「有你無我」的鬥爭哲學，就構成了此類人士判斷事物的三步曲，就形成他們對世界萬物的解釋框架。他們甚至對情緒不如他們那麼激昂亢奮的人，也都判定為叛徒，投機分子與動機不良。理性與中道，同情地理解對方，在和而不同中，彼此交流互動，在他們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令人憂慮的是，當今中國的微信與網絡世界裡，國人處於左右兩個極端的撕裂狀態。各方都是惡語相向，把對方指責為動機卑劣的邪惡者。其實，他們雖然在幾乎所有觀點上勢不兩立，然而，在思維方式上，在判斷與表達觀點的「深層句法」上，卻是驚人的一致。這是因為，他們都有著文革激進文化的傳承。（眾所周知，無論是小偷還是警察，雖然角色不同，但講話使用的句法是一樣的。所謂的深層句法就來源於此。）
這讓我又想起了文革時期在上海嘉定工廠參加一次反帝遊行，當時有一部滿載牛奶的奶罐車，一不留神開到我們廠的遊行隊伍中間來了，遊行隊伍中的一些人大為憤怒：這不是破壞革命大遊行的罪惡嗎！於是一夥人衝上去，以「正義者」的姿態把駕駛員毒打了一頓，據說把司機的門牙都打斷了。（後來聽廠裏人說，那位可憐的被打者解釋說，由於滿車罐的新擠的牛奶必須立刻送去消毒，否則全廢了。為了趕時間，才不小心駛進了隊伍）。這是我親身經歷過的極端思維的例子。
讀到此人的回覆，絕對不能說自己會心情舒暢，好在多年來，我經歷了太多與極端思維人士的思想衝突與碰撞，也已經見怪不怪了。於是，我再次對他回覆說：
——災難與苦難中的樂觀，並不等於對苦難的讚美與歌頌，更不等於對自然災難中產生的種種次生災難與種種不幸的無動於衷，你把對苦難事物的態度，與苦難中的人生處世方式，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混淆在一起了。
—— 你罵得再厲害，我也不回敬，我知道極端文化在社會上是何等根深葉茂，我知道你實際上是一種極端文化的受害者。老弟，息怒，或許幾年以後你會清醒一些，或者那時候你會意識到自己錯了。
原以為我這封講理的信，會讓他理解，沒有料到他更為惱怒，他在短信中表示，如果我再回覆他，他就要開罵了。我已經領教了他發出的惡語的厲害，也不再與他聯繫了。
我們的網絡與微信中充滿著語言暴力，一方面，網上有人鼓吹要求政府派「志願軍」去歐洲，幫俄國打仗，凡是反對這樣做的人就是膽小鬼、漢奸、投降派，另一方面，我遇到的這位極端人士，僅因為我說「寧靜的街道上別有一番趣味」，就把我視為「粉飾太平」的「蛆蟲」來謾罵。近年來，中國民間的思想處於撕裂狀態，日益對立。
與這位極端人士交流，讓我感到一種擔憂，他的仇恨心如此之強烈，對不同意見的人如此勢不兩立，對激昂情緒者講道理是多麼蒼白無力，這件小事就足以說明。想用中道理性來說服左或右的極端派，是多麼困難。
三 與國人的惡根性告別
疫情總會過去，而未來中國可能會面臨更艱難的時代。
俄烏戰爭發生以後，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將更為嚴峻，新的疫情還會時不時地挑戰我們的神經，不斷讓我們付出更多艱辛努力。政府發出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的號召，表明在嚴峻的國際形勢下，「逆全球化」的時代已經來臨，中國勢必面對以往四十年從來沒有經歷的嚴峻的經濟局勢。人口出生率在持續下降，社會上的種種內卷化讓人們憂慮。每年有上千萬的大學生需要就業，社會上的待業人群卻在增加，中小企業經營困難重重。民間社會中左右撕裂的狀態並沒有改善，反而會在矛盾中進一步激化。此外，疫情中暴露出來的深層次矛盾，將持續影響我們未來十年二十年。
這些因素合在一起，我們必須為未來不確定因素的不斷增加做好準備。
有朋友問我，為什麼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了，局勢為什麼會變得越來越嚴峻？外部因素固然是一個方面原因，社會深層次的矛盾的暴露也是另一方面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在困境來臨時，我們國人應對困境的精神態度與文化手段，存在著巨大的問題。中國人身上極左時代形成的陳舊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殘存的極端思維會從假死狀態重新復活。一旦國際環境惡化，國內經濟困難出現，各種「陰謀論」思維、亢奮極端的狹隘民族主義、自以為是的「厲害國」觀念，受害者式的悲情主義，都會被重新激活，它們會取代人們的常識與經驗，並且具有傳染性。這是因為每個人思維中多少有過它們曾經的活動軌跡。甚至已經被全民否定的「階級鬥爭」的觀念，也會很輕易地回到我們生活中來支配人們的思維。加上人道文化的缺失，以及其他種種惡根性，其中有二千年來的專制統治形成的文化習性，也有十年動盪時代的左的思潮在國人精神與心理上積澱的文化慣性。都可能會在艱難時期不斷被激活。
事實上，前些年來，這些惡根性的東西，它們曾經淡出了我們的精神生活，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時， 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時，當時中國人的心態與精神狀態，要比現在健康得多，溫和得多，開明得多，中國人中的樸素的人道主義同情心，在國力上升時期也健康的萌發著，茁壯地滋長著，在民間表現出飽滿充實的生氣，基層幹部與群眾的關係也要和美得多，官員也要體恤民意得多，民間的戾氣比現在要少得多，那時社會上也遠沒有後來的「左右撕裂」與「厲害國」的狂熱。
舊文化，舊思維，舊事物在真正死亡以前，曾經會有一個假死階段，處於假死狀態的舊文化，一旦有了適宜的條件，就會從假死狀態重新復活過來，一旦被重新激活，它們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支配我們，影響我們，干擾我們走向新文明的努力。
我想起了一百多年前的嚴復，他在給他的學生熊純如的一封信中，寫過的一段含義深刻的話：
「華族終當強立，由此強立之先，以其有種種惡根性及種種不宜存之性習，故須經層層洗伐，而後能至。」
專制文明千百年來，以及文革極端時代以來，積澱了許多看不見的民族劣根性，這種文化性習太深厚了，要克服它們，遠比我們想像的更困難。
至於中國人要受多少磨難，才能走上真正的強立這一坦途？嚴復說了一句深刻的富有歷史感的話：「但問其惡根性及不宜存之性習之多寡矣足矣」。
我們內心深處這些惡根性的東西，存留越多，我們走向新文明的路途，就越漫長。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並如同防範新冠病毒一樣，警惕它們對們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的傳染、干擾與支配。判識這種種惡根性，並與之鬥爭，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命。
四 做一個樂天知命的人
有朋友問我，在上海疫情中，我是怎樣度過的。我回覆說，每天看微信中種種消息，往往讓我心焦，我也會思考產生這些問題的深層原因。另一方面，這並沒有影響我的寫作與讀書。
我說，我的生活節奏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在疫情前，我每天早上要在小區的牆頭打壁球六百次，每天都是滿頭大汗，一年就可以積累到十八萬次。現在封閉在家裡，我的運動量幾乎並沒有減少，我每天在家深蹲運動四百次，一個月就積累了一萬二千次。我比許多人更重視運動，堅持運動凡二十年，連脂肪肝都消失了，這是對我多年堅持「間歇性的高強度運動」的回報。
我絕不相信年歲上去了，就應該像烏龜一樣不動。健身的目的，就是為了讓自己有良好的生活與寫作狀態，我要保持健康的身體與靈敏的思維，來從事我的著述。可以說，我是疫情中受影響最小的人中的一個。我力爭做一個「樂天知命」的現代儒者。
什麼是樂天知命？對此我有自己新的理解，所謂樂天者，就是理解了宇宙的法則，理解了生命的含義，以及「善良終究戰勝邪惡」的千百年人類文明的大趨勢。這就是樂天。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因相信天道而樂觀。
凡生活中的一切惡事與災難，我的理解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在走向新文明的過程中，必須克服的障礙與付出的代價。雖然這種代價有時很慘重。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一個死不改悔的樂觀主義者。這種信念也是我的精神支點，它讓我可以避免悲觀厭世、虛無主義。抑鬱症是與我無緣的。
這種人生態度，得益於一位家鄉老者的啟示，那是1987年，我在長沙開會後，順道回家鄉衡陽探親，見到我堂哥的一位患難之交，他曾是民國時期的一位老縣長，十年動盪時期的生活當然是顛沛流離。
我問他，在那麼艱苦的生活中，他為什麼沒有想到自殺？這個重頭問題立即勾起了他的深思，他想了一會對我說，因為他一直研讀歷史，從歷史中，他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四人幫式的「法家」統治，從二千年歷史看，總是短暫的，一時的，不會長久的，中國文明源遠流長，中國終究會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這個信念一直支持著他，終於他還是等到了文革的結束，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時代。
樂天，讓一個人在困境中會有一種堅持力，一種韌性。我還記得十年動盪中曾有一個不幸的受迫害者，因為對人生絕望而自殺了，而自殺後的第二天，他的落實政策的通知就發過來了。由此可見，樂天人生態度是多麼可貴。
所謂知命者，就是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並不是由自己選擇的，一個人不可能選擇自己出生的時代與環境。既然命運讓你出生於這個時代，生活於這塊土地，就讓我們享受這個時代的美好的一切，也同時必須承受這個時代中的種種不完美。其中有歡樂，也有痛苦，有焦慮，也有慰惜，既來之，則安之。我們生活於這個世界，生活於當下，這是我們的命。
樂天知命，心懷善意，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好，讓自己在事業追求中，得到人生的充實。把我們從事的工作與事業，看作是人類文明洪流中的晶瑩的小顆粒。
如同我在青年時代讀過的小說《海鷗喬納森﹒ 利文斯頓》中的海鷗那樣，他在追求自我超越中，獲得了精神昇華，在他看來，世上沒有天堂，天堂就是越飛越高。讓自己成為文明進步大趨勢中的一個積極參與者。這就是我所秉持的樂天知命。
這幾天得知了一個消息，商務印書館一位編輯來短信告訴我，我在今年三月份新出版的小冊子《走出天下秩序——近代中國變革的思想視角》，上了「萬聖書屋」四月份的銷售排行榜。我的這本書並不通俗，原來以為不會有什麼銷售量，這個消息讓我還是有點意外的驚喜。
在這本書中，我分析了中國近代特定時期人們的思想觀念，是如何支配、影響了他們在關鍵時刻做出的歷史性選擇的。我閱讀了英法聯軍當事人的回憶錄，讓我搞清了火燒圓明園事件中的一些關鍵細節，例如，咸豐皇帝因對西方文化的誤解，而作出了一個突然的情緒化的決定，導致人質事件，從而改變了歷史。
在這樣一個浮躁的時代，還有不少人在認真讀書思考，真是「德不孤，必有鄰」。這也是對著書人的鼓舞。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我從來不去想自己的年齡，期待著還可以寫作思考閱讀二十年。既然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能在93歲還再次當上總理，我們為什麼不能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我將在我的近萬藏書中度過此生。我希望在離開這個美好世界的時候，能看到的是一個更美麗的中國。
我的座右銘是：尊重經驗常識，尊重社會多元，超越左右極端，務實理性中道，融入世界文明。在一個充滿複雜的矛盾與變化的時代，做一個有著內心的自由追求，又能樂天知命的知識分子。
我最喜歡的儒家先哲的一句格言是，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